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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我父亲的一生

2018-03-04 22:40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雷蒙德·卡佛 浏览:1979023

 

雷蒙德·卡佛我父亲的一生

孙仲旭

 

我的爸爸名叫克莱维·雷蒙德·卡佛,他的父母叫他雷蒙德,朋友们叫他C.R.。我给起名叫小雷蒙德·克莱维·卡佛,我讨厌里面的“小”这个字。小时候,我爸爸叫我“青蛙”,那还行。但是后来,和家里别的人一样,他开始叫我“小”。他一直这样叫我,直到我十三四岁时,宣布再叫那个名字我就不答应,他就开始叫我“博士”。从那时到他1967617日去世,他叫我“博士”,要么是“儿子”。

他去世后,我妈妈打电话通知我的妻子,当时我没跟自己的家里人在一起,正准备换一种生活,想报读爱荷华大学的图书馆系。我妻子拿起电话时,我妈妈张口就说:“雷蒙德死了!”有一阵子,我妻子还以为我妈妈在跟她说我死了。后来我妈妈说清楚了她说的是哪个雷蒙德,我妻子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我的雷蒙德呢。”

我爸爸1934年从阿肯色州去华盛顿州找工作时,他走过路,搭过便车,也搭过铁路上的空货车。我不知道他去华盛顿州时,是否在追寻梦想,我怀疑没有,我想他并没有很多梦想,相信他只是去找一份薪水过得去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工作。有段时间,他摘过苹果,然后在大河谷水坝当建筑工人。他攒了点钱后买了辆小汽车,开车回了阿肯色州去帮助他的家里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收拾东西搬到西部。我爸爸后来说他们在那里快饿死了,这样说并不是比喻。就是在阿肯色州短短待的那一次,在一个名叫莱奥拉的镇上,我妈妈在人行道上遇到了我爸爸,他正从一间小酒馆出来。

“当时他喝醉了,”她说,“我不知道我干吗让他跟我说话。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真希望当时我能看到未来。”他们大约一年前在一场舞会上见过面。在她之前,他有过女朋友,我妈妈告诉我:“你爸爸总是有女朋友,甚至在我们结婚后还是。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男的,不过我也没感到有什么遗憾。”

他们出发去华盛顿州的当天,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一个是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一个是以前的农夫,现在的建筑工人。我妈妈的新婚之夜,是跟我爸爸和他的家里人一起度过的,他们都在阿肯色州内的路边搭帐篷住。

在华盛顿州奥马克,我爸爸和我妈妈住的地方比一间小木屋大不了多少,我的祖父母住隔壁。我爸爸当时还在坝上工作,后来,随着巨大的涡轮发电机发电,蓄水蓄到了深入加拿大境内一百英里的地方,他站在人群中听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大坝工地上讲话。“从头到尾,他都没提建坝中死的那些人。”我爸爸说。他的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从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和密苏里州来的。

后来他在俄勒冈州的克勒茨卡尼镇锯木厂找到了活干,那是哥伦比亚河边的一个小镇,我就出生在那里。我妈妈有一张照片,上面我爸爸站在锯木厂的大门口,自豪地把我抱起来面对镜头,我戴的童帽歪着,系带快要松开了,他的帽子往后推到了额头上,脸上笑逐颜开。他是要去上班还是刚下班?没关系,不管怎样,他都是有工作的,还有一个家庭。这段时间,是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1941年,我们搬到了华盛顿州雅基马,我爸爸在那里当锉锯工,这活他已经在克勒茨卡尼镇学得拿手了。战争爆发后,他被批准可以推迟入伍,因为他的工作被认为对打仗有用,军队需要锯好的原木,他把他锉的锯保持锐利得能刮掉胳膊上的汗毛。

我爸爸把我们搬到雅基马后,把他的家里人也搬到了附近地方。到了40年代中期,我爸爸另外的家人——除了他的叔叔、堂兄弟、侄儿侄女,还有他的弟弟、妹妹、妹夫以及他们大家族里的大多数人和朋友——都从阿肯色州过来了,都是因为我爸爸最早过来。那些男的去了博伊西·卡斯凯德公司工作,我爸爸也在那里工作,女的在罐头厂包装苹果。没过多久,据我妈妈说,好像谁都比我爸爸有钱。“你爸爸存不住钱,”我妈妈说,“钱在他的口袋里烧了个洞,他总是在给别人办事。”

我清楚记得住过的第一座房子(在雅基马镇南15大街1515号)的厕所在外面。万圣节之夜,要么随便哪天夜里,无缘无故,邻居十二三岁的小孩会把我们家厕所抬走搁到路边,我爸爸就得叫谁帮他把厕所抬回来。要么那些孩子会把厕所抬走放到别人家后院。有一次,他们居然把它点了火。可是并非只有我们家的厕所在外面,我长大到知道自己在干吗后,看到别人家厕所有人进去时,往里面扔过石头,那叫轰炸厕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安装室内管道,后来一下子,邻近一带只剩下我们家的厕所还在外面。我记得我的三年级老师怀斯先生有一天开车从学校送我回家,我不好意思,让他在我们家房子前面那座停下来,说我就住那儿。

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爸爸回家晚了,发现我妈妈从里面把门全锁上不让他进来之后的事。他喝醉了,把门弄得嘎嘎响时,我们能感到整座房子在抖动。他硬是弄开一面窗户时,她抄起一口滤锅打在他的鼻梁上,把他打晕了,我们能看到他躺在草地上。后来有好多年,我一拿起那口滤锅——它像根擀面杖一样重——就会想象被那种东西打到头上会是什么感觉。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记得有次我爸爸把我领进了睡房,让我坐在床上,跟我说我可能得去拉弗恩姑妈家住段时间。我当时想不通我做了什么,会导致我得离开家生活。可是不管怎样,这件事——无论是什么引起的——多少说来还是取消了,因为我们还是在一起住,我不用去跟我姑妈或者别的任何人一起住。

我记得我妈妈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池。有时候她会全倒出来,有时如果她害怕给抓到,会只倒一半,然后往剩下的酒里掺水。有一次,我自己尝了点他的威士忌,很难喝的玩意儿,我现在还不明白怎么竟有人喝。

我们家很久都没有汽车开,最后终于有了一辆,在1949年或者1950年,一辆1938年出厂的福特车,可是买后不到一星期就断了根活塞杆,我爸爸不得不让人把发动机大修了一次。

“我们开的是市里最旧的汽车。”我妈妈说,“他花那么多钱去修车,我们本来可以用那钱买辆卡迪拉克。”有一次,她在车内的地上发现了一枝唇膏,还有一块花边手帕。“看见了吗?”她跟我说,“是哪个浪货忘到车上的。”

有次我看到她端着一平底锅温水进了睡房,我爸爸在里面睡觉,她把他的手从被子里拉出来按在水里。我站在门口看,纳闷她是在干吗。那样会让他说梦话,她告诉我,她需要知道一些事情,她觉得我爸爸肯定有事情瞒着她。

我小时候,每隔一年左右,我们会搭乘北岸有限公司的火车穿过喀斯喀特山,从雅基马到西雅图,住在一间名叫万斯旅馆的地方,我记得吃饭是去一间名叫“就餐铃”的小餐馆。有一次我们去了伊瓦尔多亩蛤蜊餐馆,喝杯装的蛤蜊温汤。

1956年,也就是我即将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爸爸辞了雅基马那间锯木厂的工作,跳槽去了切斯特镇,那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锯木厂镇。他之所以跳槽,给出的理由是在这间新的锯木厂,每小时工资更高,另外还有个不太明确的承诺,即再过几年,他有可能接任锉工的头儿。可是我想主要是我爸爸心里不踏实了,只是想换个地方试试运气。在他眼里,在雅基马的生活有点太平淡。另外之前一年,在半年时间里,我的祖父母都去世了。

但是就在我毕业前没几天,我和我妈妈收拾好东西搬到了切斯特,我爸爸用铅笔写了封信,说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他不想让我们担心,他说,可是他在锯上把自己弄伤了,也许有一小片钢屑进到了他的血液里。反正是出了什么事,他不得不误工,他说。就在同一封信里,那边的一个人附了张没署名的明信片,跟我妈妈说他快死了,他在喝“劣质威士忌”。

我们到了切斯特时,我爸爸住在公司的一座拖车式活动房屋里。我一下子没能认出他,我想有一阵子,是我不想认出他。他皮包骨头,颜色苍白,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的裤子老是往下掉,他看上去不像我爸爸。我妈妈哭了起来,我爸爸搂着她,茫然地拍着她的肩膀,好像不明白这都是怎么回事。我们三个人都住在那座拖车式房屋里,我们尽量照顾他。可是我爸爸病了,也完全没有好转。那年夏天还有秋天的一部分时间里,我跟他一起在那间锯木厂工作。我们会早上起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吃鸡蛋和吐司,然后带着午餐桶出门。我们会一起在早上八点钟走进大门,直到下班时,我才会再次见到他。11月时,我回到雅基马,好跟我女朋友离得更近,当时我决心要娶这个女孩。

他在切斯特镇那间锯木厂一直干到来年2月,最后他干着干着就垮掉了,他们把他送进医院。我妈妈问我能不能过去帮忙,我坐上一辆从雅基马开往切斯特镇的公共汽车,打算开车把他们拉回雅基马。可是这时,除了身体有病,他还神经失常,不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那样称呼。回雅基马的整个一路上,他都不说话,甚至直接问他什么事(“你感觉怎么样,雷蒙德?”“你没事吧,爸爸?”),他也不说话。他不表达什么,真的表达时,是动一动头或者把手掌掌心朝上,似乎说他不知道或者无所谓。一路上以及后来快有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唯一一次开口,是在我沿着俄勒冈州的一条砂砾路飞驰时,汽车的减震器松了。“你开得太快。”他说。

回到雅基马,有位医生一定要我爸爸去看一位心理医生。我妈妈和我爸爸只得去申请救济——当时是那样叫的——国家出钱让他看心理医生。那位心理医生问我爸爸:“谁是总统?”问的问题是他能够回答的。“艾克。”我爸爸说。然而他们还是把他关到了山谷纪念医院的五楼,开始对他实行电击疗法。我当时已经结婚,就快有孩子了。我的妻子生第一胎进了同一间医院时,我爸爸还被关在那里,只比我妻子高了一楼。我妻子分娩后,我上楼去告诉我爸爸这个消息。他们让我走进一道铁门,指给我去哪儿找他。他坐在一张沙发上,大腿上搭着一条毯子。嗨,我想,我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坐到他旁边,跟他说他当爷爷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感觉像是个爷爷。”他就说那么多,没有微笑,也没有动。他跟别的很多人在一间大屋子里。后来我拥抱他,他哭了起来。

不管怎样,他出院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干不了活,只是在家里这儿坐坐,那儿坐坐,想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想弄清楚他这辈子哪儿做错了,让他到了这步田地。我妈妈干了一样又一样糟糕的工作。很久以后,她提到我爸爸住院和紧接着的那几年,会说“雷蒙德生病那阵子”。生病这个词,在我眼里永远不一样了。

1964年时,有朋友帮忙,他幸运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克拉马斯镇的一间锯木厂找到了活。他一个人去了那里,看他能不能干。他住在锯木厂附近,在一座只有一间房的小木屋里,跟他和我妈妈去西部后一开始住的差不多。他笔迹潦草地写信给我妈妈,我打电话时,她会大声念给我听。在信上,他说他心里很没底,每天去工作时,都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可是他又跟她说,每一天都让第二天好过很多。他让我妈妈替他向我问好。他说,他夜里睡不着觉时,就会想起我和我们以前度过的好时光。最后过了一两个月,他多少又有了信心。那样工作他干得了,也不用想着他得担心自己会再次让任何人失望。他有了把握后,让我妈妈也过去。

在此之前,他已经有6年没工作过了,那段时间,他失去了一切——家,小汽车,家具还有家用电器,包括我妈妈引以为豪的那台大冰箱。他也失去了好名声——雷蒙德·卡佛是个付不起账单的人——自尊心也没了,甚至也雄风不在。我妈妈曾跟我妻子说:“雷蒙德生病那阵子从头到尾,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可是我们没干那事。有几次他想过,可是根本不行。我当时没什么遗憾,不过我觉得他想,你要知道。”

那几年,为了自己一家人,我也在努力养家餬口,可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我们发现不得不搬很多次家,我没办法关注我爸爸的生活情况,不过有一年圣诞节,我的确有机会跟他说我想当个作家,那还不如跟他说我想当个整形医生呢。“你要写什么?”他想知道。接着,似乎是想帮我,他说:“就写你了解的东西,写写我们一起去钓鱼的那几次吧。”我说我会,可是我知道我不会。“你把你写的寄给我看看。”他说。我说我会的,但又是没有,我想他也不是特别在意,甚至未必明白我当时所写的,再说也不适合他读,反正他不是我想象为其写作的那类读者。

后来他就去世了。我当时离家很远,在爱荷华市,还有些话要跟他说。我没机会跟他告别,或者跟他说我觉得他在新工作中干得很不错,说他能够卷土重来,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妈妈说他那天晚上下班后回到家里,晚饭吃得很多。后来他一个人坐在桌子前,把一瓶威士忌剩下的喝完了,过了一天左右,她发现瓶子藏在垃圾的最下面,上面有些咖味渣。后来他起身去睡觉了,稍迟一点,我妈妈也去睡了。可是半夜时,她不得不起来在沙发上铺床睡觉。“他打呼噜声音大得让我睡不着。”她说。第二天早上,她去看他时,他仰面躺着,嘴巴张开,脸颊凹陷,颜色灰白,她说。她知道他死了——她不需要一位医生来告诉她,不过她还是给医生打了电话,然后给我妻子打电话。

在我妈妈保存的她和我父亲早期在华盛顿州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他站在一辆小汽车前,拎着一瓶啤酒还有一串鱼。照片上,他的帽子掀到了额头上,脸上带着局促的笑容。我问她要,她给了我,跟别的几张照片一起。我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我们每次搬家,都把它和别的照片一起挂在墙上。我时不时会仔细看这张照片,想弄明白我爸爸的一些事,也许顺便也弄明白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但是我做不到。我爸爸只是越来越远离我,退回到时间中。最后有次搬家中,我把这张照片弄丢了。那时,我努力想回忆起这张照片,同时想就我爸爸说点什么,说说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也许相去不远。我住在圣弗朗西斯科南郊的一幢公寓楼时,写了这首诗,当时我发现自己就像我爸爸一样,有酗酒问题。写这首诗,也是我努力想把自己跟我爸爸联系起来。

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间潮湿而陌生的厨房,

我研究我父亲那张拘束的年轻人脸庞。

他腼腆地咧着嘴笑,一只手拎着一串

多刺的黄鲈鱼,另一只手上

是瓶嘉士伯啤酒。

他穿着牛仔裤、法兰绒衬衫,靠着

一辆一九三四年出厂的福特车前挡泥板。

他想为他的后代摆出勇敢而开心的样子,

把旧帽子戴得翘到耳朵上。

我父亲这辈子都想显得大胆。

可是他的眼神暴露了他,还有那双手

无力地拎着那串死鲈鱼

和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可我又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无法饮酒有度,

而且根本不知道去哪儿钓鱼。

在细节上,这首诗是真实的,只是我父亲死在6月,而不是像这首诗第一个词所述的10月。我需要超过一个音节的词,好拖长一点。然而还不仅仅是这样。我需要找一个适合写这首诗时感觉的月份——一个白天短、光线变暗、空中有烟雾、事物在消失的月份。6月是夏天的日夜,毕业典礼,我的结婚纪念日,我两个孩子之一的生日。6月不应该是父亲去世的月份。

在殡仪馆举行的葬礼结束后,我们到了外面,有个我不认识的女人走到我跟前说:“他到了现在的那里更幸福了。”我盯着这个女的,直到她走开。我现在还记得她戴的帽子上的圆形小饰物。然后我爸爸的一个堂兄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伸过手来握着我的手。“我们都想念他。”他说,我知道他那样说,并非只是客套。

我开始哭起来,那是得知噩耗后的第一次,之前我一直没能出哭出来,首先是没有时间。这时突如其来,我哭得停不下来。我抱着我的妻子哭,她尽量说着什么话、做着什么事来安慰我,就在那里,在那个夏天半下午的时候。

我听到人们跟我妈妈说着安慰的话,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爸爸家族中的人都来了,来到了我爸爸所在的地方。我想我会记得那天大家所说、所做的一切,也许什么时候想办法讲出来,可是我没能够,我全忘了,要么几乎全忘了。我的确记得的,是那天下午我听到好多次提到我们的名字,我爸爸的和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们说的是我爸爸。雷蒙德,这些人用我小时候就听到的好听的声音一再说,雷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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