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吉根：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克莱尔·吉根：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早些时候，女人们拿着花来了，花都是红的，颜色一种比一种深。她们等在教堂里，那股花香十分浓郁。风琴手再一次慢慢弹奏巴赫的托卡塔，但是疑虑的情绪在教堂的人群中弥漫开来。早晨的阳光已经掠过洗礼盆的花岗岩盆口，落进盆内。神父抬起头，注视着敞开的门口，穿绿色绸衣的伴娘们在那里静静伫立。她们身后，一缕青烟在四月的天空袅袅升起。烟散了，随风飘逝，约翰·劳勒带着他唯一的孩子走上台阶，准备把她交出去。

神父没有核对时间，就向众人表示问候，开始履行仪式。一开始，他话说得不够连贯，但是很快双方就宣誓完毕，杰克森把那枚朴素的金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在祭具室里，神父注意到新娘拿起那支沉甸甸的钢笔时手在颤抖，黑墨水在登记簿上留下的笔迹那么拘谨，而杰克森大笔一挥，清清楚楚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此时，神父站在外面，出神地望着教堂的庭院。这是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日子，天气晴朗，有风。五彩纸屑被吹散在墓碑上、人行道上，和通往墓地的小路上。那棵紫杉树上，有一小片面纱迎风发抖。神父伸手把它从树枝上摘了下来。面纱拿在手里硬硬的，不像是布料。他真想换掉这身衣服，走到教堂外的乡村公路上，穿过横路栅栏，一直朝河边走去。在田地之间的那块沼泽地里，他的出现会把那些野鸭惊飞。再往前去，到了水边，他就会感到平静，可是他一转动教堂门上的钥匙，就会面对街道，那里有他的职责。

今天，村里许多店铺都关了门。肉店橱窗里的金属盘子擦得锃亮，里面空无一物。布店窗户后面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只有报刊零售点的门开着，一个姑娘拿着剪刀在剪昨天报纸的标题。神父过了马路，顺着大街朝旅馆走去。这里曾经是新教徒的领地。旅馆两边的树木都很高，风在这里也变得很有人情味儿了。柳树间传来轻柔的细语，榆树们也仿佛在压低声音交谈。这地方有种气氛使人想起古老的过去：猎狗，长矛，纺车。历史上曾经有过乐趣。近代却全然不同，不堪回首。

外面的草坪上，新娘、新郎和亲友们聚在一起。伴娘们穿着花枝招展的衣服，被伴郎说的什么话逗得哈哈大笑。摄影师站在前面，告诉他们站在哪里，摆出什么样的姿势。神父走过红地毯，再一次跟新郎握手。新郎是个矮胖的男人，一双普普通通的蓝眼睛，身体里透着一股蛮力。

“祝你们一切顺利，”神父说，“希望你们幸福美满。”

“谢谢您，神父。您也进来跟我们一起拍张相吧？”他说着就让神父站在了新娘旁边。

新娘长得很美，婚纱让她肩膀上的雀斑暴露了出来。一串长长的珍珠衬着她的肌肤，看上去沉甸甸的。神父凑过去，但并没有碰到她，他注视着她头皮上的那道白线把富有光泽的红色秀发一分为二。她看上去很平静，但手里的花束却在颤抖。

“你肯定冷了。”他说。

“没有。”

“肯定冷了。”

“没有，”她说，“什么感觉也没有。”

终于，她看着他了。一双绿眼睛冷冰冰的，看不出任何表情。

“请大家往这边看！”

神父的目光掠过摄影师的头顶，看着天上的云。云移动得很快，遮住了太阳，把这场合法婚礼的影子投在草地上。

“太好了！保持别动！”大家僵住不动，照相机“咔嚓”一响，人群便开始散去。“现在给新郎全家照吧？请新郎家的人都站到前面来！”

旅馆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空气很闷热。前台旁有个女侍者在舀潘趣酒。还有一个女侍者拿着一把锋利的刀，站在那里切一条长长的熏鲑鱼。客人们排队去领叉子、刺山柑和鲑鱼肉。他们身边到处都是鲜花。神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花：盛开的郁金香，蓝色的风信子，像喇叭一样的剑兰。他站在一罐玫瑰花旁边，深深地呼吸。花香很浓。他突然想喝点东西，就转向吧台。

“您好，神父，”说话的是盾恩小姐，一个肥胖的女人，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裙服，“婚礼办得真像样。您安排得简短而精彩。”

“这没有什么，盾恩小姐。我希望他们能满意。”

“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她说，“您的判断可能下得太早。”

神父笑了。“你喝杯酒吗？”

“不，”她说，“我是滴酒不沾。”她双臂抱在胸前。

“滴酒不沾？”

“没错。滴酒不沾。如果您不知道原因，就呆到晚上看吧。”

“来一杯矿泉水吧？”

“不了，”她说，“我就等着吃饭了。”

神父意识到她是愿意自己呆着。他走到吧台，要了一杯热的威士忌。女侍者叹了口气，把水壶放了上去，戳起一片撒了丁香的柠檬，把一把勺子扔进一个空玻璃杯里。神父看着人群，等着有人来找他。跟他说话的大都是女人。这里有些人很爱说话，还有些人欠着他的钱。

杰克森太太是新郎的母亲，从外面的冷风里进来。她脸色绯红，衬着那件紫色的裙服，真是大红大紫。她脱掉帽子，却不知道放在哪里，只好又戴回头上。

“我可怎么是好呢？”她说。“老成了这个样子。”

只是一个老把戏，神父曾经喜欢但后来厌倦了：她们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而他几句话就让她们树立信心。总是在寻找别人的夸赞。

“别来这套了，”他说，“你看上去光彩照人。”

“上帝保佑我们吧，神父，您是不知道啊。”她说，把身子又挺直了一英寸。

“很容易知道你是个神父，”她的侄女说，“一般男人绝不会这么说。”她端详着屋子里的人，显然对那些男人感到失望。

杰克森太太没有理会这句话。“好了，至少办完了一桩事情。现在我只剩一个儿子了，上帝知道，我要留着他给我养老送终呢。”

“你认为他不会结婚吗？”

“谁会要他呢？一个招人厌的吃货。干起活来没命，玩起来也没命。”

“杰克森太太，你喝杯酒吧？”

“不喝，”她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去看看晚宴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个不属于这个教区的年轻女人靠在吧台上，等着别人来招呼她。她身边的理发师盯着自己的杯子。

“神父，您说这杯子是半空的还是半满的呢？”

“随你怎么想吧。”神父说。

“我说，我不知道您还在喝什么，”女人说，“但是毫无疑问，没有满就没有空，没有空就没有满。”

理发师皱起眉头，慢慢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一个女花童飞快地跑过，后面跟着一群孩子。热威士忌使神父平静下来，想起了年轻时那些冬天的夜晚。他开始想到圣诞节和他的母亲，母亲把浓烈的黑啤酒倒进布丁，让他搅拌，让他许愿。母亲鼓励他从事神职，但并不强迫。有一次，他还是祭台助手的时候，站在祭具室里，用手轻轻掠过那件法衣，那件白色长袍。冬天的日光洒在高高的窗户上，斑斑驳驳，教堂里，唱诗班在练习“你多么伟大”。在那一刻，他觉得道路豁然敞开，但是眼下没有时间思索这些事情了。新娘的父亲劳勒挤进来抓住了他的手。神父感觉手心里的是钱。

“麻烦您了，不成敬意。”劳勒轻声说。

“谢谢，”神父接受了，“我乐意效劳。”

劳勒是个鳏夫，在卡娄路上有二百公顷的地。丝绸领带打得很规矩，上面的条纹衬得西服的深红色针脚格外醒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品味的男人。他隔着吧台看着新郎，新郎低垂着头，在听另一个男人说话。

“你说，他那个兄弟站在那儿合适吗？”劳勒问。

“宴会不是很快就要开始了吗？”神父说。

“我们已经安排了，这样大家就不用无所事事地晃悠。他们很快就应该叫我们了。”劳勒沉默下来，又注视着新郎。“当一个女人打定了主意时，你可别去妨碍她。你最好躲她远远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神父安慰他道。

“也许是吧。”劳勒说，低下头，用擦得锃亮的大鞋尖蹭着凳子。“你得靠后站站，让她们放手去干，让她们去犯错误。麻烦就在这里。但如果你不想惹这个麻烦，你的麻烦会更多。”

舀潘趣酒的女孩拿着锣走进酒吧间。“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落座！晚宴要开始了！”

人群里传过一阵小小的惊讶。女人们去拿手袋。喝酒的人紧张起来，急忙又要了一杯。大家稀稀拉拉地朝舞厅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桌子。

“你知道我在哪儿，”神父说，“如果需要，尽管来找我。”

“但愿我不用去麻烦您。”劳勒说。

“随时来好了，”神父说，“我晚上基本上都在家。”

在男厕所里，他站在镜子前洗手，把额头上的头发往后梳。头发长得真快，遮住了眼睛，上次去理发店，头发剪得很马虎。伴郎多纳尔·杰克森走进来，靠在墙上解手。小便哗哗地冲在瓷砖上。家伙还没放进去，他就转过身。他的家伙真大，他很费力地把它塞进租来的裤子里。

“该死的装饰品，神父，”他说，“跟你自己的一样。”

“哟！”肯尼迪冲了马桶，走出隔间，大声说道。“这可没必要。你还能不能把那家伙收起来？”他半嗔半怒地说。“神父，别理这个混蛋。别理他。”

一出门，神父听见笑声。曾经，就在不久以前，人们会等到他听不见了再说笑。他必须到吧台去让自己重新镇定一下。婚礼很难对付。人们乱纷纷地敬酒、说话，而他必须在场。一个男人把女儿交给一个年轻人。一个女人看见儿子投入一个小女人的怀抱。这使他们不敢相信。有代价，有伤感，覆水难收。凡是当众承诺的时候，人们都会哭。

他站在柜台前，要了一小杯强力威士忌。女侍者把酒递给他时，说已经付过钱了。神父抬起头。柜台那边站着新郎，手里端着一杯新的黑啤酒。他举起杯子笑了笑。神父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小口。在此之前他从没有想过，杰克森或许已经知道了。

摆满桌子的舞厅里已经熙熙攘攘。银餐具闪闪发亮，烛光摇曳，椅子摩擦着光亮的地板。半个教区的人都来了。小规模的婚礼看来是不够用了。主桌已经坐满了人，只有新郎的座位还空着。他为什么断定主桌会给他留一个座位呢？他尴尬地在那些桌子之间走来走去，寻找自己的名字。盾恩小姐给他打手势，指给他看。他被安排在亲戚那一桌上。左边是新娘的舅舅，右边是新郎的姑妈。

“我发现他们把您跟别的罪人安排在一起了。”姑妈说。

神父没有回答。他们无关痛痒地聊了一两分钟天气，然后研究菜单。菜名是烫金的，有两种选择：奶油蔬菜汤或鳄梨螃蟹肉。然后是欧芹酱煮马哈鱼，或迷迭香炖小羊肉。新郎的姑妈认为没必要搞这么麻烦。

“直接给我们一片煮火腿不就得了？我们成长的地方离鳄梨很远。”她说，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许。

“不知道这马哈鱼是从哪儿捕来的，”西诺特说，“但愿不是我们那片水域。”他是个瘦精精的男人，不肯吃苦，还自己交待说偷过杰克森家山上的羊。

坐在主桌的劳勒敲了敲玻璃杯，人们安静下来。一位工作人员拿着麦克风过来，递给了神父。神父机械地开始说道：

“哦，主啊，保佑我们，您的赐福……”

人们纷纷低下脑袋。有人把一个哭闹的孩子从屋里抱了出去。神父刚说到“阿门”，一盘盘鳄梨和一碗碗热汤就端上来了。面包上抹了黄油。人们埋头吃喝。女孩们一手拿一个酒瓶，负责倒红酒和白酒。一盘盘烤土豆端上来了，还有蔬菜和卤肉。大家尽情享受食物，四下一片沉默，直到最初的饥饿感得到了满足。然后便开始说话了。

“您的体重一点也没增加，神父，”姑妈说，“请允许我问一句，您是怎么保持的？”

“我散步。”他说，长叹了一口气。

“他们说散步很管用。您走得远吗？”

“顺着道路一直走到乳品厂，再走到河边，”他说，“只要可能，我每天都走。”

“我知道那条路，”盾恩小姐说，“您去找过那个中国人吗，神父？”

“没有，”他笑了，“什么中国人？”

“啊，您不会认识他的——他不是基督徒——但经常有人去找他治病。”

“治病？”

“是啊。”她说着，伸手去拿盐。

“他到底住在哪里？”

“就在里德蒙家下面，在大篷车里。您知道那个干草棚后面吧？如果您真的往那边散步，肯定知道。”

“他是个难民，里德蒙家有亲戚是中国人，”杰克森家的那个男人说，“采石场的里德蒙雇他干活，现在他在那儿放羊。”

“听说他从没丢过一只羊，”布里恩说，“说句公道话，听说他倒是个好人，虽然做派跟我们不一样。”

“他不肯养狗。对狗有某种恐惧。”山上来的麦克·布莱南说。

“说不定他把该死的牧羊狗给吃掉了。”西诺特说，伸手去拿最后一个烤土豆。

“那么，他到底做什么呢？”神父问。

“我没说吗，他是放羊的。”盾恩小姐说。

“不，我的意思是，他能治什么病？”

“我也不太清楚，神父。我只知道有人去找他。我从来没去过。如果我哪儿不舒服，会去找接骨师奈尔。”

“如果你后背有个罗锅，那他就是个神医，”布里恩说，“但你可能会等在一条灰狗后面。”

“或者一匹该死的马！”西诺特说。“我不得不在一匹瘸腿的花斑马后面等了两个小时。”

一片笑声。

“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就去找那个中国人。”

“都是胡扯。他能管什么用？一句英文都不会说。根本没法跟他说清楚你哪儿不舒服。”

“咳，总有办法可以告诉他的！”麦克·布莱南笑着说。

“你可以指出来呀！”盾恩小姐说。

“你可以脱掉裤子，告诉他你是在教区的哪片地方长大的，然后就听天由命吧，”西诺特说，“他就是个中国人：吃狗肉，屙茶叶！”

“闭嘴！”布莱南皱着眉头说。“这里可有人穿着教士服呢！”

“嗨，”西诺特嘟哝着说，“我们都知道白色的教士服有多肮脏。”

笑声很快变成了一触即碎的沉默。布里恩在咳嗽。姑妈又一次直起刀叉。

“你知道什么叫肮脏，”盾恩小姐说，“你有五个姐姐给你熨平睡衣上的每道褶子。”

她是好心解围，但西诺特的话像闷火煎熬。神父用力切小羊肉。麦克·布莱南看着桌子对面，另一个男人拄着拐杖走过。

“说到骨头，”他说，“多诺修怎么了？”

“今天早晨被小母牛踢了一脚。”西诺特说。

“这下他该学会把手焐热再挤奶了。他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不肯去。”

“没法让他去。”布里恩说。

“他肯定家里放着拐杖。有两样东西绝不能放在家里：一是拐杖，二是摇篮。”

“这可是经验之谈啊！”盾恩小姐大声说。

“信不信由你，这话可再实在没有了。玛丽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我就把摇篮拿到院子里，一把火给烧了，”布莱南说，“她回家后差点把我给吃了，要我说，时间不是差不多了吗？当然啦，母鸡就喜欢在婴儿篮里孵蛋。”

“你有七个孩子，还是八个？”姑妈说。

“我有九个。”布莱南说，从口袋里掏香烟。“生了这么多孩子，还要到外面去卖苦力，多惨哪，是不是？”

主菜吃完了，忙碌的服务渐渐平静下来。出来把盘子撤走的是另一批姑娘。什么也没有打碎。谁也没有溜出去。甜品端上来了：杏仁馅饼加草莓，雪利甜糕，奶油。他们刚要举起勺子，开始新一轮的谈话，主桌的多纳尔·杰克森敲敲酒杯，站起身来。刚一站起，就又倒进了椅子里。人们都把目光转向他，沉默下来。竖起耳朵。有人忍不住吃吃发笑。伴郎试着又站起来。这次总算站稳了，但不得不靠在桌上，用手掌压住桌布。

“大家好！”他大声说，“大家好！”

新郎嘟囔着叫他不要胡说八道。新郎的话本不想让人听见，却通过麦克风传到大家耳里。

“祝你们大家开心！”伴郎喊道。“希望你们都吃饱了。”

说到这里他顿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他低头看着新娘。他看着他哥哥。

“当初我哥哥向这位凯特求婚的时候，我们都说他不可能把这么好的妞儿搞到手。”他看着桌布、酒杯、银色的盐瓶和胡椒瓶。“现在我们看到他成功了，唯一的遗憾是凯特没有一个妹妹！”他一推桌布，杯盘碗碟都跟着移动。一杯红酒打翻了，弄脏了白色的亚麻桌布。

西诺特意味深长地看着神父，然后笑了笑，又把目光转向伴郎。

“如果她有个妹妹，我们就能平分那片土地——”

劳勒赶紧把麦克风从他手里拿过来，这么做的时候不失绅士风度。他开始十分真诚地感谢大家的光临。他说他很高兴自己的独生女儿找到了一个好丈夫。他说他尽了全力抚养她好好长大，还说虽然她母亲没能在场，但他知道她正在天上看着他们，祝福这个日子。他称赞了食物、红酒和服务。他感谢神父主持的简单仪式，感谢伴娘到场作证，感谢新郎家的所有人。他欢迎新郎进入他们家，希望新郎一辈子善待他的女儿。他说除此之外他别无所求，然后就坐下了。

新郎展开一张纸，又依次轮流感谢大家，几乎是重复他岳父的讲话。新娘静静地坐着，周围都是讲话的男人。一位女侍者端着香槟过来，但新娘谢绝了。神父看着她坐在那里，手握住酒杯的柄，他恍然想起了什么。往事这样鲜活、这样清晰，他希望他是独自呆着。

蛋糕端上来的时候，大家鼓掌。新郎新娘站起来，抓住刀子。刀刃深深地切进蛋糕底层，他们例行公事地拍了照片。不久，蛋糕重又端了回来，切成了小块，撒上了糖霜。倒了茶，倒了咖啡。

劳勒小姐伸手拿起一个餐巾塞进她的手包里。

“做个纪念，”她说，“我已经有一打了。”

麦克风又递到了神父手里。他站起来做感恩祷告，却对自己说的话一点感觉也没有。最近他祷告时，他的祈祷都没有回音。上帝在哪里？他这样问。而不是“上帝是什么？”他不介意自己不了解上帝。他的信仰没有动摇——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但他希望上帝能够显现。他只需要一个证明。有的夜晚，管家离去后，他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跪下来，祈祷上帝告诉他怎样做一名神父。

大家必须赶紧吃完，然后把桌子收掉，腾出地方来跳舞。人们离开舞厅去酒吧间，去厕所，去外面的露天啤酒馆抽烟。这个时候，神父可以离开。他可以走向那些还没喝糊涂，还会记得他说过再见的人，跟他们握手。他知道在他家里，柴火已经准备好。他只要回去用火柴把它点燃。睡眠会来找他，这一天便会结束。

但他必须留下来参加舞会。他要留下来看他们跳舞，然后再走。

音乐开始了，是一首缓慢的华尔兹。“能和我跳这支舞吗，在我的有生之年？”新郎领着新娘步入舞池时，新娘的婚纱勾住了鞋边。她绯红着脸，弯腰解开。她已经摘掉面纱，所以脖子后面裸露着，只戴着那串珍珠。她直起身来，杰克森把她搂在怀里。她似乎挺情愿的。灯光照着她订婚戒指上的钻石，耀眼夺目。白鞋子跟着丈夫的步伐在舞池里起舞。他们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然后新郎的弟弟带着女傧相出来了。伴郎似乎脚底腾云驾雾。他也许说话不太连贯，但跳舞跳得不赖。伴郎跟着伴娘。他们看上去对自己没有把握，有点害羞。三曲华尔兹之后，音乐停了，伴郎问哥哥他能不能跟新娘跳舞。新郎看着他。劳勒站在舞池边缘，试着跟新郎对上目光。神父意识到自己很难无动于衷，尽管他说过绝不介入。新郎迟疑着，但还是同意了，很快，伴娘就跟新娘换了过来。

乐队加快了节奏，换成了一首快步舞曲。伴郎跳起了摇摆舞。许多年前，他曾在某个摇摆舞比赛中赢过名次，现在一心想炫耀一下舞技。他把胳膊架成拱形，新娘在底下穿过，从他身后出来，但新娘移动的速度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快。他把新娘推得旋转，可是当他想让她停止旋转时，伸手没有抓住她，只抓住了那串珍珠，他身子一转，链子断了。

珍珠劈劈啪啪洒落在地，神父怔住了。他注视着那些珠子落在光洁的地面，朝他这边滚来。一颗珍珠撞在壁脚板上，从盾恩小姐张开的手旁滚过。她叹了口气，看着珍珠滚向神父的椅子。神父一伸手捡了起来。珍珠在他手里温乎乎的，还带着新娘的体温。这比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更令他愕然。

神父走过舞池。新娘伸出双手站在那里。当他把那颗珍珠放在她掌心里时，她深深地凝望着他的眼睛。她眼里噙着泪花，但是她太骄傲了，不肯眨眨眼皮让泪水掉落。如果她眨了，他就会牵起她的手，带她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至少，他是这样告诉自己的。这是她曾经想要的，但是两个人很少在人生的特定时刻想要同样的东西。这恐怕是人类最艰难的一件事。

“我太抱歉了。”他说。

他看着她摊开的掌心里细细的纹路，看着珍珠一颗颗增多。他又抬起目光看着她的脸。劳勒凝视着他，但布里恩过来，打破了僵局。

“本来有多少？”布里恩说。

“有多少？”新娘说着，摇了摇头。

“哎，”他说，“你知道项链上本来有多少颗珍珠吗？”布里恩看着新娘，改变了语气。“哎，不要哭嘛，姑娘。只是一串项链。很容易就能修好。”

舞池里，新郎一把抓住伴郎的衣领。那只大手抓得紧紧的，脸气得煞白。

“你这个疯子！”他吼道。“你连一天都控制不了自己吗！”

出门又来到大街上，离开那可怕的音乐，感觉真好。风已经停息，树一动不动。一只乌鸦栖在一根树枝上，十分警觉。街上，在蓝天的衬托下，滚滚白烟从一个烟囱里冒出来。报刊零售店已经关门了，但是彩票销售点还有一台电视机在一闪一闪。神父在窗口驻足，看见一个姑娘捧着一本打开的书睡得正香。他很想进去唤醒她，告诉她这样会把脖子睡僵，但他径直往前走，一直走向教区住宅。他脚刚踏上那厚厚的碎石路，就知道自己没法走进去。他转身沿着街道走回来，经过加油泵，朝乡村土路走去。

这么说，她结婚了。他想象着所有可能发生的新鲜事，但这感觉转瞬即逝。他经过修道院高高的围墙，然后是商业中心的钢管栅栏。这里没铺柏油，只有土路，脚下踩着一些枯叶。有的地方很滑，他告诉自己其实他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他经过杰克森家的院门，那些牛奶盒还在箱子里竖着。时不时地，什么地方的田野或牲口棚里传来一声畜类的吼叫。今晚这个郊区的许多牛都无人喂食了。他信步走着，不让任何思绪占据他的头脑。走了几英里，他听见路面下有令人欣慰的河水声。

到了乳品厂，他转向猎人小径。黑梯山高高耸立，给田野投下奇怪的蓝色阴影。猎人们星期天做完弥撒就从这里回去。他们给教区住宅留下一些死禽：野鸡，鸭子，一只鹅。管家把它们挂起来，拔了毛，端上餐桌。神父不愿意想到这事，尽管他愉快地享用了那些美味，还有卤肉。

小径的尽头是一座老房子，荒凉的墙壁被爬山虎吞没。在桤木生长的那块湿地上，水面一阵躁动，扑棱棱，那群野鸭子飞了起来。扰得芦苇纷纷摇晃。神父立住不动了，看着天空寻找那只苍鹭。他每次走这条路都能看见它。此刻想要再看见它似乎不太可能，然而，它突然就出现了，一对翅膀缓慢地扇动着，托着它在天空划出宁静的弧形。

河里，睡意朦胧的褐色河水在流淌。就因为苍鹭依然存在，这宁静显得更加深邃。水面映出对岸树木的波纹状的倒影。一朵闲云在天空飘浮，那样苍白，那样突兀，像是另一个日子留下来的云。他想起了紫杉树上的那一片面纱，便把手放进口袋摸了摸。他把面纱拿出来，让它飘落下去。没等面纱落到水面，他就后悔了，他曾有过机会，现在机会已经失去。

她到教区住宅来的那天晚上，果园里薄雾迷蒙。那天是万灵节，他独自坐在客厅里，守着一堆旺火。白天他在医院里给一个年轻人做了临终祈祷，然后开车回来做晚间弥撒。这样的夜晚，他总感到孤独一人是多么难以忍受。他想到那个年轻人，想到自己仍然还很年轻。壁炉台上的钟走得很响。他往火里添了些煤，在地板上踱步。她来替她母亲要弥撒卡的签字。他请她进来，陪他坐坐。他觉得她是为了不得罪他才留下来的。他根本没想要碰她，可是当她凝视着炉火时，神父看着她头皮上的那道缝把深红色的秀发朝两边分开。他探身过来只想摸摸火把她的头发烤热了没有。他没有别的想法，但是她误解了他的手势，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他们总是在偏僻的地方幽会：卡霍尔或黑水湾荒凉的海滩上，阿文谷公路远处的树林里。一次，他们在海滩上碰到了盾恩小姐。她迎面朝他们走来，要转身躲避已经来不及了，不料就在要碰面的时候，她转身朝大海走去。她那天和后来都没有暗示曾经看见过他们。

季节变换，冬天又来了。他们出了远门，往北到寂静山谷，住在纽里镇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那天晚上吃饭时，她握着酒杯的柄，对他说她再也无法忍受。如果他不能离开神职，她就不会再这样来见他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回来的路上去了一处文物公园，倒退着穿越漫长的时光，从北欧的房屋院落，经过爱尔兰人工岛，再蜿蜒攀上新石器时代的坟墓。他们曾经站在一个人工湖的边缘，一条粗糙的木船在水中半隐半现。水面漂着一层厚厚的蒲公英种子。寒冷的风吹过芦苇，发出咝咝的声音，然而他们沉默着，彼此都知道从此一切都不会一样了。

现在，她结婚了。今晚，杰克森将把她领进洞房，脱掉她的衣服。神父仿佛又看见新郎弟弟的那家伙，那么大，怎么也塞不回裤子里。他靠在河堤上，揪掉几根高高的野草尖儿。他应该回到镇上，上床睡觉，但是他不愿意让这一天结束。于是，他朝相反方向走去，穿过田地之间的旋转栅门。粗糙的短麦茬变成了黄灿灿的麦浪。今年冬天真干燥。再往前走，是一片平坦的牧场，周围有羊群在吃草。看来这就是里德蒙的田地了。他抬头朝路上望去，看见那座大草棚的屋顶。旁边树荫里停着一辆大篷车，百叶窗周围透出耀眼的灯光。

他一看见大篷车，就告诉自己他不是为了这个才过来的。他最不愿意看见人，但是他的脚不由自主地带他穿过牧场。在醋栗丛那边一个僻静之处，有一片地方用木栅栏和铁丝围了起来。播种机排得整整齐齐，耙子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他推开那朴素的木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神父在园子里站了片刻，侧耳倾听。他没有听见里面有任何动静，便相信没人在家，上前敲了敲门。刚敲几下，他就转身离开，不料门却开了，一个中国人站在那里，穿着夹趾拖鞋，和一套宽松的运动装。

“好，”他笑着说，“进来吧。”

神父往后退缩。“晚上好。”

“好。”中国人说。

他不应该来的，但现在不进去似乎有些失礼。大篷车里面亮闪闪的：地板光可鉴人，床垫上铺着硬板板的白色床单。壶里煮着茶，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茶香。一盏明亮的灯上蒙着罩子。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色的，胶合板上刷着白漆。还有一个很大的锯齿状的垫子，和一本摊开的书。

中国人看着神父的脚。那双脏鞋子对这里不够恭敬。神父脱掉鞋子，把它们留在门外，他这么做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脚很臭。一个凳子端出来了。中国人的手脚真麻利。他是个动作敏捷的人，长得很精神，在自己家里轻松地走来走去。神父透过一尘不染的窗玻璃看着河面，心里又感到一阵妒意。

“对，”中国人说，“你烦恼。”

“我烦恼？”

中国人点点头。

“我没有烦恼。”神父说。

中国人笑了起来，他知道凡是有烦恼的人都这么说。他从架子上拿了一个玻璃杯，从罐里捏出一些茶叶，把开水倒进去。他把杯子倒满，递给神父。杯子烫得端不住。茶叶先是浮在表面，然后慢慢舒展开来，沉入杯底。味道是苦的，烫痛了他的舌头。

中国人盯着他看。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专注。中国人把袖子整整齐齐地卷到胳膊肘上，伸手过来摸神父。已经三年没有人碰过他了，陌生人双手的温柔令他惊惶。为什么温柔比伤害更使人无力招架？那双手干燥、温暖。当它们抚过他的下巴，环住他的脖颈时，神父使劲吞咽唾沫，盯着墙上的一张版画。版画上是一个朴素的雪花石膏的碗，以及碗的影子。

“对。”中国人走到床垫旁，拍了拍。

“什么？”神父说。

“好，”中国人说，“对。”

神父脱掉外衣，躺在垫子上。他仰面躺着，但那双手把他翻了过来。他的袜子被脱掉了。拇指按压着他的脚趾、脚跟，深深地探入他的脚心。中国人发出一声若有似无的低语，挪到神父身旁，开始敲打他。先从脚踝开始，以极大的耐心，一点点地上升到大腿后部。按摩臀部时，他用拳头使劲压进肉里。神父觉得忍不住要叫出声来，但那双手挪到了另一条腿，把腿里的什么东西挤入他的躯干，似乎他身体里的东西能从身体的一边倾倒到另一边似的。神父慢慢觉得他放弃了抵抗，他终于得到了那种平静。就让这个人敲打他吧。这种感觉奇怪，但是新鲜。他转过头，凝视着那个雪花石膏的碗。

跟劳勒女儿在一起的一些片断闪过他的脑海。跟她的亲密接触多么美妙啊。她说，对自己的了解位于语言的远端。谈话的目的是弄清你已经知道了什么，到什么程度。她相信在每次谈话中，都存在一只无形的碗。谈话，就是把冠冕堂皇的话放进碗里、把别的东西拿出来的艺术。在充满爱的对话中，你发现自己满怀善意，然而到了最后，碗里仍然空无一物。她说一个男人不可能在认清自己之后还独自生活。她相信，对肉体的认识位于做爱的远端。她的观点有时让他觉得沮丧，却无法证明她是错的。他记得客厅里的那个夜晚，她光滑的、点缀着雀斑的胳膊。还有她坐在纽里镇的床沿，替他缝衬衫纽扣的情景。第二天是他们的最后一天，早晨他们躺在床上，窗户开着，他曾梦见风把她身上的雀斑都吹走了。那天上午，当她把脸转过来看着他时，他说他不能离开神职工作。

此刻，中国人在按摩他的双手，把它们从手腕往后掰，最后神父以为骨头肯定要被掰断了。他的脑袋被托起来绕圈子，一圈比一圈大。膝盖压在了脑袋两侧。中国人正把什么东西从他的脊椎根部，从他的尾巴骨那儿拽出来，送入他的身体。有个硬邦邦的块垒梗在那里，但那双手并不理会。神父突然就感到什么东西从他体内消退，就像海浪从岸边退去，再形成新的浪潮——一声可怕的喊叫从他嘴里迸出，是她的名字，然后就结束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慢慢地坐起来，打量着屋里。他看着中国人，看着他的光脚，看着地面。现在更热了，他感到饥饿。那人又在把壶灌满，擦着一根火柴，似乎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谢谢，”神父最后说道，“谢谢你。”

中国人端着一杯热茶蹲在他身边。这个人快乐地独自生活在一个干净的地方。这个人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并从工作中得到愉悦。神父必须给他点什么。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劳勒付他的钱。中国人接过钱，鞠了个躬，但并没有数，只是把它丢进了厨房桌上的一只陶罐。

神父指着墙上的那张版画。

“这是什么？”他问。

“古老。”中国人说。

“空的。”神父笑着说。

中国人没有听懂。

“空的，”神父说，“不满。”

“对，”中国人说，“你有烦恼。”

神父找到袜子，到门外去穿鞋。蓝色的夜晚沉沉地笼罩在田野之上。他推开木门，听着门在身后关上的声音。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个世界。春天来了，干燥而充满希望。桤木噌噌地生长，白生生的枝干如同钢筋铁骨。现在一切看上去轮廓更加清晰。夜晚倚靠在栅栏柱子上。耙子闪闪发亮，被人珍爱和用旧。

上帝在哪里？他曾经这样问，今晚上帝回答了。周围的空气里弥漫着野醋栗丛的浓郁气味。一头绵羊从沉睡中醒来，走过蓝色的田野。头顶上，星星慢慢滑入自己的位置。上帝就是自然。

他想起在纽里镇外，他赤身裸体地跟劳勒的女儿躺在一张床上。他想起那些蒲公英的种子四下飘舞，想起他说过要永远爱她。他清清楚楚地想起了所有这些事情，却并不感到羞愧。活着真是件奇怪的事。很快，复活节就要到了。还有工作要做，要为圣枝主日写一篇布道。他顺着田野返回上坡的道路，想着他明天的生活，作为一名神父，尽自己的能力破译树木的古罗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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