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默德：伦勃朗的帽子

鲁宾总戴着一顶很随便的白布帽，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顶没有帽檐的软帽。他从纽约艺术学院地下室的工作室里出来，走上楼梯，满脑子没有说也没法说的想法。他在工作室里搞雕塑，去二楼的研讨班去上课。阿金是个学艺术史的，三十四岁的单身汉，患有高血压，他想他是很容易动感情的，他比那个雕塑家年轻十来岁。他在课间休息，教师交替时看到他在一群艺术系师生中戴着那顶帽子，他是那么显眼，与众不同，艺术史学家想。他使经过五年经验才获得的那种独有的难以言传的韵味更有光彩。尽管那并不很合适，他总把他想象成一只白色的动物——是马鹿，牡鹿，还是山羊？——透过山中树木目不转睛地，或又令人沮丧地看着他。他们的目光只是短暂地相遇，但很快就分开了。鲁宾匆匆地去研讨班上课。

阿金对鲁宾不错，尽管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他感到，这并不是他的错；这位雕塑家是个不爱交往的人。他们谈话时，他只是听，但眼睛却不望着你，似乎要护守着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显然，他是在留意地听，可又似乎在思索着别的事情——毫无疑问是在想着他那令人伤心的生活，特别是目光忧郁，那绿色的眼睛似乎是褪了色，让人会看成是灰色的，这必然会让人看出生活的不幸。他有时也发表一下意见，通常是对生活本质的一种通常的见解，有时也谈谈艺术，却极少涉及他本人；至于工作更是绝口不谈。

“你在工作吗，鲁宾？”阿金故意引逗他。

“我当然在工作。”

“我可以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正在搞一个东西。”

阿金只好到此为止了。

有一次，在教职工的小餐厅里，这位雕塑家听这位艺术史学家谈论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有些按耐不住发起火来。

“艺术的世界并不一定都在你的眼里。”

“但我必须相信我所见到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阿金有礼貌地反驳道。

“你画过画吗？”

“画画就是我的生活。”

鲁宾很体面地保持了沉默。那天晚上，在离开教学楼时，他们彼此用手指碰碰帽檐以示友好，并相对微微一笑。

近几年来，自从他的妻子离开他后，鲁宾的服装穿戴以及头饰已在学生中成了流行样式，鲁宾曾常常更换各种奇形怪状的帽子，而这顶白的则是最近才戴的，是仿照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国大党帽子做的，但是圆了一些——介乎犹太教祈祷文吟诵者的帽子和亚莫克便帽之间；或者说更像鲁奥（1887-1958）画中法国法官的帽子，或杜米埃）1808-1879）作品中的医生的帽子。鲁宾戴着它，就像一顶皇冠。可能是为了防寒，他那间工作室高大空旷，屋里很冷。

当这位雕塑家再一次穿过拥挤的大厅去他的工作室时，他才第一次戴着这白帽子。当时阿金正在写一篇评论瑞士雕塑家和画家加柯梅蒂的文章，他立刻放下文章，也进了大厅。他当时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对鲁宾说，他非常羡慕他的那顶帽子。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它，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伦勃朗的帽子，就是他在那些中世纪自画像中的一幅画里所戴的。那些画像都是一些真正深沉的作品。我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

鲁宾有好一会儿很想说出些什么惊人之语，可是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阿金看了一会儿，就匆匆下楼去了。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虽说这倒也没有减弱这位艺术史学家对他进行观察的乐趣。

阿金后来想起来了，他七年前通过一位圣·路易斯博物馆助理馆长的介绍来到艺术学院时，鲁宾就在搞木雕，他现在在将一些三角形碎铁片进行焊接来塑造一些雕塑作品。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木质的作品，后来又用锋利的刀具搞过一阵子软材料的雕塑，也用一些废木屑搞过一些造型，不管用什么材料，他总能塑造出一些吸引人的东西。艺术学院的校长列维斯博士总说服他在城里的一个艺术画廊搞一次作品展览。阿金在来到这所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就在一个冬日里乘地铁去参观过那次展览。他想这个人与众不同，他的作品也一定不同凡响。鲁宾拒绝搞什么展览会的开幕仪式，所以在展览会开展的那一天，展厅里人迹寥寥。这位雕塑家似乎是不愿意看他搞的这些斧砍刀削的各种造型，一个人躲到了画廊后面一个储藏间里去看那里存放的画儿去了。阿金曾犹豫了一会儿，想是否应进去和他打一声招呼，但是只见他一个人独坐在一只柳条箱上，背朝他，正翻看一本画册，就悄悄地把门关上离开了。后来有两篇评论性文章出来了，一篇文章对这次展览评价不高，另一篇基本是肯定的，可是这位雕塑家似乎并不高兴他的作品被展出，所以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从来不搞什么作品展，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件作品出售过。最近阿金曾建议他把近期一些焊接作品拿出去展览，可是鲁宾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别再拿这种主意来让我烦心。”

自从那天这位艺术史学家在大厅里夸了一句他那顶白帽子，那顶帽子就再也看不到了，完全地消失了。他头上什么也不戴，只有那一头发红的头发。而且在以后的一两个星期里，他感到这个雕塑家有意地在躲着他，这令他一时难以相信。他猜想这个家伙一定不再走可以直通他工作室的右侧楼梯了，而是绕道儿走另一侧的楼梯，但他的工作室可仍然在地下室，只是不再经过阿金那个敞开室门的房间了。当他确认这一点之后，阿金感到有些不安，甚至有的时候感到很生气。

难道我惹着他了吗？他扪心自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又说了些什么能让他受到如此这般的伤害呢？

他后来又想：谁也不是有意的要伤害他。我所说的都是为了他好。或许他太腼腆，从方式上来说让他感到下不了台，比如，我当着那么多学生的面，声音又那么高。如果就是那回事，我又有什么错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知是什么原因了，那就是他的性情问题了。也可能是他最近不舒服，或者是因为最近又有排犹的迹象——近来侮辱谩骂的情况多了起来——所以才显得十分焦躁？那我就只好等等看了。

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又有几个月过去了，鲁宾还是躲着这位艺术史学家。他只是在教师开会的时候才见到他，这些会他是参加的，或偶尔见他从左侧楼梯上下，有时也看见他坐在美术系秘书办公室对着雕塑材料的存货清单发呆。可能这个人要崩溃。他也不相信。一天他们两个在卫生间碰见了，可鲁宾径自走了出去，连一句话也没说。阿金心里对这个雕塑家不免有些怨恨，既然你不喜欢我，我又何必去喜欢你。我只不过说了一句话，并无恶意，顶多算是无伤大雅的话，他就觉得受了多大侮辱似的，真是个王八羔子。我得以眼还眼，这才叫公平。

可是当他平静下来之后，他又开始琢磨，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我一直认为我的人际关系是不错的。他就是这么个人，什么事都犯寻思，生怕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所以非要琢磨出个头儿来不可。他一直很喜欢这个搞雕塑的，尽管他对他从来没表示过一星半点儿的友好。阿金对他可就不一样了，对他表示友好，说话客客气气，对他的作品表示兴趣，尊重他的人格，那份情感虽然没说出来，却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出来。他常常想，会不会因为不久前他曾提过，或说建议，他是否再搞一个展览那件事呢，因为他当时的反应似乎是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似的。

这时他想起，他对于他上一次的展览从来没有发表过一句评论，也没有谈过自己的任何感受，他在来宾登记簿上只是签了个名。阿金并不喜欢那次的雕塑展览。他当时想把鲁宾找出来只是想让他问一下其中两个很有趣的雕塑叫什么名字，可是后来发现他一个人坐在储藏间里入神地看着一本画册，好像在做着深刻的反省，这时不愿意也不可能和任何站在身后的人打招呼，这都是阿金自己这么猜想的。最好顺其自然了。他一个人悻悻地走出展室，在那以后他从未再提过那次展览。这种好心是不是显得有些残忍呢？

可是又一想，他总不能仅因为那件事就躲着他吧？如果他只是因为我没有提那次展览就感到失望，生气，他应该当时就不再理我呀。可他并没有。他还和以往一样挺友好的，这他也感觉得到。他也不是那种能装假的人。后来他又建议再搞一次展览时，他显然没有这种愿望，而且就像触到了他的痛处。不过他倒不是很厌我，只是避着我而已。再不就是我提到他的帽子那件事让他恼了？也许就是这三件令他不满的事造成的结果？

阿金想大概是这几件事都令他不满的缘故，不过看来帽子那件事不知怎么让他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因为其他的事似乎没有把他们的关系弄得这么僵，起码表面上说得过去。前前后后想了一遍，阿金只得承认他还是弄不懂鲁宾的行为为什么如此古怪。

渐渐地，这位艺术史学家想不如去雕塑工作室找到他向他道个歉，说以往如有言语冒犯绝不是有意的。他再问一个鲁宾到底他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如果是他还说过或做过什么别的，让他不高兴了，也请求原谅，并把事情说清楚。这样对彼此都好。

早春的一天，他决定在午后的那个讨论会结束后去找鲁宾，但是他的一个学生，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版画复制匠，记得那天是阿金的三十五岁生日，送给了他一顶白色的斯泰森毡帽[Stetson即西部牛仔常戴的阔檐高顶的毡帽]，这顶帽子是这个学生的父亲从得克萨斯州的韦科买回来的。

“戴上吧，阿金先生，祝你好运，”学生说，“你是我们喜爱的人。”

阿金戴上了这顶帽子，同这个学生一起上楼去他的办公室，他们碰见了那个雕塑家，他向他们做了一个怪相表示厌恶。

阿金心里很不安，他立刻感到，他刚才这种意想不到的反应说明，是上一次他谈论帽子的那番话被鲁宾理解成对他的侮辱。在那个大胡子学生离开以后，他把那顶帽子放到了工作台上，然后去了卫生间，可回来时发现帽子不见了。这位艺术史学家找遍了办公室也不见踪影。他甚至跑到刚才开研讨会的那个教室，看是不是在那儿，学生们拿着它，你争我抢地在取乐，可是那儿也没有。阿金甚至想冲到楼下去找鲁宾面对面地问一问，但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万一不是他拿的呢！

现在两个人谁都不想再见到对方。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到哪儿，两个人都非遭遇上不可，甚至在大街上，特别是在麦迪逊街的画廊里，第五十七大街和曼哈顿的索霍街。甚至进出电影院都能碰到一块儿。但这时两人都立刻留出一定距离以避免相遇。如果一个人正在往卫生间里走，那么另一个人就闪在一旁，一直等到他出来再进去。吃午饭时，也总是有一个人先急匆匆地去地下室餐厅去吃，要是两个人又碰巧一前一后的走进餐厅，或已见到另一个人在排队，或已经在用餐，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同同事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人会转身就走，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有一次他们一起走进了餐厅，但立刻就匆匆地分开了。鲁宾的办公室离餐厅近，所以常捷足先登，阿金就干脆在自己的办公室吃三明治。阿金想原来只是一个人避开就行了，现在成了他们两个人的一种负担。他们都认为对方是讨厌自己的。一旦两个人在走廊拐弯或开门时，以及上下楼时不期而遇，他们都瞥一眼对方，看头上又有没有什么装饰，然后就匆匆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阿金一般情况不戴帽子，除非感冒，而鲁宾最近又戴了一顶铁路工程师的帽子。这位艺术史学家恨鲁宾是因为他恨他，从他的眼睛里，他可以看出这种怨恨和不满。

“这是你造成的，”他常自言自语，“是你把我逼到这一步的，账得算到你的头上。”

随之而来的就是冷战，你想把我冻死，我想把你冻僵。

一天早上，两个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对方，而是都急急忙忙去教室上第一堂课，结果两个人在学校拱形大门处撞个满怀，两个人都叫了起来，鲁宾红头涨脸地喊“杀人凶手”，艺术史学家报以“偷帽贼”的回骂。鲁宾嘲讽地一笑，阿金轻蔑地一笑，然后各自走开了。

后来阿金感到一阵晕眩，不得不把课停下来。先是浑身无力后来又感到恶心。他回家后躺在床上，后脑勺感到剧烈的痛。他一个星期左右都睡眠不好，睡眠时常常惊悸而醒，吃不下东西。“这个杂种对我做了些什么？”后来他又问自己，“我这又是怎么了？”他想，我这不是在和自己过意不去吗？他曾想过这个问题：评品一幅画要比评品一个人更容易。一个女人曾和他说过这话，但他当时就十分气愤地否认了这个观点。阿金对两个问题都没有去寻找答案，只是努力消除这种痛悔。这时他又一次想到去找他道歉，这一点别人做不到，但他可以做到。然而他怕道歉不成反而把关系搞得更糟。

半年以后，就在他三十六岁生日的那天，阿金又想起了他丢失的那顶帽子，又听说鲁宾的母亲去世了，他回去为母亲守灵，他就来到这位雕塑家的工作室，里面就和丛林一样，摆满了石头和铁的各种造型作品，他是来找帽子的。阿金在这间光线充足的大屋子里呆了几个小时，时而看一看他用三角铁片焊接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间有一个破石塑像，是他几年来逐渐收集起来的，这是一个花园装饰物，它立在许多吸收阳光的铁花中间，这些花是鲁宾正在搞的。这些花长茎，花冠小，在短短的枝上有一些花瓣。有些花瓣是三角形的白石头和彩色厚玻璃碎片拼接镶嵌而成的宝石状。鲁宾已从前些年的抽象漂流木的雕塑转为形体性雕塑。那些花，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可能就不要了的男女同事的半身塑像，其中有一个很像鲁宾的，他头上戴了一顶牛仔毡帽。他还做了一棵十分可爱的小矮树。在工作室的一角放着他焊接用的工具，焊枪和煤气罐，还有一个弧焊设备，这些东西周围堆满了开着盖的木箱，里面有各种型号和厚度的三角铁片。这位艺术史学家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些雕塑，又想了一会儿，他明白了为什么一谈到再开一个展览会竟让他如此害怕。这里只有一件东西还可以说得过去的，那就是那棵铁丛林中的矮树。难道这就是他所说的他已充分展示了的自己吗？

几天后，阿金正在准备一次关于伦勃朗自画像的讲座，他看着幻灯片，他注意到有一幅自画像大概挂在伦敦的坎伍德宫里，他记得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博物馆中也见过，但两个画廊中的这位画家戴的帽子，竟然都是白的，又那么像鲁宾的那顶帽子。这一观察让阿金大吃一惊。阿姆斯特丹那幅画像伦勃朗是自己缠在头上的包头巾；伦敦的那幅戴的是带舌的工作室帽，或是贝雷帽，已破旧，有些上翘。而鲁宾戴的那个白东西更像美国路边小餐馆里助理厨师的帽子，根本不像这两幅大油画中伦勃朗所戴的帽子，也不像阿金在幻灯片中所看到的伦勃朗的帽子。这两幅肖像的共同之处是他那目光，诚实而不带任何幻想。在这两幅自我写照中，这位大画家举目远眺，右眼显示出一种十分客观的神情，但是左眼却显示出一种真实性，都很不一般，两幅画都有一种傲然的哀伤神情；难道生活本就如此，虽然伦勃朗在绘画时并没有有意地去画哀伤。

这些幻灯片在他那又黑又小的办公室里的小屏幕放过之后，阿金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他犯了一个所指性错误，把两个帽子弄混了。鲁宾当然熟悉伦勃朗的这些自画像，或最近看过这些画像，即便这样，他又有什么可生气的呢？

我是对呢，还是错了呢？我就是由于他的白帽子而想起了伦勃朗的帽子，并把这件事向他说了，可这又怎么样呢？这也不是朝他头上扔石头，又怎么这么让他不安呢？阿金想，他还是应该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因此他来个设身处地，假设他是鲁宾，而鲁宾是他：假设是我戴着那顶帽子：我来了，一个年纪不小而只搞过一次展览的雕塑家，而我对那次展览也没有什么信心，也没有人来看。而有一个名叫阿金的艺术史学家就在你身边，今天说三明天道四地对你评头品足，他长了个鹰钩鼻子，还挺大的，这个人实在让你摸不透，对你挺好的，可又不是朋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朋友，他真的没有这份天才。他有艺术方面的兴趣，是我们的共同之处，但仅此而已。不过，或许，阿金把我头上的帽子说成是伦勃朗的帽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祝我好运而已。谁又说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说他是一番好意，但这也还是让我难以接受。说白了，那话简直让我愤怒。想到我事业的状况，我对生活的那种感受，把我比作伦勃朗，是让我精神上承受不了的，因为这会让我不止一次地问我自己，既然我就是这等的雕塑家，苟活于世夫复何益？既然是阿金让我想到这个问题，那他说了些什么也就不重要了，甚至什么都不说，也是一个样，例如，那第一次展览的事，谁还要听更多的呢？从那时起，我就不想再理他了，甚至永远。

阿金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呆呆地照了好一会儿，然后在这座楼上的每一层楼上都四处转了转，最后他来到鲁宾的工作室门口。他敲了敲门，没有人应门。过了一会儿，他扭动一下门钮，门开了。他把头探进去，叫鲁宾的名字，这时已是暮色苍茫，室内那几个满是灰尘的灯泡都已经亮了，但他人却不在。屋里仍旧到处是雕塑。阿金来到那些铁花和破碎的花园雕塑碎片中间，看他在拼合这尊雕像中是否判断有误。他看了一会，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

他正在端详那棵小矮树，这时门开了，鲁宾，戴着那顶铁路工程师的帽子，进来了。他感到十分惊讶。

“这真是件十分漂亮的雕塑，”阿金开口说道，“这屋里最漂亮的。”

鲁宾两眼瞪着他，脸气得通红，他的脸很瘦，鬓角发红，眼睛灰中带绿，嘴巴动了几下，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请原谅，鲁宾，我来是想告诉你我以前和你提到的帽子那件事是我弄混了。”

“你当然他妈的弄混了。”

“当然不合适。”

尽管鲁宾极力控制自己，但还是哭了起来。他只是默默地啜泣，他肩膀在抖动，泪水从捂在脸上的粗糙的指间流出。阿金见状走开了。

他们以后不再互相躲避了，见面时都心情愉快地说上几句，当然也不常见面。一天阿金去卫生间，看到鲁宾戴上了一顶白帽子，正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这顶白帽子看起来像伦勃朗的那顶。他戴着就像是一种失败与希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