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债务和死刑改变的小说家
可以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都在还债。
他的父亲是一个有贵族头衔的军医——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官场失意,因此一生嗜酒如命,再加上家底薄弱,死后根本没有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什么资产。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年不久,就遭遇了牢狱之灾。出狱后,一边写作,一边和兄长创办杂志。但是杂志很快停刊,兄弟俩负债累累——甚至搭上了他第一任妻子的全部家当。1864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伊萨耶夫和他的兄长相继去世。
压在身上的债务,和他那游手好闲挥霍成性的侄子,令他濒临破产。即使他疯狂地写作,依然入不敷出。万不得已之下,他想通过赌博来挣钱。曾有一段时间,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小说家每晚都会在彼得堡的地下赌博间,和一群醉鬼,对着轮盘上的骰子吆五喝六。
可是命运的骰子始终没有眷顾于他,很快,他的稿费消耗殆尽,更是债台高筑。生活的打击,令他先天性的羊角风频频发作——这样的情况只有在狱中才有过。
“活着本身就是一桩极大的不幸,在这不幸中间,又怎么能奢望在轮盘上走运呢?”他放弃赌博,一门心思地写作。然而即使如此,他仍有很多次不得不避居欧陆,逃避债主。熟悉陀氏小说的人都不难发现,在保证作品整体质量的情况下,他极尽可能地做到了冗长——他无非是想通过版面来换取更多的卢布。狡猾的出版商抓住他这一要害,联合起来压低他的稿酬——在当时,同一版面的文章,屠格涅夫的润笔是他的三倍。
“您信不信,我十分有把握,如果能像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那样保证我有两三年的时间写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会写出一部即使一百年后也有人谈论它的小说。”他曾在1870给伊万诺娃的信中如此抱怨——不过从今天的结果来看,他的作品超越他的预期。
直到遇见安娜之后,他的生活才有起色。《卡拉马佐夫兄弟》成功问世之后,在1880年年底——他死前不久,陀氏还清毕生缠身的债务。
“活着就意味着不停地还债。”我想,没有人比陀氏更能深刻地体悟这句话。
陀氏早年也算个革命党。在他青年时代,一度对“空想社会主义”着迷,并且参加了所谓的“彼德拉舍夫斯小组”。那段时期,每到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去参加讨论——《群魔》中很多情节就来自于他这段时间的经验。
在一间封闭严实的屋里,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辩论。黑黢黢的小屋,浓重的烟雾,昏黄的煤油灯,灯光把每一个人的脸都刻画地非常恐怖——然而没有人在意这一点。大家照本宣科地说着从书本上偷来的思想,然后是偏离正题、夹杂人身攻击的争论。话题越扯越远,最终不知怎么落脚在京城的那几起桃色事件上,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融洽。可是笑过之后,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陷入沉默——他们自以为肩负着俄罗斯的希望,在这种决定历史的场合中,桃色事件这类低俗的话题怎么能够摆在桌面上?而且,革命者是不能笑的。毕竟,革命是件崇高严肃的事!
1849年4月23日,陀氏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最终审定判处死刑。在死刑的前几天,他接到确切的执行日期。最初,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认为无论如何自己不会死。然而,在侥幸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察觉自己真的可能会死。有几天,他变得歇斯底里,脾气暴躁,先天性的羊角风频繁发作。在一次清醒之后,他忽然变得冷静了。他开始在狱方的同意下会见亲友,并和兄长从容不迫地交代后事。在整个谈话中,他远比安然无事的兄长镇定得多。
“还有好几天才执行!早着呢!”接受现实之后,他没有变得彻底的绝望。他想尽可能地利用这几天干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却找不出值得做的事。他连看书的心思都没有!更多的时候是在睡觉——他居然能睡得着!很多时候他在为此自责。
行刑前的那晚,他睡了一个好觉。翌日一早,他被押赴刑场。时间是在1849年11月16日。在路上,他暗自算着监狱到刑场的距离。
“还有一段距离!离死还早呢!”他镣铐啷当地暗自寻思。除此之外,他考虑更多的是面对死亡所需采取的态度。严肃,一定要严肃!死生亦大已!
时值彼得堡的严冬。朝阳已经迟到,它慢慢刺破浓如牛奶的晨雾,开始攀升。街道两侧是光秃秃的枝丫,一只快要冻僵的麻雀注视着陀氏一行。总之,一切都是灰色的。
“上帝已经感应到我要死!”他暗想,甚至对此有点满意。这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靴子里好像有一粒沙子,硌得他的脚生疼,每走一步都疼。但他觉得在死亡这件严肃的事情面前,不能抱怨自己的脚被硌得疼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是不体面的!
他忍着疼继续前进。他在街上看到几个孩子在抽陀螺,其中有个孩子的帽子的形状颇为可笑——像一坨屎。随即他开始自责:死到临头,怎么还有心思观察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是,世界还是不可抗拒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想对一切视而不见,但做不到!甚至到了刑场,他还无法把世界排除在视线之外。仿佛要被处决的不是他,而他只是一个观看行刑的人。
在刑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观看行刑的人。和他最初设想的不同,对于陀氏等人的慷慨赴死,人们并没有把它看得与众不同——大家只是来观看死刑,没有考虑到陀氏他们的死的意义。很多人甚至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们在交头接耳地聊天,话题不外乎家长里短,有些人甚至在笑!这一切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愤怒。他尽量转移视线。在刑场不远处的空地上,正在兴建一座大楼,几个工人在爬上爬下地扎脚手架。他感到纳闷——他们还兴建大楼干什么!
刑场布置完毕。由于绞刑架不够用,所以,分成三拨执行死亡。陀氏在第二拨。第一拨人已经被押上台子。
“轮到我还早呢!”他不是在欺骗自己,他确实认为自己离死还有一段。
第一拨执行死刑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除了神色有些类似过早起床的不悦之外,看不出什么两样!陀氏对这些革命同志的表现有些不满,就像一个导演不满一个演员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考虑自己行刑前的表情。他在思索要不要死前喊出什么足以彪炳史册的话?该喊什么呢?他没想好。他感觉在死亡面前一切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甚至虚是伪的,缺乏概括力的。但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思考着。
第一拨死刑犯的脑袋已经被套在绳索上,执行官向刽子手使了一个眼神。刽子手点了点头,按下机关。犯人脚下的活板猛然开启,他们一脚踏空,抽搐了几下,一瞬之间就断了气。
人群中迸发出惊呼。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也忍不住要失声大叫——不是欢呼,不是惊恐,就是想叫。他几乎忘了他自己马上也会得到这个下场。台上那几具尸体由于重力作用而下垂,他们仿佛被拉长而变细,挂在绳索上,摇摇晃晃,像是在寒风中摇曳的腊肉干。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不能相信台上那几个活生生的人一下子就死了。他感觉不真实,这一幕像是在演戏。最后,他妥协了——即使肉身可以瞬间死去,可精神能在一刹那间灰飞烟灭?
台上开始清理尸体,马上轮到第二拨。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感到恐惧,他安慰自己:就一瞬间的事,就像轮到我去买票了!在这时,传来皇恩浩荡的特赦令——死刑改为流放。
闹剧!他想。他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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