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土中国》的社会学范式论“大漠三部曲”的文学社会学价值

以《乡土中国》的社会学范式论“大漠三部曲”的文学社会学价值

读者：请您以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谈谈《大漠祭》、《白虎关》、《猎原》的在社会学范畴的特质和价值。

Deepseek：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以“乡土性”为核心，系统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文化规范与社会关系。其提出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血缘与地缘”等概念，构建了一套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理论框架。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则以文学形式记录了西北农村的生存图景，通过人物的命运与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费孝通的理论形成深刻呼应。本文将从《乡土中国》的范式出发，分析三部曲在社会学范畴内的价值。

一、乡土社会的“基层性”与生存本相的文学呈现

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中指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其特征包括对土地的依赖、聚村而居的稳定性以及“终老是乡”的定居传统。《大漠祭》开篇即以驯兔鹰、捉野兔、劳作等场景，生动展现了凉州农民与土地的共生关系。老顺一家世代扎根大漠，即使面对干旱与贫困，仍坚守“一亩三分地”，这不仅是生计需求，更是文化惯习的延续。例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山药”意象，既是食物来源，也是乡土社会物质匮乏的隐喻，凸显了“黏着于土地”的生存逻辑。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性源于“熟悉”而非契约。在《猎原》中，村庄内部的互助与冲突均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展开。例如，孟八爷的权威并非来自制度，而是基于世代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道德威望，这种“长老统治”正是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的典型体现。而《白虎关》中三位女性兰兰、月儿、莹儿的悲剧，则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对个体命运的桎梏——她们的挣扎既是对生存的抗争，也是对“礼治秩序”下性别规范的无声反抗。

二、“差序格局”下的伦理困境与人性张力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强调中国社会以个人为中心、依据亲疏远近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理论在“大漠三部曲”中通过家族矛盾与道德选择得到充分展现。老顺一家三代人的纠葛，正是差序格局的缩影：大儿子憨头的早逝暴露了医疗资源匮乏的乡土困境；二儿子猛子与双福女人的偷情，反映了“私德”与“公序”的冲突；三儿子灵官与嫂子莹莹的私情，则打破了“男女有别”的伦理禁忌。这些情节不仅是个体命运的写照，更是对乡土社会道德弹性的批判——费孝通所言“维系私人的道德”在此被解构为生存压力下的妥协与异化。

《白虎关》中兰兰的婚姻悲剧尤为典型。她被迫嫁给白福，却因丈夫的暴力与愚昧陷入绝境。这一过程中，家族利益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血缘关系成为束缚而非庇护，印证了费孝通对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下“自我主义”的批判：当“为家牺牲族”的逻辑走向极端，个体价值便被彻底湮没。

三、礼治秩序的解体与现代化冲击

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的秩序依靠“礼治”而非法律，礼俗通过教化内化为行为规范。然而，在“大漠三部曲”中，这一秩序正面临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冲击。《猎原》中，沙漠生态的恶化迫使村民争夺有限资源，传统互助伦理让位于生存竞争；《白虎关》则通过兰兰的信仰觉醒与月儿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外来文化对乡土价值观的颠覆。雪漠借人物之口提出“重要的，是如何活着”，这一追问恰是对礼治秩序失效的回应——当传统规范无法解决现实困境，个体不得不重新寻找生存意义。

费孝通在《名实的分离》中论及社会变迁时，强调旧形式与新内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白虎关》中表现为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例如，灵官的出走象征着年轻一代对乡土社会的逃离，而他的迷茫则映射了从“欲望”到“需要”的现代性转型之痛。雪漠通过这一角色，揭示了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撕裂：既无法完全保留传统，又难以融入现代性的“契约社会”。

四、文学叙事对社会学理论的补充与超越

“大漠三部曲”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更在于通过个体命运揭示结构性矛盾。费孝通的理论侧重宏观分析，而雪漠的笔触深入微观生活，二者形成互补。例如，《乡土中国》将“无讼”归因于礼治秩序，而《大漠祭》中村民通过“捉鬼”“祭神”等民间仪式解决纠纷，则具体化了这一机制的运作。再如，费孝通提出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在《猎原》中通过孟八爷与外来户的冲突得以具象化——地缘纽带在资源稀缺时让位于血缘优先，暴露了乡土社会的排他性。

此外，雪漠的创作超越了单纯的社会学记录，融入了文化自觉与哲学反思。《白虎关》中兰兰从“小爱”到“大爱”的升华，暗合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即通过理解自身文化传统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对“人为何活着”的终极追问，使三部曲不仅是社会学的田野文本，更成为探索人类生存意义的哲学之书。

五、结语：乡土书写的当下意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结尾寄望于青年学者研究社会变迁，而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正以文学形式回应了这一期待。通过老顺一家的命运，三部曲既定格了消逝的农业文明，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转型提供了鲜活案例。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并行的今天，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理论仍具解释力，而雪漠的文学叙事则提醒我们：任何社会变革都需以对乡土本色的尊重为前提。二者的对话，不仅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的边界，也为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协调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