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进入”的路径：在伦敦对中国文化与学术全球化进程的现场观察

“直接进入”的路径：在伦敦对中国文化与学术全球化进程的现场观察

最近一周内，我先后参加了两场在伦敦举行的活动，分别由来自中国的作家及其团队，以及学者及其团队推动和组织。两场活动在形式与路径上各不相同，却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

第一场活动于3月21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我是在参加完其他活动之后赶到现场的。相比之下，规模挺可观的。活动的题目是“英国高校学者新文学创作与跨文化传播——作家雪漠作品研讨及国际学术交流会”。回想2013年，我们曾在同一地点举办‘韦伯与中国：文化、法律与资本主义’国际大会，来自世界多国的学者参与，整体人数看上去活动的规模颇为相近。

雪漠是国际知名的小说家和文化学者。我曾编辑其著作《人心》的海外中文简体字版，并于2024年在伦敦书展发布。该书收入环球世纪出版社“中华概念”丛书，是一部具有明确思想指向的作品。近年来，雪漠以作家身份持续参与法兰克福书展等国际出版平台，通过多语种出版、现场活动与持续露出，逐渐形成稳定的国际读者群体与传播网络。其成功不仅体现在作品的跨语种传播与持续出版上，也体现在作者本人及其团队在国际文化空间中的持续在场与能见度。

由于我入场时活动已接近尾声，正好看见正在参与对话的几位嘉宾。其中两位我较为熟悉：一位是Hugo de Burgh教授，曾任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China Media Centre主任，我曾在该中心担任过数年客座教授；另一位是Yukteshwar Kumar博士，现任University of Bath中国研究课程主任。去年北京国际书展期间，我曾主持过他与雪漠之间的对话。

在讨论的最后阶段，主持人邀请在场嘉宾用一句话留给听众。综合各方发言，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取向：从不同路径进入雪漠的作品，但都指向其内在的思想性。这也正是我们出版《人心》一书的初衷——向读者呈现一个作为思想家的雪漠。与此同时，这种多路径进入同一文本的过程，也在不同学科与文化经验之间生成了一种转文化的理解空间。

活动结束前还设置了赠书环节。代表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接受赠书的，是伦敦大学语言、文化与语言学学院首席教学研究员，同时也是我们环球世纪出版社出版的《社科汉语研究期刊》的创刊主编之一——宋连谊博士。

最后，雪漠还与亚非学院的一位音乐教师合作进行了现场表演，对方以琵琶伴奏。这一环节使原本以文学与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活动，进一步延展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表达，也使现场氛围由讨论转向参与，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场”。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声音与身体实践被重新连接，学术交流不再仅停留于语言层面，而转化为一种关系生成的现场经验。

临别前，我与雪漠老师相约，今年5月初在我赴甘肃开展田野访问期间，前往雪漠书院参观，从其具体空间与环境中进一步感受作家写作所依托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二场活动于3月27日在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举行。来伦敦35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跨学科到考古学系参加活动。原本只是因为方李莉教授是学界朋友，出于礼貌前往支持，但同样令人感叹——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方李莉教授讲座的题目是“后农业文明：来自中国“瓷都”景德镇发展与转型的启示“，基于她在景德镇长期田野研究所提出了“后农业文明”观点，具有相当的启发性。讲座前后播放的短片，使通常的学术讲座呈现出一定的“表演性”，为学术表达增添了层次。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在伦敦大学学院的一周交流活动，主要由该校考古研究所遗产研究罗德尼·哈里森教授协调安排的。方教授讲座前放的短片显示，哈里森教授此前曾多次赴中国进行田野考察，均由方李莉接待与陪同。此次行程可以看作是一种延续性的互访关系：从中国到英国，回到了具体的大学场域之中，形成一种以个人学术联系为纽带的跨国交流机制。

方李莉是费孝通先生的最后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她继承并发展了费先生为其搭建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平台，目前会员已达四千人规模。讲座结束后，我们回顾了2019年共同组织的“费门弟子走费孝通之路”的美国活动，其中包括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系列活动。当时的计划还包括在英国延续这一学术路线，但因疫情等原因，至今未能实现。

有意思的是，在UCL讲座现场，有学者提出将景德镇的经验与南美智利进行比较的问题。这一提问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更早的设想：在原有英国访问方案中，曾包括前往英国“瓷都” 斯托克-特伦特Stoke-on-Trent 的考察，因为早在1981年费孝通来英国领取赫胥黎奖期间，皇家人类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曾安排他赴当地进行相关考察。这一未完成的比较路径，在新的学术语境中再次被隐约唤起。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两场活动呈现出两种不同但同样具有启发性的实践路径。 2022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雪漠在德国本土之外的国际媒体热点话题排行榜位列第一。雪漠以作家与团队为主体，通过国际书展与出版体系，持续进入全球文化传播空间；方李莉则依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平台，组织由12人组成的讲学与游学团队，在具体大学场域中展开交流。这两种路径在形式上不同，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趋势：以自身为主体进入目标空间，在在场中完成传播与交流，而不再主要依赖外部中介结构。

这一变化也与技术条件密切相关。方李莉的讲座虽以中文进行，但通过英文PPT与实时屏幕翻译，包括问答环节的即时互译，使不同语言背景的听众能够同步参与。技术的发展，使跨语言交流从“经由他人传递”逐渐转向“共同在场中的理解”，从而为这种以主体直接进入的实践提供了现实条件。

或许可以借用方李莉教授在其研究中对景德镇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判断——在转型过程中，总会出现一批“先锋人群”。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以文学与思想传播持续进入国际文化空间的雪漠，还是依托学术共同体在具体场域中展开交流的方李莉，他们都不仅是参与者，同时也是在型塑全球社会变化路径的“先锋人群”。他们的实践所呈现的，不只是个体的成功经验，而是中国文化与学术在当代世界中展开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讲座结束后，在reception环节，我为方李莉介绍了几位UCL人类学博士生，并与他们一同合影留念。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促成了她与这些人类学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引入，在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拓展了彼此的学术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