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与凉州人》（1）

　　中国历史上的“凉州”，不仅仅是今天的甘肃凉州区。自汉朝建郡以来，“凉州”的名字换了多次，有时叫“武威”，有时叫“姑臧”，有时叫“西凉”，有时叫“前凉”……，其疆域，也时大时小。最大时，把大半个甘肃都占了，还扩延到周围几省，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不过，凉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以其地盘的大小来衡量。要研究中国文化，你不可能绕过凉州。比如：佛教传入中原时，凉州是最关键的一站，佛光西来，自此扩散，才有后来的格局；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就在凉州住过十多年，他对中国汉文化的了解，就是在凉州完成的。至今，他那个著名的焚不烂的舌头还埋在凉州，接受着历代过客的朝拜；要是你研究中国的建筑，那就更绕不开凉州了，北京西安等旧都城的模式，最初的源头，就是凉州。……总之，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发祥地就在凉州。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里，有许多相应的证据。
　　凉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兰州，西通新疆，山脉前隔，沙漠后绕，“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古浪峡被称为中国西部的“金关银锁”，最窄处宽仅数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于是，就留下了许多故事，比如：宋代的杨门女将，征西夏时，到古浪峡，走投无路，跳崖自尽，留下了“十二寡妇滴泪崖”的传说。西路军也在古浪峡跟马家军打过一战，死伤惨重。上次，我带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吴金海和黄韬去我家，路过古浪峡时，他们不由得惊叹：难怪西路军受挫，这儿，只要架挺机枪，就很难过去。的确，那是条狭长的走廊，峭壁千仞，势若蜂腰，中有小道，蜿蜒西窜。整个凉州，西边是祁连山，东边是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中间便是地理书上的“河西走廊”。扼住了凉州，就等于扼住了丝绸之路的咽喉。
　　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凉州便成为丝路重镇和经济交流的都会，同时也决定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凉州自古多安定。古谣云：“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凉州百姓爱好和平，从不排外，能忍辱负重，讲究“吃亏是福”，商贾往来，从不欺凌，渐成经济文化重镇，在唐代，就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之说。
　　凉州历史悠久，据考证，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就在这儿活动。四千多年前，这儿就开始使用铜器。春秋时，为西戎属地。当周幽王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后，攻入酆镐之地的西戎兵中，就有凉州人的祖先。战国后，凉州为月氏住地，后为匈奴休屠王所占。汉时，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袭击匈奴，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哭声动天：“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无繁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此后，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凉州始名为“武威”，归属中央版图。
凉州人爱好和平。几千年来，这块土地上，没爆发过一次农民起义。仅有的一次所谓“暴动”，是清末的抗清义士齐飞卿发动的。当时，官府对百姓的压榨已到极点，据凉州小调的唱词称：“娃娃要的爬爬钱，老汉要的拐棍钱。”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当时，据说与孙中山先生有联系的齐飞卿等人，便以哥老会为基础，鸡毛传贴，发动百姓，反抗官府。这次行动，被志书上称为“暴动”，但老百姓却叫“打巡警”。这一称谓，很有意思。前者融入了民族大义，后者仅是泄愤而己。凉州百姓可不管朝廷叫“清”，还是叫“明”。他们只管对方是否欺负了自己。有个凉州小曲儿，专唱这事：数千百姓，涌上街头，把巡警楼砸了个稀烂，群情激愤，气焰嚣天，但官兵一到，便作鸟兽散了。齐飞卿外逃，后来又潜回凉州，再次举事，却被堂兄弟告密，叫官府逮去，砍了脑袋。这便是凉州历史上最有阳刚气的一次行动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既无波及四方之势，亦乏其应有的坚韧顽强。这不是偶然现象，了解此理者，便了解凉州。
　　相对于战乱频繁的中国历史，凉州实在是个安定的角落。便是在元初，成吉思汗的铁骑如热汤泼雪一样，把世界上许多名城夷为平地、生灵们的血泪黄河般流淌时，凉州仍是个安定的港湾。同属河西走廊的酒泉，就被蒙古兵屠城，血如河海，头似滚沙，据说死了四十万人。那个叫西夏的王朝，更是被蒙古人的大笔，从历史上涂抹得一干二净，连文书也成了稀罕物品。可是，当时做为西夏陪都的凉州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盟——由蒙古王子阔端和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参加的“凉州会盟”。此前，西藏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此后，它正式归属中国版图。萨迦班智达圆寂后，就埋在凉州的白塔寺里。那灵塔，遂成西藏归属祖国的重要物证了。
　　在和平的港湾里打着酣美呼噜的凉州成了中原士人的避难所。每遇战乱，他们便来凉州避难，像胡三省在《通鉴》注示称  ：“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轨）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荟萃于凉州的士人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其文化上续汉魏两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继后，继绝扶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这笔文化财富的归宿有二：一是显文化，除成为敦煌学主要来源的那部分外，还有许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下来的古籍，其完整，其原始，其价值，不在敦煌出土的之下，有的完整程度，似乎超过了出土古籍。出土古籍中有的，这儿大多有相应抄本，而许多东西，却是凉州独有，如贤孝、宝卷等；二是隐文化，如民俗风情、民众心态、人们的群体性格等。时下，最应该研究的，正是后者。        
    熟悉凉州的外籍人都说凉州很“怪”，是难以捉摸的“怪”。——当然，本地人是见怪不怪的，千年了，也没人诧异过这“怪”。倒是觉出了“怪”味的外地人不久便被这“怪”腌透了，进而也情不自禁地繁衍出“怪”味，染上地道的凉州气了。
    汉唐以来，许多外来民族就这样被同化了。他们可以异常强悍地挥动金戈，驱驰铁马，纵横中原大地；但一入凉州，便无声无息地消融于凉州文化的大池塘里，连个水珠儿也没有溅起。
他们都成为地道的凉州人。
   　　也许，他们也曾觉出过凉州的“怪”，但甚至来不及叹息，自身便成为“怪”味的来源。
   　这是一个既异常封闭又能大度包容的怪圈，其丰富和独特举世罕见。一日本汉学家故称：欲了解敦煌学，不了解凉州不成；欲了解丝绸之路，不了解凉州不成；欲了解中国，不了解凉州不成。
　　相对的安定，导致了人文荟萃，而荟集的佛道文化，又成为安定的一个文化基因。久之，凉州遂形成一个文化怪圈。这个怪圈文化既有封闭性，又有包容性。其封闭性使其地域文化完全异于别处，即使佛道两教也打上了鲜明的凉州烙印；其包容性又促使了民族的大融合。秦汉以来，这块土地上先后有戎、翟、大胝、乌孙、羌、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满、回等民族，但久而久之，连一些本来独立性很强的民族也被同化了。
    在这个文化圈中，既能孕育天才的唐钟汉简铜奔马，亦不乏巫婆神汉师公子，高雅的西凉乐舞，通俗的贤孝宝卷，阳刚的攻鼓子，阴柔的民间小调，皆能各得其位，各具其妙。
    由于凉州文化之丰富且封闭，不少学者对凉州知之甚少，即使对西域十分熟悉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在写到凉州时也只能一笔带过。他可以写敦煌，写楼兰，写长安，但他写不了凉州。因为进不了凉州文化圈子，即使是天才的构想，也显得十分虚假。
   千百年来，主流文化的车轮可以在中原大地甚至边陲异域巨雷般滚动，但凉州文化怪圈却一次次将它拒于门外。面对外来文化的一浪浪冲击，怪圈坦然笑道：“你不可改变我。”有时，这个怪圈也会慷慨地敞开大门，但其目的不在于吸收，而在于同化。它可以开门揖“盗”，诱敌深入，而后同化你。
　  吸收与同化的区别在于前者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同化则是“腌”，像凉州人腌菜一样，把白菜、萝卜、芹菜等混在一起，撒上调料，直腌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一团和气。其时，优点与劣势并存，糟粕和精华共在，诸味相串，叫你很难用好坏来衡量。
　 在这个怪圈中，一切都被异化了，连“以戒为师”的佛教，也难幸免。你见过汉地有饮酒茹肉娶妻生子却被命之为“和尚”的吗？凉州有。在凉州洪祥乡，就有这种祖传的行业，可娶妻生子，可茹肉饮酒，平时是俗人，发丧成和尚，诵佛经，行佛事，并没人觉得大逆不道，老百姓只要认你，你就有生存的价值，就能以“和尚”命之。这虽是个别现象，其象征意义却很重大。
　 在凉州，你几乎找不到纯粹“拿来主义”的圈外理论。这儿决不可能如南方诸地忽尔这个主义流行，忽尔那个主义吃香，张口闭口，多夹生的外来名词。
　  翻开历史，每次时代浪潮在中国大地拍响时，带给凉州的，也许仅仅是涟漪。怪圈外山洪勃发，怪圈内死水微澜。时代的呼唤总很遥远，唤不醒沉睡的凉州人。偶有清醒者，也想震聋发聩地吼几声，但也许连个回音也听不到的。不久，他定然也会在连天呵欠的感染下昏昏欲睡了。我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写的就是这种生存状态。凉州是块奇异的文化活化石，很有了解和研究的必要。
  　可以说，明清之后，凉州人的群体性格便成为历史进程的凝滞点。这一点，可以用流传数百年之久的贤孝、宝卷、民间小调来证明。他们可能是绞去辫子的清朝人，甚至可在任何朝代发现他们的影子，独唯不能安在他们头上的，是“现代人”这个词。
　　　　　　　　　　　　　　　　　　－－选自《收获》2003年第2期
　　　　　　　　　　　　　　　　　　－－《新华文摘》2003年第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