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老族长穆什郎伽

 

多丽丝·莱辛：老族长穆什郎伽

多年来我一直在父亲农场的灌木林里闲荡，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和其他白人农场一样，父亲农场的大部分地都是闲置着的，间或几小片土地有人耕作，其间是溪谷沟渠，野树稀草，灌木丛，仙人掌。草啊、灌木啊四处芜杂地横着。在那不知经过多少年岁孕育的非洲温暖的土地上，突然会冒出一块尖尖的岩石。太阳烤着，越过千里万里的灌木丛的风来吹着，岩石被侵蚀成中空的螺壳。小女孩坐在上面，眼里只有细细弯弯的小河和闪着微光的城堡。她嘴里唱着：“网儿撒得宽又宽，镜儿裂得劈啪啪……”

　　星型的红独角金草纤细精巧，叶儿弯得像教堂弧顶，远远的一束束阳光射来，下面是紧紧凑凑的红泥土。她推开排排青油油的玉米梗走着，似乎在努力召唤那低沉着嗓子散播不祥预兆的驼背黑妖：北方密林里生活的女妖马上就要来了，这里的玉米地都得退开让道，天上将落下厚厚软软的白雪，伐木工的熊熊大火将烧过成群的树干，最后只剩下她独自一人站在节节疤疤的橡树根间。

　　一个白人小孩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片阳光充足的土地，四野单调乏味，景致一点也不柔和。而日后她就要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了，把端盖豆树和棘刺树看作稀松平常的东西，让身体的血液自由奔流，应和这里四季的变迁。

　　可此时孩子眼里根本没有什么端盖豆树或棘刺树之类的东西。她读的书讲的是古怪小精灵的故事，她的河流舒缓而静谧，她能分辨出梣树和橡树的叶子，能说出英国那些浅溪里小动物的名字，尽管除此之外她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是眼前所谓“非洲草原”还是一点都不亲近。

　　正因如此，多年过去了，非洲草原仍然不真实，太阳是陌生的，风吹过说着难以辨认的语言。

　　农场里的黑人与这里的树木岩石一样的显得疏远。他们是混混沌沌、黑黑乎乎的稀薄一片，蝌蚪一样，没有脸，似乎活着就是为了侍候人，就是为了说“是啊、嗯哪”，然后拿着他们的钱走开。春去秋来，这些黑人也随之变化。他们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农场，就有这样稀奇古怪的需求，用不着什么解释。他们或由北下或从东来，长途跋涉千万里，走上好几个月——到哪里呢？说不定是遥远的约翰内斯堡，传说中那儿有金矿，收入也高得多；不会像他们原来待的地方，隔天发两捧玉米粉，一个月只有那么一丁点先令。

　　小孩子已学会了不把黑人当回事：书掉在地上，家中的黑仆会跑上好几百米去捡。人们叫她“妮可丝卡丝”：“女主人”的意思。就连和她一般光景的黑人小孩儿也这么叫。

　　后来，小小的农场不能满足她的好奇心了，她就臂弯里挎一支枪，由两只狗伴着，一天游荡好些里，从一个大水塘到另一个大水塘，从一座小丘到另一座小丘：枪和狗是她的盔甲，帮她挡开恐惧。多亏它们，她从未感到害怕。

　　一旦当地黑人进入视野，还在半里开外的地方，跟在她身旁的两只狗就会把那人吓得小鸟一样蹿到树上。假如他对此抗议（要知道用他那粗野的当地语讲话，这本身就很荒唐可笑），就是他没教养。路过的人要是心情好，就哈哈一笑，要不然就径直走过，根本不看树上气急败坏的人。

　　难得白人小孩聚在一起，他们就朝着过往的黑人大呼小叫，开玩笑寻开心。他们放出家狗，看黑人被追得四处逃。他们还把黑人小孩当成雏狗戏玩，只是在用石头棍棒扔他们时不会像对待狗一样毫无愧疚之心。

　　再后来，她开始为一些问题困扰了；但由于现有的答案并不那么容易接受，索性就用更加倨傲的行为举止把这些问题压制下去。

　　而且甚至连把家中黑仆看作朋友的想法都无从而生。因为一旦她和黑仆交谈，妈妈就会焦急地跑过来说：“过来，不许你和土人讲话。”

　　由于时时被灌输这种令人不悦的危机意识，每每家中黑仆英语说错了，或没能理解下发的命令，白人就自然而然地放声大笑，丝毫不加掩饰——有一种笑是由恐惧产生的，怕的就是恐惧本身。

　　14岁那年的一天傍晚，我沿着玉米地走着。地刚犁过，红土很新鲜，一团簇一团，像红色的海浪一直翻滚到远处的大水塘。四野阒寂，竖耳倾听，归鸟在树间悠长哀怨的呼唤；树叶、大地和天空全都呈现出深沉和金黄的色彩。我臂弯里夹着枪，脚后两只狗紧跟着。

　　在我前面，约莫百十来米的地方，只见大蚁冢边站了三个非洲人。我吹吹口哨示意家狗紧贴在我裙子旁，手里摇晃着枪朝前走。我以为那三人会后退留出路，恭恭敬敬地让我过，可是他们却步步靠近。两只狗仰头看着我，等我下驱赶令。我恼了，土人看到白人居然不让道，这简直是“没有教养”。

　　这时，其中的那个老人走上前，弯着腰，拐杖托着沉沉的身体。他头发花白，肩上散搭着一条暗红的毯子，像披了件斗篷。老人身后有两个年轻人，背着一大堆壶壶罐罐的东西，还带着长矛和斧头。

　　这三个黑人不同一般。他们不是来找工作的，而是有自己的目的，仪态中透出一股庄重，正是这庄重的神色让我说不出话来。我一面柔柔地对着狂叫不止的两条狗说话，一面静静地朝前走，一直走到离他们只有十步之遥的地方，老人停住了，把肩上的毯子拉拉紧。

　　“早上好，妮可丝卡丝。”他说道，口气和平常任何时候打招呼一样。

　　“早上好。”我说。“你到哪里去？”问话中夹着敌意。

　　那个老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了些什么，接着其中一个年轻人礼貌地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用英语回答：“我们族长这次来是想看望他河对岸的那些兄弟。”

　　族长！我思忖着，明白了是怎样一种自豪让他和我平起平坐——甚至还高我一等，因为他行为彬彬，而我却粗鲁无礼。

　　老人又说话了，流露出的那股庄重的气质，就像身上穿着一件祖传衣服。他仍站在离我十步之遥的地方，左右两个护卫。他说话时眼睛并不看着我（可能有点不礼貌），而是盯着我头上的那些树看。

　　“你就是巴斯·乔丹农场的小妮可丝卡丝？”

　　“是的。”我说。

　　“可能你父亲不记得了，”一个年轻人接过话替老人说道：“有件和山羊有关的事。我见过你，当年你还只有……”他笑着把手放到齐膝的高度。

　　我们都笑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这是我们的族长穆什郎伽。”年轻人回答。

　　“我会告诉爸爸我遇见了你。”我说。

　　“代我向你爸爸问好，小妮可丝卡丝。”

　　“早上好”我客气地问候，由于太久没这样谦谦说话了，竟觉得有点不自在。

　　“早上好，小妮可丝卡丝。”老人一面回话，一面退开让我过路。

　　我走过去，尴尬地提着枪，两只狗跟在旁边抽着鼻子狺狺狂吠，好像受了欺骗，没能像猎物一样追赶土人，这可是它们最喜欢的游戏。

　　没过多久，我在一本讲探险家故事的旧书里读到了“族长穆什郎伽的领地”这样的话。原话是这样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到河北面族长穆什郎伽的领地；我们希望得到族长许可，在他的领地勘探金矿。”

　　对于从小就接受“土人是供人使用的器物”教育的白人孩子而言，“得到族长的许可”这样的遣词简直太令人惊讶了。那些从来就不可能被抑制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而实际上它们一直在我脑子里酝酿发酵。

　　某天，一位当年的探矿者来到父亲的农场，说起逝去的岁月时用了同样的表达方式。他属于那些至今还带着斧头、帐篷以及用于把金子从碎石里过滤出来的淘金盘在非洲大陆上游走寻找被忽视的礁脉的探矿人。“这是老族长的领地。”他说。“从远处的群山开始一直延伸到河边，好几百公里。”“老族长的领地”，老探矿人如是称呼我们的辖地，他没有用我们为这片土地起的新名字——那个丝毫没有表示出篡夺领土意思的名字。

　　随着我读了越来越多关于非洲这片土地最早开发（最多不过五十年的事）的书，我发现老族长穆什郎伽曾经遐迩闻名，探险的、勘察的没有不知道他的。但当时他还年轻，也可能人们说的是他的父亲或叔叔——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无法确定。

当地黑人在他们的家园四处迁移时会经过父亲农场的一片地，就在那儿，我一年中数次见到老族长。我渐渐得知，广阔的红土地北上一侧有鸟儿鸣叫的那条道在迁移者眼中是“高速公路”。也许我心中一直萦绕着与老族长相遇的愿望：听他给我打招呼，和他礼貌寒暄，并准备着回答那些叫我头疼的问题。

　　不久，我便换了一种态度带枪上路：我用枪打猎，而不是靠它壮胆。同时与我相伴的两条狗也更规矩了。每每与当地人相遇，我们双方都主动打招呼，并接受对方的问候。渐渐的，我脑子里原存的那幅自然景象淡去了，我的双脚直接扎在非洲的泥土里，我能清楚地分辨树木和山冈的形状。一时间，那些黑人好像退出了我的现实生活：我站在一旁观赏当地人和当地的景物融在一起翩翩曼舞，那是一只非常古老的舞蹈，我学不会那舞步。

　　但我却想：这遗产也是属于我的，我在这里长大，这片土地不仅是黑人的，也是我的；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在车道或人行道上时，我们无需为了前行而设法动肘把对方挤下去。

　　在和老族长穆什郎伽交谈时，我应该让心中的敬意自然流露；白人和黑人应该和睦相处，容忍彼此的差异。这些看上去非常必要，当然也并不困难。

　　后来冒出了点新事情。一直在我家干活儿的是三个当地人：一个管厨，一个管花园，还有一个负责收拾房间。每当农场里的那些黑人做出什么决定，他们也跟着改变：在一地待几个月，就转移到另一处找新工作，或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他们要么是“好的”当地人，要么是“坏的”当地人，评价标准在于看他们佣人当得怎么样。偷懒还是勤快，忠顺听话还是目无主人。心情好时我们会说：“你能对那些黑黢黢的野蛮人有什么指望呢？”发火时我们就骂：“这些该死的黑人，没有他们我们过得比现在好多了。”

　　某日，一白人警察在片区值班巡逻时打趣地对我们说：“知道吗，你家厨房里可有个大人物嘞！”

　　“什么！”妈妈尖叫起来，“什么意思？”

　　“一个族长的儿子，”那警察似乎被逗乐了，“老人去世后，他就是整个部落的头儿啦。”

　　“在我面前，他最好不要摆什么族长儿子的架子。”妈妈说。

　　警察离去后，我们不得不对家里的厨子刮目相看了：他工作不错，但周末喝酒太厉害——之前我们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

　　这个年轻人个子很高，皮肤黑得像打磨光滑的黑金属，头发浓密，还学着白人流行的头式梳了个偏分，上面插了把小店里买来的黑金属梳。他很有礼貌，但十分拘谨，对主人家的命令反应很快。现在他的身份已表明，于是我们说：“那是当然，看得出来。血统总是起作用的。”

　　妈妈知道他的出身和前途后，便对他苛刻起来。有时发起脾气，妈妈会说：“要知道，你还没当上族长呢。”而他就默默地低下头，眼睛看着地说：“是，妮可丝卡丝。”

　　某个下午，他提出第二周星期六请一整天假回家，而不是按惯例请半天。

　　“你为什么需要一整天回家？”

　　“我骑车就要花半个小时。”他解释道。

　　我注意看他走哪个方向回家，紧接着第二天便去找那个村庄。我知道他肯定是族长穆什郎伽的继承人，因为我家农场附近没有别的村庄了。

　　那个方向出了农场后我就不熟悉了。我沿着陌生的小路前行，路过一座座小山丘，而在这之前，这些小丘还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和远处起起伏伏的地平线融为一体。这里是政府的土地，还未经白人开垦。开始我还不明白眼前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幅景象，只不过刚出农场，我便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一片葱绿广阔的山谷，其间穿过一条水光粼粼的小河，鲜艳的水鸟在激流上疾飞。草儿很密，抚在腿上却柔柔的，树木高大，轮廓清晰。

　　我习惯了自家农场的景致：那些由数百亩历经侵蚀变得粗糙的泥土滋润的大树，被砍来用作矿炉燃料后便长得弯弯曲曲、瘦瘦弱弱，草地被牛群踏平，留下无数纵横交叉的蹄痕，每降一次雨，蹄痕就深一点，最后成了道道沟渠。

　　而此刻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还处于原始状态。只有探矿者漫游到这儿，在岩石上打火，生出点点火花；或黑人迁徙时途经此地，夜晚就着某棵树生火，树干上留下了些许炭斑。

　　这里很静。早晨很炎热，鸽子咕咕低语；到了中午，公园似的宽广绿谷中，有的地方金灿灿的阳光照着，有的地方是浓浓的阴影。除了我没有其他人了。

　　我听着啄木鸟均匀急促的敲击声，背上好像冒出一丝冷气，顺着脊梁慢慢地一直爬上肩头。我紧住身子抽搐地抖了一下，发梢处生起的那阵刺痛传遍了身体，让我冷飕飕地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而我当时全身还汗涔涔的。发烧了？我捉摸着，不自在地看看双肩，突然意识到那是因为害怕。这太不同寻常了，甚至还让我觉得丢脸。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害怕。在非洲大地上独自走了这么多年，我还从未有过不安的感觉：起初是因为有枪和狗壮胆，后来是因为我学会了在遇到非洲人时，如何友善随和地与他们相处。

　　我曾在书中读到过这种感受，说在古老的太阳的照耀下，非洲这片土地是如何越发空阔和寂静，是如何在人脑子里留下越来越鲜明的形象，最后连鸟叫也让人毛骨悚然，甚至树木和岩石间还会冒出死魂灵。说你小心翼翼地走着，好像每走一步都会惊动一些年代久远的妖魔邪怪，而且背后还会突然出现什么巨大黑暗的东西怒冲冲地朝你一击。你看着盘根错枝的树丛，想像着哪里隐藏着小动物。眼前的小河缓慢地淌着，沿着台阶层层下滴，穿过水塘，分成一个个小水洼。深夜山羊到水洼边喝水，鳄鱼就冒出来，拽住山羊柔软的鼻子把它们拉入水中的洞穴。想到这儿，我栗栗危惧。我发现自己老在转圈子，生怕身后冒出什么不成形的骇人东西一把夺我而去。我不停地瞅着起伏的小丘，好像我每走一步、每换个角度看，它们就变了个样。于是，即使那些熟悉的标志物还在，比如打我开始注意它那刻起就为我的地盘守卫放哨的高山，阳光下小丘绵延的山谷仍开始变得陌生了。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没有方向，惊慌失措。我发现自己绕着圈子转啊转，紧张地瞅瞅这棵树又瞅瞅那棵，还费力地抬头看着太阳。此时，东方的太阳只剩下一绺，撒下日落般忧郁的黄光。应该有好些时辰了吧！我看看表，发现这毫无意义的恐惧不过持续了约十分钟。

　　关键是这一切都毫无来由。我并不是在离家十里之遥的地方：顺着山谷往回走，一会儿就能到农场栅栏；此刻站在村庄的小丘之间，还能隐隐望见某邻居的屋顶，只消几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些身子缩成一团对着夜晚满月狂吠的狗，感到的就是这种恐惧。这恐惧与我的所思所感无关；与其说让我不安的是肉体的感受，还不如说是我被恐惧攫住这一事实。我不着声，一步一步地走着，思绪不定，还旁观者似的反观自己神经紧张、目光焦虑的样子，几分好笑，几分厌恶。我有意让自己开始勾勒正在寻找的村庄的样子，构思着自己进了村子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否能找到那村庄，这还是个问题。因为我走得是那样漫无目的，而村子可能坐落在这千百里灌木林中任何一块地方。正捉摸着那村庄，我发现原来的恐惧中又多了一种感受：孤独。心中注入了这种被孤立的惊恐，我几乎难以迈步了。如果不是在一小丘巅上看到脚下横着个村子，我肯定打道回府了。那是树丛中空地上的一簇茅屋，远处有一块块匀整的玉米地和南瓜地，树下还有游荡的牛群。茅屋间的家禽挠着痒痒，狗躺在草上睡觉，毛茸茸的山羊点缀着村庄。一条河的支流从这儿淌过，好像一只臂膀搭在村庄上，村庄一直延伸到支流以外的地方。

　　走近后，我发现房屋墙上装饰着红黄棕三色泥土的图案，甚是可爱；稻草一捆捆扎着，井然有序。

　　这里的院子和我家农场的截然不同。当地移民在我们那儿只是暂时栖居而已，他们并不在那儿扎根，房子也污秽肮脏，无人照管。

我有点无所适从了。这时，我看见一个黑人小孩坐在干木头上玩穿着线的葫芦，光着身子，只有脖子上戴了一圈蓝珠子。我招呼他说：“去报告你们族长，说我来了。”那小孩儿把大拇指塞到嘴里，怯生生地盯着我。

　　我就站在这看上去被人遗弃的村口处踱步，几分钟后，小男孩儿一溜烟地跑开，随后来了几个女人。她们身上裹着鲜亮的布，耳朵和手臂戴的黄铜首饰闪闪发光。她们也缄默不语地看着我，接着转过头彼此喋喋交谈起来。

　　我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可以见穆什郎伽族长吗？”我看出她们听懂了我说的名字，但她们还是不明白我到底要干什么。就连我自己也不明白。

　　最后，我从她们中间穿过，经过茅屋，只见宽阔的树荫下有一片空地，十来个老人盘腿席地而坐交谈。穆什郎伽族长背靠着树，手中拿着葫芦，葫芦里装着酒。他看到我来，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看得出他并不高兴：也许见我如此怯怯羞羞、不知以何种礼仪来应对这样的场景，老族长觉得很难受。在我家农场与我见面，这是一回事；但我不应该来这里。我有什么指望？我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一个白人小女孩像白人男人一样在大草原上独行，这已经不是什么好事了；更糟的是还到了这片只有政府官员才有权踏入的灌木林。

　　我仍站在那儿，傻傻地笑着。身后聚了一群穿着鲜艳、叽叽喳喳说话的女人，她们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又警觉，又好奇；我前面是那些老人，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眼里流露出防备和漠然的神情。这是个由老人、孩子和女人组成的村庄。连族长身旁跪着的两个年轻人也不是之前我所见过的，之前见过的那两人正在白人的农庄和矿场工作。老族长须依靠那些暂时休假的亲戚陪伴。

　　“小妮可丝卡丝跑到了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老人最终还是评价了一句。

　　“是的。”我同意他的评价。我想说：“穆什郎伽族长，我是带着友好的感情专程来拜访你的。”但我不能这样说。我当时应该有种迫切的愿望，想把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当作人来认识，同时也被他们当作朋友。但我的好奇心更重：我一直想看看这个某天会由我家寡言忠顺、周末醉酒的年轻厨子来接管的村庄。

　　“欢迎巴斯·乔丹的孩子。”穆什郎伽族长说。

　　“谢谢。”我应道。除此之外我就想不出说什么好了。接着便是沉默，苍蝇飞来在我头上嗡嗡地绕圈，风轻轻地摇着老人上方枝叶茂盛的大树。

　　“早上好，”我还是开口了，“现在我要回家了。”

　　“早上好，小妮可丝卡丝。”穆什郎伽族长说。

　　我离开了这个冷淡的村子，告别了山坡上瞪着琥珀似的眼睛的山羊和凹地上高耸的大树，走回绿茵茵的山谷。那里，河水蜿蜒流淌，鸽子咕咕讲述着富足的故事，啄木鸟温柔地敲打着树。

　　我不再感到恐惧，先前的孤独也变成了倔强的坚韧。这里弥漫着奇怪的敌意，走在路上，我感到一股冷漠、无情、愠怒、不可征服的气息，像墙一样坚固，像烟一样不可名状，好像在对我说“你是来这里捣乱的”。我慢慢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心里空荡荡的。自此我知道了，如果我们不能让某块土地像家狗一样听话地躺在脚下，我们也无法坦然地笑对过去，说什么“我也没办法，我也是受害者”。

　　后来，我又见过穆什郎伽族长一次。

　　一天晚上，父亲的大片红土地被尖利的小蹄印踩得个不成样子，后来查出是老族长穆什郎伽族村庄的山羊捣的乱。这事以前也发生过一次，那是很多年前了。

　　父亲没收了老族长所有的羊，并给捎去口信，说如果他想要回这些羊，就得赔偿农场的损失。

　　一天傍晚太阳落山时，老族长来到我们家。那时他看上去非常苍老，背也驮得很低，肩上披着那件华贵的毯子，拄着根粗拐杖艰难地迈步。父亲坐在房屋台阶下他那张大椅子上，老族长走到父亲前的那块地，小心翼翼地蹲下，身旁一左一右两个年轻人护着。

　　交涉了很长时间，叫人很恼火，因为做翻译的那个年轻人英语很差，而我父亲除了点厨房用语根本不会方言。

　　依我父亲看，庄稼至少损失了两百英镑。他知道不可能从老人那儿得到钱，所以觉得理所应当保留那些山羊。而老族长呢，他怒气冲冲地一遍遍说：“二十只山羊，我的人损失不起二十只羊！我们和巴斯·乔丹不同，我们不富有，经不住一下损失二十只羊。”

　　我父亲从不认为自己很富有，相反他觉得自己很穷。他气急败坏地回复，说庄园受到的破坏对他来说非常严重，他有权保留那些羊。

　　争吵越来越激烈，我家的厨子，也就是族长的儿子，被叫出来做翻译。这下，我父亲可以用流利的英语讲话了，我们的厨子翻译得很快，这样老人就能明白我父亲到底有多么愤怒。那年轻人说话时面无表情，非常机械，眼睛朝下看，但从他极不自然的双肩可以看出他对当时自己处境是怎样的感受。

　　太阳已沉到很下面去了，天空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小鸟唱着余歌，牛儿安详地哞哞叫着路过我们，朝着他们夜间休息的牛棚走去。这本来是非洲最美丽的时刻，但眼前却是一幅叫人生厌的恶心场面，于谁都无益。

　　最后，我父亲阐明立场：“我不想就此再说什么了。我要保留那些山羊。”

　　老族长突然用自己的语言快速回应：“这就是说我的人会在旱季到来时死去。”

　　“那你去警察局啊。”父亲说，满脸得意。

　　这一来，当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老人缄默地坐着，低着头，双手无助地在萎缩的双膝前摇来摇去。他由年轻人扶着站了起来，面对着我父亲。他又说了些什么，非常生硬，然后转过身朝着他村庄的方向走。

　　“他刚才说什么？”父亲问厨子。而年轻人只是不自在地大笑，并不看我父亲。

　　“他刚才说什么？”父亲坚持要知道。

　　我们的厨子沉默了，他笔挺挺地站着，双眉紧锁。接着他说话了：“我父亲说，所有的这些土地，这些被你们称作你们的土地，都是属于我们的。”

　　发表了这番言论，他就随着父亲走进灌木林，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我们的新厨子是从尼亚萨兰来的，没有任何会成为什么大人物的可能。

　　警察再次巡逻到我家时得知了这件事。他说：“那个村子没权建在这儿，它早就应该被驱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人管过。下周见到当地事务管理长官，我得跟他说说这事儿。反正星期天我打羽毛球要去那儿的。”

　　后来，我们听说穆什郎伽族长和他的人被赶到东边两百里以外的地方，一块非洲人保留地。而原来政府的土地很快就要向白人移民开放了。

　　一年之后，我又去那村庄看了一次。那里什么也没有了。以前茅屋立着的地方，只剩下堆堆红土，上面盖着的行行稻草已经发霉，白蚁还在土堆里挖了一条条红色的通道。南瓜藤在灌木上、树木低矮的枝条上恣意蔓生，金黄的大圆球在地上滚着、头上晃着：简直就是黄瓜的盛会。灌木密密丛生，新草翠绿鲜活。

有幸分配到这片繁茂温暖的山谷里的白人移民（如果他们决定在此片区耕种）会猛地发现，玉米地中央的树都长得有十五英尺高，树根处堆着厚厚的草泥。他们定然会惊叹横福天降，竟然撞上了这么块富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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