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吗？

蒋勋：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吗？

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於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在七○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是台湾非常风行的哲学，不管是透过戏剧、透过文学。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果陀》，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中文译為果陀，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意指救世主）的人，等着等着，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我们当时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為生命是有意义的，父母、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都必须传递这个讯息，我不能反问学生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值得活吗？但我相信，我如果这麼问，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而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吗？我不敢回答。文学裡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卡夫卡的《蜕变》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反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隻昆虫，或是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人就是昆虫，那麼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為找到了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陈凯歌的《黄土地》裡，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麼，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卡繆（Albert 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裡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

那个年代我们读到这些书时，感到非常震撼，群体文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為会很痛，你看到所有的报导都是那麼荒谬，是谁恶意為之的吗？不是，所以群体文化无法讨论荒谬这个问题，而存在主义则把它视為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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