土地与灵魂

土地与灵魂

黄岳年

2026年11月9日，作家雪漠在雪漠之约早直播中说，他几乎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全部俄罗斯文学作品，他甚至比俄罗斯人读得更多。

这句话，倘若放在别人嘴里，总不免有些夸饰的气味。但雪漠说出，是实的。一个西部的人，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一本一本，读到几乎找不见的地步。这不是学问家的博览，倒像一个种地的人，把一片远方的土地，一垄一垄地走熟了，哪块土松，哪道埂子高，闭着眼也摸得着。那片土地，是托尔斯泰的田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阁楼，是契诃夫的草原，是肖洛霍夫的顿河。

他说，他更喜欢托尔斯泰。一个把俄罗斯文学几乎读完的人，在高峰之间选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向外走的，把一整片国土、一整段历史、一整群人的命运都揽进怀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向内凿的，把一个人的颅骨撬开，让你看里面的风暴。雪漠也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到在《野狐岭》里用了多声部。可“更喜欢”这三个字，他给了托尔斯泰。这选择里有他自己的影子：他从大漠里走出来，写的是干渴的土地和土地上沉默的人。托尔斯泰的广度，是他天然认得的广度。当然，还有托尔斯泰的胸怀，他的悲悯，他的慈爱。

我年轻时也读俄罗斯。读得杂，读得浅。我抄过普希金的诗，也抄过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文字。

孙犁的架上，苏俄的书是占着一层的：《死魂灵》《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契诃夫文集》也在。他四十年代写过《托尔斯泰》，五十年代写过《果戈里》《契诃夫》，都是短文，不铺张。晚年文字，铅华洗却，老树疏枝，花叶落尽，清癯而瘦削。我读孙犁的读书笔记，觉得他谈论托尔斯泰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不肯放大的节制。喜欢是深的，说出来却淡。

鲁迅那一代人不同。他们在东京“盗火”。安特莱夫的《谩》《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浊味”，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都是拿来撬动旧世界的。鲁迅思想上向往托尔斯泰的“立人”，可一进入小说，托尔斯泰的影子就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灰暗、痛楚涌上来。那是一个盗火者的错位：他需要那团火照亮铁屋子。鲁迅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导师，教你怎样看世界；朋友，陪你站在黑暗里。

五四那代人看中的，是俄罗斯文学“为人生”的那一面。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七年，翻译进来的外国文学，俄国作品占了将近五分之二。茅盾说那时“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王统照说得直白：“俄罗斯文学则幽深暗淡，描写人生的苦痛，直到了极深秘处，几乎为全世界呼出苦痛的喊声来”。中国文学传统里有哀怨，有讽喻，有看破后的逍遥，很少有这样一种不留退路的、把苦难当作苦难本身来凝视的写法。“为人生”落到笔触上，就是“小人物”的发现。果戈理的一个小职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穷大学生，契诃夫的一个马车夫——让五四作家忽然看清了自己身边那些沉默的面孔。郑振铎喊“血和泪的文学”，鲁迅写祥林嫂、写单四嫂子，巴金说“俄罗斯文学对我一生的创作是影响最大的”，郁达夫从屠格涅夫那里认领了“多余人”，化作中国式的“零余者”。路径各异，底下的逻辑一样：俄罗斯文学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以照搬的形式，而是一组关于“人应该怎样面对世界”的提问方式。

习近平说“我们这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他数得清楚：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一口气十一位。“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他选托尔斯泰。三部代表作里，更喜欢《战争与和平》。他向往那种把一整片大地、一整段历史、一整群人的命运都揽进视野里的辽阔。一个在梁家河的山沟里读《当代英雄》的知青，一个在西部风沙里写骆驼客的作家——他们从俄罗斯文学里认领的，是同一种引力：不着急的、不取悦的、把整片大地都揽入怀中的大气。他说：“中国人差不多都会唱《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也算是中国民歌了。”这话听着轻，底下却重。那些从俄罗斯大地上长出来的歌与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外来的”。它们变成了几代人共同呼吸过的空气。

喜欢托尔斯泰的人，都是有大爱的人。

这话直白，也说得满。托尔斯泰的大爱，不是见谁都点头的温吞。他写安德烈公爵躺在战场上望见天空的那一刻，写彼埃尔在俘虏营里和普通士兵睡在同一堆干草上，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人”。那种爱贴着地长，不挑对象，连拿破仑在他笔下也有片刻的可怜。他写安娜，写一个出轨的女人，写到最后没有审判她，只让她站在铁轨边，让你看见一个人被生活碾碎时的那种寂静。他的眼睛是一口深井，你往里看，看见的是整个人间。

可这话也得留一点余地。鲁迅也读托尔斯泰，也受他“立人”思想的影响。但鲁迅一进入小说，托尔斯泰的影子就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灰暗涌上来。鲁迅的爱是另一种，更冷，更硬，像一把刀，先切开，再缝。他不是不喜欢托尔斯泰，他是太清楚那副药治不了他面前那个病。托尔斯泰的爱是平原，站上去看得远，走得慢。也有人是在深渊边上学会爱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人是在手术台前学会爱的，比如鲁迅。都爱，姿势不同。

雪漠是特别喜欢鲁迅作品的人。这一点，读他文字的人大约都看得出。他的笔下有一种不肯绕开黑暗的倔，有一种在沉默里憋着声音的力，那里面有鲁迅的影子。鲁迅从俄罗斯文学里拿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浊味”和安特莱夫的“幽深”，雪漠又从鲁迅那里接过了那种对着灵魂说话的方式。这条线，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到二十世纪初的东京，再到二十一世纪西部的一座小城，一直没有断。

可雪漠的阅读版图不止俄罗斯，也不止鲁迅。《红高粱》作者的书，他也是出一本就买一本。买来就读，读完了，心里存着一个念头：要把这些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儿子。这是朴素的，像老农留种子，把最好的穗子收在瓦罐里，挂在梁上，等来年下种。书这东西，说到底也是种子。一个人读了一辈子，读到骨子里去的那些，最终不只是自己的。他想把它们传下去，留给下一辈。这念头里有中国读书人最古老的一种心思：书香传家。雪漠想要传的不是功名，不是学问，是那些真正在他灵魂里扎过根的东西。托尔斯泰的辽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鲁迅的冷硬，红高粱地里那股子野气——他把这些混在一起，吞下去，长成自己的骨头，然后想把这骨头里的东西，留给儿子。

从鲁迅在东京“盗火”，到梁家河山沟里一个知青翻开《当代英雄》，再到雪漠在清晨的直播里有些絮絮叨叨的淡淡地说一句“几乎读完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走了一百多年。先是被拿来照亮黑暗，后来沉入个人的生命，最后化成了几代人共同呼吸过的空气。而在这条路的旁边，还有另一条路：鲁迅的书从书架上递到雪漠手里，莫言的书从书店里一本一本买回来，放进儿子的将来。文学的传递有时候是这样一种朴素的接力，一个人跑完自己那一程，把手里那卷东西裹好，搁在下一辈够得着的地方。

文学的营养从来不问从哪里来，只问你有没有一个足够深的容器去接住它。雪漠的容器是在大漠里烧制的，粗陶质地，不精致，但有足够的厚度。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倒进去的东西，没有溢出来，也没有原样留在表面。它们渗下去了，渗进陶土的孔隙，和那里的泥土、风沙、汗水、眼泪混在一起。最后你看到的，是一只带着俄罗斯味道的西部陶器。味道在，器皿是自己的。

孙犁晚年有一句话，我总记得。他说，人越到晚年，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学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他又爱“大味必淡”四个字，曾多次抄录，乃至置于书房。

雪漠读俄罗斯，读到了骨子里。骨子里的事，说出来，反而淡了。淡到只是一句家常：国内能找到的，我几乎读完了。喜欢托尔斯泰，喜欢到骨子里去。鲁迅的书，喜欢。莫言的书，出一本买一本，读完，留给儿子。

如此而已。大地不说话，灵魂也不说话。可人站不站得住，靠的是它们。那些书，一本一本，从别人的土地上长出来，经过一个人的眼和心，最终变成自家梁上挂着的那一罐种子。来年下种，长出来的，就是另一片土地上的另一茬庄稼了。

     2026.11.9.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