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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墙

2017-12-31 09:46 来源:www.xuemo.cn 作者:萨特 浏览:33360821

 

萨特

柳鸣九 

 

我们被推进一个白晃晃的大厅,光线刺眼,叫人难受,我不得不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我就看清了厅里有张桌子,在它后面坐着四个家伙,他们都是文职人员,正在看阅文件材料。另一些囚犯都已被集中在大厅深处,我们得穿过大厅去与他们会合在一起。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我认识的,其余的大概都是外国人。排在我前面的两个,都是圆圆的脑袋上长着金黄色的头发,颇为相像,我猜想他们都是法国人。矮小的那一个,不停地把自己的裤子往上提,他显然很焦躁紧张。

就这样耗了将近三个小时之久;我被搞得昏昏沉沉,脑子里一片麻木,空白;不过,大厅里很暖和,使我感到很舒服,因为一天二十四个钟头以来,我们一直冷得在打哆嗦。看守们领着囚犯一个个来到那张桌子面前。那四个家伙就讯问囚徒的姓名与职业。对大多数人的提问仅止于这两点,有时,他们也东问一句,西问一句,如:“你是否参加过破坏军需品的活动?”“九日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他们并不听回答,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不时一言不发,眼睛直瞪着前方,然而又开始写写画画。他们问汤姆他是否确实在国际卫队里服役过;汤姆不能否认,因为曾经从他上衣里搜出过有关的证件。对余安,他们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之后,他们在纸上写写画画了好久。

“我的兄弟若塞才是无政府主义者,”余安这样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他已经跑了,至于我,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从来都不过问政治。”

那几个家伙不作回答。余安又说:

“我没有犯任何事,我不愿意代替别人受罚。”

他的嘴唇哆嗦起来,一个看守制止他说下去,把他带走了。于是,轮到了我:

“你名叫马普罗·伊比埃达?”

我回答说:“是的。”

其中一个家伙瞧了瞧卷宗,向我发问: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从六日到十九日,你一直把他藏在你的家里。”

“没有的事。”

他们写了记了一阵,看守们叫我出去。在走廊里,汤姆与余安在等着我,他们两旁各站有一名看守。我们一起往前走,汤姆问其中的一个看守: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看守反问他。

“这是一次讯问还是一次审判?”

“这是审判。”看守回答说。

“是吗?他们会把我们怎么办?”

看守冷冷地回答他:

“判决会在你们的牢房向你们宣布。”

用来当牢房关押我们的,实际上是医院的一间地下室。由于穿堂风,那里面冷得很厉害。整个夜里,我们都冷得发抖,在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前五天,我是在总主教府的一间牢房里度过的,那是一个地牢,大概是在中世纪时期造的,由于囚犯很多,关押的地方太少,他们就把犯人随处安置,顾不得是什么地方。离开那个地牢,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我在那虽未受冷挨冻,但单独囚禁时间长了,简直就叫人精神上难以忍受。关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我毕竟有同伴。余安沉默寡言,因为他一直陷于恐惧之中,何况,他年纪太轻,没有多少话可说。汤姆倒是一个健谈的人,而且,他精通西班牙语。

在地下室里,有一条长凳,四只草垫。看守们一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就坐下来,一言不发地干等着。过了一会儿,汤姆开口了:

“我们完蛋了。”

“我也这么想,但我认为他们对小家伙是不会怎么的。”我说。

“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向小家伙问罪,他只不过有一个当了战士的兄弟,仅此而已。”汤姆说。

我瞧了余安一眼,他那样子就像没有听见我们的谈话。汤姆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他们在萨拉哥斯是怎么干的吗?叫犯人躺在公路上,用卡车在犯人身上开过去。这是一个摩洛哥籍的逃兵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省子弹。”

“这可不省汽油。”我说。

我对汤姆有些恼火,他不该讲这种事。

他可偏要继续讲下去:“一些军官在公路上走来走去,监督执行,两手插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你以为他们会帮那些被压的人早点断气?甭想!他们把那些人扔在那里叫喊,有时要叫喊个把钟头才死。那个摩洛哥人说,头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恶心得差一点要呕吐。”

“我不相信他们在这里也那么干,”我说,“除非他们真的缺子弹。”

光线从四个气窗与一个圆洞里射进来,那个圆洞开在地下室的顶上,朝向左边,可以直接望见天空。上面的洞口平时有一个圆盖封着,正是从这个洞口,人们把木炭往地下室里倒。在洞口的下面,还残留着一大堆炭屑;这燃料本来是给医院取暖用的,但是,战事一起,病人全都撤走,这堆没有用过的炭就留在那里。下雨时,如果上面没有把圆盖盖上,雨水就直接落在炭堆上。

汤姆开始颤抖起来。

“真见鬼,我打起哆嗦来了,”他说,“你看,停了一下又打起来了。”

他站了起来,开始做做体操,每做一个动作,衬衣都张了开来,露出他雪白而多毛的胸膛。他又躺在地上,举起两腿,在空中作剪刀式的动作,这使我看到了他肥大的屁股在发抖。汤姆是一条结实的汉子,但他脂肪过多。我想像着,枪弹或者刺刀不久就要穿进这一大堆软乎乎的肉里,就像穿进一大块黄油里一样。如果他身材干瘦,我就不会有此想像。

我并不确切地感到寒冷,但我的肩膀与胳臂都失去了知觉。我不时觉得自己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于是,我开始在周围找我那件上衣,这时我突然记起他们没有把上衣还给我。这更叫人心里感到窝囊、痛苦。他们经常拿走我们犯人的衣服,分给他们的士兵,只让我们穿着衬衣,而给我们穿的裤子,则是住院病人在炎热盛夏穿的那种布裤。过了一会儿,汤姆从地上爬起来,气喘吁吁地坐在我的身边:

“你暖过来了吧?”

“真见鬼,还没有暖过来,但是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将近晚上八点的时候,一个军官带着两个长枪党的家伙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他问看守:

“这三个人名叫什么?”

“斯丹波克,伊比埃达,米尔巴。”看守回答。

军官戴上他的夹鼻眼镜,看着他的名单说:

“斯丹波克……斯丹波克,在这里,你被判处死刑,明天早晨枪毙。”

他又继续看他的名单。

“其他两人也判处死刑。”他说。

“这不可能,”余安说,“决不会有我。”

军官以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余安·米尔巴。”

“没错,你的名字就在上面,你被判处死刑。”军官这样说。

“我没有犯任何的事。”余安说。

军官耸了耸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汤姆与我。

“你们是巴斯克人吗?”

“谁都不是巴斯克人。”

他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三个巴斯克人。我才不浪费时间去找他们。那么,你们当然是不愿意要神父的罗?”

我们根本没有搭理。他又说:

“有一个比利时医生待会儿就来,他被批准来跟你们一起度过今夜。”

他行了个军礼,走了。

“我刚才跟你是怎么说的,咱们全齐啦。”汤姆说。

“是的,”我说,“这对小家伙,未免太狠了。”

我这么说是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个小家伙。他的脸面特别嫩,恐惧与痛苦却使那张脸变了形,毁了他面孔原有的轮廓。三天前,他还是一个娇弱型的小男孩,颇能讨人喜爱;而现在,他的样子却像一个年老的男妓,我想,即使他被释放,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变得年轻。对他表示一点怜悯,那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讨厌怜悯,而他又一直使我反感。他听了判决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变成了死灰色,他的脸、他的手都变成了死灰色。他又坐了下来,圆睁着两眼,盯着地面。汤姆是个好心肠的人,他想去挽小家伙的手臂,但他满脸厌烦,猛然把汤姆甩开。

“随他去吧,”我低声地说,“你瞧,他马上就要哭了。”

汤姆勉强地听从了我的话;他本来很想去安慰小家伙;这样可以使他为别人的事操心,而不至于想到他自己。但这却正造成我的烦恼:我之所以从未想到过死,是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摆在面前,此时此地,除了想到死以外,别无他事可做。

汤姆又说话了:

“你杀过人吗?”他问我。

我没有答话。他就告诉我,从八月初以来,他杀过六个人;他并不了解我们面临的处境,我看得很清楚,他是故意不去了解的。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寻思着,惨遭此难,是不是会很痛苦,我想到了子弹,想像着他们一阵滚烫的弹雨如何射进我的身体。所有这些想像,与真实情景是两回事;我很镇静,因为我毕竟还有整整一夜去理解死亡。过了一会儿,汤姆停止说话了,我从眼角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变成了死灰色,样子很凄惨;我想:“事情开始了。”天色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昏暗微弱的光从气窗透进来,那堆煤炭在天空下形成黑污污的一大堆;从顶板上的那个圆窟窿朝外望,可以看见一颗星星,今夜将是晴朗而寒冷的。

地下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两名看守。他们身后跟进来一个金黄头发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哔叽军服。他向我们行了个礼:

“我是医生,”他说,“我被批准在今晚这个痛苦的时刻来给你们提供帮助。”

他的语音清晰悦耳。我对他说:

“你来这里要干什么?”

“我听从你们的吩咐。我将尽我的可能,减轻你们在今夜几个钟头里的精神负担。”

“你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医院里还有好些别的犯人,整个医院都关满了犯人。”

“我是被派到这里来的。”他含含糊糊答了一句。

“哦!你们爱抽烟吧,嗯?”他赶忙改变话题,“我有香烟,还有雪茄。”

他给我们递上英国香烟与上等雪茄,但我们拒绝了。我直盯着他的眼睛,他显得很不自在。我对他说:

“你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同情怜悯。而且,我认识你。我被捕的那天,我看见你在军营的院子里同法西斯分子在一起。”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但突然之间不知是什么抓住了我,我忽然对这个医生的出现毫不感兴趣了。在平日,当我盯住一个人以后,我是绝不会放开他的。可是现在,我却连说话的愿望也丧失了;我耸耸肩,挪开我的眼睛。过了一小会儿,我抬起头来,那医生正带着好奇的神情在观察我。两个看守坐在一个草垫上。那个瘦高个子看守彼得罗在转动自己的两个拇指,另一个看守不时摇晃着自己的脑袋,以防打瞌睡。

“你要点灯吗?”彼得罗突然问医生。医生点头作肯定的表示。我想,他的智商大概跟一段木头同样多,但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从他那双又蓝又冷的大眼睛来看,我觉得他之作恶造孽主要是因为缺乏头脑。彼得罗走了出去,很快就端着一盏煤油灯回来了,他把灯放在长凳的一角。灯光昏暗,总比没有好,昨天夜晚,他们就是让我们在黑暗中度过的。油灯在地下室的顶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对它,我凝视良久,心醉神迷。一会儿,我突然清醒过来,那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沉甸甸的大物压在下面,这大物既非死亡的

概念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我的两颊像火一样在燎烧,我的脑袋也在疼痛。

我晃动晃动身躯,打量我的两个同伴。汤姆两手抱着头,我只看得见他白胖白胖的颈项。小家伙余安的样子更是可怜,他张着嘴,两只鼻孔也在发抖。医生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好像要安慰他,但他的眼睛仍是冷酷的神情。接着,我看见这个比利时人的手偷偷地沿着余安的手臂摸下去,直到他的手腕。余安任他这样做,毫无反应。比利时人用三个指头捏着余安的手腕,脸上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时,他稍为后退一点,略事转动身躯,用背对着我,挡住我的视线。但我身往后仰,就看见了他掏出他的表来,一边计时,一边紧捏着小家伙的手腕不放。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手指,让余安那毫无生气的手掉了下来,他走了开去,靠着墙壁坐下来,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某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记录下来以备忘那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记事本,在上面记了几行字。“这个卑鄙的家伙,”我愤怒地想,“只要他来按我的脉,我就要给他狗脸上一拳。”

他没有到我跟前来。但我感觉得到他在注意我。我抬起头来,也瞧着他。他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我说:

“你没有发觉,这里,大家都冷得在打哆嗦吗?”

他的样子好像感到很冷,他的皮肤变成了紫色。

“我不冷。”我回答他说。

他仍然继续注视着我,带着冷酷的眼光。突然,我明白了,我用手去摸自己的脸,我发觉自己已被汗水湿透。在此地下室,正值严寒季节,冷空气不断流通,而我却在出汗。我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由于出汗,头发已黏结得像毛毡;这时,我又发觉,衬衫也湿了,扒附在我的皮肤上:原来我出汗至少已有一个钟头之久,而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这却逃不过这个比利时猪猡的注意;他早就看见汗珠在我脸上滚动,他一定这样想过:这是准病理的精神恐惧状的表征,同时他一定觉得自己是处于正常状态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他感觉到冷,他没有出汗。我真想站起来,走过去把他的狗脸打得稀巴烂,但是,我刚动了一下身子,我的羞恼与愤怒就消散了;我又颓然在长凳上坐下,心里无情无绪,一片漠然。

我只满足于用手帕揉擦我的脖子,因为现在我感到汗珠从头发里流到了颈项,使我觉得很不舒服。不多久,我就放弃了揉擦,擦也没有用,我的手帕早已经拧得出水来了,我仍然在不断流汗。甚至屁股上也流汗,我湿透了的裤子已粘在板凳上。

小家伙余安突然开腔说话:

“你是医生吗?”

“是的。”比利时人回答。

“是不是痛苦……要很长时间?”

“哦!在……的时候吗?不,不,很快就会完的。”比利时用一种慈父般的声调这么说。

他那神情就像在安慰一个付了就诊费的病人。

“但是,我……我听别人说……经常要发射两次排枪。”

“有时的确要打两次,”比利时人点点头说,“第一次排枪可能没有命中要害。”

“那么他们要重新上子弹,再瞄准一次吗?”

小家伙考虑了一下,又用沙哑的声音加上一句:

“这可很费时间!

他非常害怕咽气时的痛苦,他一心只想这件事,这在他那样的年纪,是很自然的。我却对死想得不多,我的汗流不止,并不是因为对咽气时的痛苦心怀恐惧。

我站了起来,一直走到那堆炭屑旁。汤姆吓得一跳,他向我投射了憎恨的一眼,因为我的鞋子发出嘎嘎声,惹得他发了火。我心里捉摸着,自己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已经面无人色了,我看见他也在流汗。天空美极了,没有任何光线射进我们这个阴暗的角落,我只要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得见大熊星。但是,此时此地,我的感受与前几天完全不同了:前天,我从总主教府的那个地牢里,也可以望见一大片天空,那一天的每个时辰都唤起我不同的回忆。清晨,天空一片寒凛的淡蓝,使我想起大西洋之滨的海滩;中午,我望见太阳,就想起塞维尔的一个酒吧间,在那里我一边喝白葡萄酒,一边吃鱼与橄榄;下午,我被笼罩在太阳的阴影下,这时我就想起被深沉阴影笼罩着的半个竞技场,而另外半个竞技场却在阳光下明媚灿烂;像这样从头顶上的天空来想见世界各地,的确令人难过。而现在,我仰望天空,愿意望多久就可以望多久,天空已不再勾引起我的任何回忆。我宁愿如此。我又走回去,靠近汤姆坐下。一大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汤姆低声说起话来,他经常需要说话,他不说话,就理不清自己的思绪。我想,此时他是在对我说,可他并没有瞧着我。毫无疑问,他是害怕看见我这副面无人色、汗流不止的样子,我们俩人一模一样,彼此可以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比两面镜子更糟。他瞧着比利时人,那个活着的人。

“你明白吗?你,”他说,“我,我搞不明白。”

我也低声说起话来,我也望着比利时人。

“怎么,有什么事?”

“我们马上就会碰见我也弄不明白的事。”

在汤姆周围发出一股特别的气味。我觉得我的嗅觉这时对气味比往常更为敏感,我冷笑着说: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这事不大清楚,”他固执地说,“我倒很想鼓起勇气,但至少得让我知道……你说,先要把我们带到院子里,是吧,接着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排成一行。他们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总有五个或者八个吧,不会更多了。”

“好的。就算他们有八个,头头会对他们喊一声:瞄准,我就看见有八个枪口对着我。我想,到那时我一定想往墙里钻,我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背脊去钻那道墙,墙顶着我,我钻不进去,就像在噩梦中那样。所有一切,我都想像得出来。啊,你真不知道我多么能想像所有的这一切。”

“得啦!”我对他说,“我也想像得出。”

“那一定很遭罪。你知道,他们专瞄准眼睛和嘴巴,把面孔打得稀巴烂,”他恶意地这么说,“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那些伤口了;一个钟头以来,我的脑袋和脖子都感到疼痛,这并不是真正的疼;但比真疼更糟,这是我将在明天早晨遭受的疼痛。可在那之后又怎么样呢?”

我很理解他想说的是什么,但我装出不理解的样子。至于那种挨枪子的痛楚,我也感觉到了,在我的身体里,仿佛有那么一簇小伤口在隐隐发疼。这种感觉,我很不习惯,但是我和他一样,不把这看得很重。

“在那之后,”我狠狠地这么说,“你就入土呗。”

他开始一个人自言自语了,但眼睛始终盯着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好像没有在听。我知道这家伙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我们想什么,他不感兴趣,他来是为了观察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生生被死折磨的身体。

“这就真像在噩梦里一样,”汤姆说,“你想思索点什么,你什么时候都觉得就要达到目的了,就可以进行理解了,但思绪一下又溜走了,你再也找不到它,它丢失了。我对自己说,在那之后万事皆空。但我竟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有好些次,我几乎能够理解了……但思绪又再次丢失,我于是又重新开始去想疼痛,去想子弹,去想放枪声。我是个唯物主义者,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我绝不会神经失常。但是也有不正常的情况。我竟看见了自己的尸体。这本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看见我的尸体的,却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眼睛。看来,我必须做到再进行思索,思索在那之后我再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东西,而世界仍然为活着的人们继续存在。巴普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为了思索这个。你可以相信我,我过去也曾彻夜不眠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但是,现在这件事完全不同,它突如其来,我们没法事前有所准备。”

“闭嘴,”我对他说,“你要我叫一个神父来听你的忏悔?”

他不答话。我已经注意到他渐渐在用一种毫无表情的声音自居为预言家在说话,并把我称为巴普罗。我很不喜欢这样,但是,看来爱尔兰人皆都如此。我模模糊糊觉得他身上发出了尿臭。实际上我对汤姆一直并无好感,我也看不出为什么仅仅由于我们将一道去死我就要对他增加好感。如果是同别的人,情况就不同了,譬如同拉蒙·格里,情况就会不同。但是,在汤姆与余安之间,我却一直感到孤独。我倒觉得这样更好些,因为,如果我跟拉蒙在一起,我也许会多愁善感。然而,现在我却坚强得可怕,此时此地,我要继续保持这种坚强。他不断喃喃自语,心神恍惚。他说话肯定是为了避免进行思索。他身上发出冲人的尿味,就像害前列腺疾病的老人那样。当然,我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他所讲的那些,我也可以讲,因为,我们的死亡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自从我肯定非死不可后,就再没有一件东西在我看来是自然的了,这堆炭屑、这条长凳、这彼德罗的那张狗嘴,没有一件是自然的。只不过,我不高兴去想汤姆所想的那些事。而且,我很清楚,整个夜晚,差不多每隔五分钟,我们都同时想着同样的事,同时流着汗,同时打哆嗦。我偷偷地瞧他一眼,第一次觉得他很奇特,他已经把死亡摆在他脸上了。我的自尊心也感到受到伤害:二十四个小时以来,我生活在汤姆的旁边,我听他说话,我也对他说话,而我又知道,我俩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却像双胞胎兄弟那样相像,仅仅因为我俩将一道去死。汤姆抓住我的手,但眼睛并没有望我:

“巴普罗,我问自己……我问自己,人是不是真的会消灭?”

我把手挣脱开,对他说:

“瞧你两只脚底下是什么,混蛋!

他两脚之间的地上有一摊尿,从他的裤子里,尿还在不断往下滴。

“这是什么?”他惊奇地问。

“你在裤子里撒尿啦!”我对他说。

“你胡说!”他愤怒地说,“我根本没有撒尿,我没有任何这种感觉。”

比利时人走过来,他假惺惺地表示关怀:

“你觉得痛苦吗?”

汤姆没有回答。比利时人看着地上那摊尿,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汤姆凶暴地说,“我向你们发誓,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比利时人不作回答。汤姆站了起来,走到一个角落里去撒尿,他一边走回来一边扣裤子

,他又坐下来,再也不说话,比利时人又在他的小本上做记录。

我们都瞧着他,连小余安在内,我们三个人都瞧着他,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有活人的姿势动作,他有活人的烦恼,他在这地下室里冷得打哆嗦,就像所有的活人在此条件下应该打哆嗦一样;他还有一副营养充足、控制自如的肉身。而我们这三个人,对自己的肉身,却已经不再有多少感觉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我很想摸摸自己的裤子,摸摸自己的两腿之间,但我不敢;我瞧着比利时人,他靠两腿支撑曲着身子,他的肌肉活动自如,而且,他还可以想他的明天。我们这三个人在这里,只是三个丧失了血肉的幽灵,我们都盯着他,要从他那里摄取生命,就像吸血鬼那样。

他终于走到小余安身边。他想抚摸小余安的颈项,是因为职业的需要还是出于慈悲为怀的冲动?如果是发慈悲的话,那也是他在整个夜晚惟一的一次。他抚摸了小余安的脑袋与后颈。小家伙任他抚摸,眼睛一直望着他;而后,突然抓住他的手,面带一种古怪的神情。小余安用两手把比利时人的手握着,这两只手可不招人喜欢,像一把灰色的钳子紧紧夹住比利时人那只红润、胖乎乎的手。我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汤姆大概也有些担心,但比利时人沉浸在对方的热情之中,他像慈父一样地微笑着。不一会儿,小家伙把这只肥厚红润的手抬到自己嘴边,张口就去咬。比利时人迅速挣脱开,踉踉跄跄退到墙前。他恐惧地注视了我们一会儿,大概突然发觉了我们和他已不是同样的人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看守吓了一跳,另一个看守熟睡未醒,但他的两眼仍大大张开,露出他的眼白。

我既感疲倦又过于激动。我不愿再去想明天黎明将发生的事,不愿再去想死亡。去想,那是毫无意义的事,只会使我得到一些词语概念与一片空虚。但是,只要我试着去想别的事,我就看见许多枪口对着我。我这样体验被处死的滋味大概总有二十次以上;有一次我甚至以为是真的亲临其境了,其实只是睡着了一小会儿。他们把我拖到墙跟前,我不停地挣扎;我向他们求饶。我吓得惊醒过来,我瞧了瞧比利时人,我担心刚才我在梦里曾发出惊叫。但他在捻弄他的小胡子,肯定他未曾注意到什么。如果我愿意的话,我相信还能再睡一小觉,因为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了,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不想失去我生命最后的两个钟头:天一亮,他们就会来叫醒我,我睡意犹浓地跟着他们走,我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给毙了,我可不愿这样,我不愿像头畜生那样死掉,我想搞明白死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也害怕睡着了再做噩梦。我站起身来,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并且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回想我过去的生活。一大堆回忆一涌而来,其中有好的回忆,也有坏的回忆——至少我从前是这样将它们分类加以称呼的。回忆中出现好些面孔与好些往事。我想起了一个小家伙的面孔,他是巴伦西亚城过瞻礼节时被牛顶死的一个新郎;我想起了我叔叔伯伯中的一个,拉蒙·格里的面容。我也想起了一些往事:我怎么在一九二六年失业了三个月,我怎么饿得差一点丢了命。我想起了我在格林纳达岛上一条长凳上度过的那一夜,那时,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我烦躁而又愤怒,我可不愿饿死。这段回忆使我微笑起来。我过去是以一种多么狂热猛烈的劲头去追求幸福、追求女人、追求自由啊!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曾经想要使西班牙获得自由,我崇拜庇·伊·马卡尔,我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我曾经在好些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对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认真,仿佛我是永垂不朽的。

此时此刻,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我在把自己的一生摆在我的面前,并且这样想:“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一生既然已经完了,它就一钱不值。我扪心自问,过去我怎么能够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打打闹闹呢,如果我那时想像出今天自己会这么完蛋,我是绝不会动一个小指头的。我的一生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它已经结束,就像一只口袋已经封了口,不过,装在其中的一切都并未完成。有那么一刻钟,我也试图对自己的一生作个评判。我很想对自己说,这是美好的一生。但是,我不能对我的一生做出评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草图;过去,我把我的年华都用来勾画自我永垂不朽的轮廓,反倒对什么都没有真正弄懂。眼下,我没有任何舍不得的东西,因为本来我所舍不得的东西的确有一大堆,如白葡萄酒的美味,还有夏天我在卡迪斯附近一道小湾里的沐浴,而现在,死亡已使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不值得我留恋。

突然,比利时人出了一个好主意。

“朋友们,”他对我们说,“我可以负责——只要军事当局同意——替你们带一封信或一件纪念品给你们的至亲好友。”

汤姆低声抱怨了一句:

“我没有任何至亲好友。”

我没有吭声。汤姆等了一下,然后好奇地打量打量我:

“你不送个信给龚霞?”

我对他这种亲昵的帮腔十分反感:不过,这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在昨天晚上曾主动跟他谈起龚霞,我本该控制住自己。我与她相处已有一年,即使是昨天,为了能再见到她五

分钟,我也宁愿用斧头砍掉自己的一条胳臂。正是出于这种渴望,我对汤姆谈起了龚霞,这种强烈的渴望,我实在难以控制。而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见到她了,我也再无话要对她说。我甚至不想把她搂在怀里,因为我厌恶我自己的肉体,它已经变成了死灰色,它汗流不止,而且我也没有把握在此情况下不厌恶她的肉体。龚霞如果知道了我的死讯,她是会哭的,在几个月以内,她将痛不欲生,即使如此,我仍然得去死。我想念起她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从前,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总有某种东西从她身上传到我的身上,但现在我想,这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现在她再看着我,她的眼光只会停留在她自己的眼睛里,而不会传到我身上。我现在孤独无援。

汤姆也是孤独的,但孤独的方式有所不同。他支开两腿跨坐着,面带微笑瞧着那条长凳,神情讶异。他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去摸木凳,好像是惟恐弄坏某种东西,接着,他急速把手缩了回去,浑身颤抖。如果我是汤姆,我是不会去摸长凳来消遣的;这种方式也是爱尔兰人的滑稽玩意,不过,我也觉得周围的事物都带有一种古怪的样子,它们比平时暗淡模糊了,不像往常那样色彩浓重醒目。只要看一看那条长凳、那盏灯、那堆炭屑,我就感觉得到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当然,我无法把自己的死想得那么清楚,但我到处都看到了我的死亡,在各种东西上看到,在这些东西对待我的方式中看到,这些东西都在我面前往后退缩,与我保持距离,小心谨慎,如像人们在濒死的人的床头总是轻言细语那样。汤姆刚才就正是从木凳上见到了他的死亡。

在我目前这种状态中,如果有人来宣布我可以安心回我的家了,他们免我一死,我很可能冷冷淡淡,无动于衷,因为,当一个人永垂不朽的希望幻灭了以后,迟几分钟去死或迟几年去死,反正都一样,并无区别。我现在对任何东西皆无所求,我心如枯井,沉寂冷静。但这也是一种可怕的冷静,其原因在于我的身体,我是在用我身体的眼睛在看,用我身体的耳朵在听,但这身体却不再是我自己,这身体在自行其是地流汗、发抖,我再也不认识它了。我不得不去触摸这身体,去观察它,以便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仿佛它是别人的而不是我自己的。有时,我还能感觉到它,我感到它在下滑,在急遽下跌,就像坐在往下俯冲的飞机里一样,有时,我则感觉到心脏在跳动。但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并不使我安心,所有这些从我身体中产生的一切,都有一种鬼鬼祟祟、令人厌恶的气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待在那里,无声无息,而我只感到有一种重压,有一种邪恶的现实针对着我;我觉得自己似乎与一个巨大的害人虫联结在一起。有时,我摸摸自己的裤子,我发觉它已经湿了;我不知道究竟是汗还是尿弄湿的;为了预防尿裤,我到炭堆前解了小便。

比利时人掏出他的表,看了看时间,说:

“现在是三点半钟。”

混蛋!他故意这么做。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发觉时间在流逝,黑夜像一个无形的阴暗的东西包围着我们,我甚至想不起来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

小余安开始嚎叫起来,他绞扭着双手,哀求着: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着双臂,在地下室里跑了一圈,然后扑在一块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但并不想去安慰他。实际上,安慰也纯系多余:因为小家伙吵得比我们厉害,而他的痛苦却比我们轻。他像一个因发烧反而减轻了病情的病人。当病人连发烧也发不起来时,他的病才是更为严重的。

他仍然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怜悯自己,他其实并没有想着死。有一刹那,仅仅一刹那,我也想哭,由于怜悯自己而想哭。但实际结果却恰巧相反:因我瞧了小家伙一眼,我看见他瘦削的肩膀因呜咽而抽动,我反而变成铁石心肠了,我不能怜悯别人,我也不能怜悯自己。我对自己说:“我要死得有些骨气。”

汤姆站起来,他正好站在那个圆洞底下,开始等候黎明。至于我,我有了精神支撑点,一心只想着我要死得有骨气。但是,自从那个医生把时间告诉我们以后,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时间在流逝,一滴一滴地在流逝。

天还没有亮,汤姆对我说:

“你听他们动起来了。”

“听见了。”

有好些家伙在院子里走动。

“他们来搞什么名堂,总不能在黑暗里瞄准开枪吧。”

过了一会儿,我们再也听不见什么,我对汤姆说:

“你瞧,天亮了。”

彼得罗打着哈欠站起来,把灯灭了,对另一个看守说:

“冷得够呛。”

地下室开始变成灰蒙蒙的了。我们听见远处传来了开枪的声音。

“开始了,”我对汤姆说,“他们大概是在后院动手了。”

汤姆向医生讨了一枝香烟。至于我,我不想要;我既不想抽烟,也不想喝酒。从这时起,开枪的声音一直不断。

“你明白了吧?”汤姆问我。

他还想补充说点什么,但又一言不发了。他盯着那扇门。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尉,还

有四名兵士。汤姆的烟卷从手里掉了下来。

“谁是斯丹波克?”

汤姆不吭声。是彼得罗把他指了出来。

“余安·米尔巴呢?”

“就是倒在草垫上的那个。”

“站起来!”中尉命令说。

余安仍不动弹。两个士兵挟着他的腋窝,扶他站起来,但他们一松手,他又倒了下去。

这两个士兵不知该怎么办。

“像这样受不了的,他不是第一个,”中尉这样说,“你们俩人只需把他架起来就行了,到了外边,问题就会解决。”

中尉转向汤姆:

“来,咱们走吧。”

汤姆夹在两个士兵之间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士兵跟在后边,他们从腋窝与腿弯部位架着小家伙。小家伙并没有昏迷,他两眼睁得大大的,泪水沿两颊流下来。当我也起步往外走时,中尉阻止了我:

“伊比埃达是你吗?”

“是的。”

“你在这里等着,待一会儿有人会来找你。”

他们都走出了地下室,比利时人与两个看守也走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但我宁愿他们立刻把我干掉。我听见排枪有规律地每隔一会儿就响一阵,每响一阵,我就要颤抖。我真想大声喊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但我使劲咬住了牙关,把手插在衣口袋里,因为,我要死得有骨气。

过了一个钟头,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充满了雪茄烟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有两个军官坐在安乐椅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一些文件。

“你名叫伊比埃达?”

“是的。”

“拉蒙·格里躲在哪里?”

“我不知道。”

审问我的那个家伙又矮又胖。他一双冷酷的眼睛藏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他对我说:

“走近一点。”

我走近他们。他站起来,抓住我的手臂,用一种似乎要把我置于死地的神情盯着我。同时,他使尽全身的气力紧捏我的二头肌。他并不是要叫我吃点苦头,而是在进行事关重大的较量:他想一下就先威压人,使我慑服。他还把嘴里的臭气往我脸上喷,大概也认为有此必要,我们就这么对峙了一会,对我来说,他这种把戏简直使我想笑。要吓唬住一个即将去死的人,这点火候可不够。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用力把我使劲推开,他又坐下去,对我说:

“现在,就是要你的命和他的命互相交换。只要你告诉我们他藏在哪里,我们就让你保全性命。”

这两个穿着带饰的军服与长靴,手里拿着马鞭的家伙,同样也是迟早要死的人。他们会比我死得迟一点,但也迟不了很久。他们成天在他们的狗屁文件上找别人的名字,他们追捕这些人,把这些人关押起来或者消灭掉;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问题与其他一些问题,持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这些渺小的活动,在我看来既令人厌恶又荒唐可笑: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设身处地对他们加以理解,他们简直就是疯子。

那个矮胖的家伙一直盯着我,用马鞭抽打他的长靴。他所有的动作都是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在于使自己显得像一头灵敏而凶恶的野兽。

“怎么样,你懂了我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格里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我一直以为他在马德里。”

另一个军官无所谓地摆了一下他那只苍白的手。他的无所谓也是精心设计的。我看穿了他们所有这些渺小的伎俩。我觉得居然有人以玩弄这种小把戏而自得其乐,实在令人惊讶。

“你还有一刻钟可以考虑,”他慢吞吞地说,“把他带到贮藏室去,过一刻钟再把他带回来。如果他还拒不交代,就立即枪毙。”

他们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把戏:他们已经叫我等了整整一夜,然后在枪毙汤姆与余安的时候,又让我在地下室等了一个钟头,而现在又要把我关进贮藏室;他们从昨天起,就准备好了这一套。他们以为一个人的神经是经不起这样一拖的,他们想用这个法子来逼我就范。

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在贮藏室里,我在一只矮凳上坐下,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衰弱无力,我开始进行考虑。但并不是按他们的指点考虑。当然,我知道拉蒙·格里藏在何处:就在他堂兄弟家,离城四公里。我知道我决不会招出他的藏身处,除非这些家伙严刑拷问,而看来他们并没有想到采用此招。眼前这一切,都是他们周密安排好了的,无可更改,对此我丝毫不感兴趣。只不过,我想理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出卖格里。为什么呢?我不再爱拉蒙·格里。我对他的友情在这天黎明前一刻已经消亡了,与我对龚霞的爱情、与我对生活的希望同时消亡了。毫无疑问,我仍然敬重他:他是一条硬汉。但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准备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叫一个人贴墙站着,朝他开枪,直到把他打死,这个人是我或是格里或是另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回事。我很清楚,他比我对西班牙的事业更有用,但是,我现在对西班牙、对无政府主义都不在乎了:任何事物都不再有什么重要性。虽然如此,我仍然在这里,我能够出卖格里来保全我的性命,但我拒绝这么做。这是一种固执,我觉得这的确有点滑稽,我想:

“就该这么固执!”我感到一种奇特的愉快。

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回到那两个军官的面前,一只小耗子从我脚下窜过,这使我乐了起来。我转身对其中一个长枪党徒说:

“你看见那只耗子了吗?”

他不搭理我。他阴沉着脸,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而我,我就只想笑,但总算忍住了,因为我害怕一旦笑起来,我就无法控制,笑个不停。那个长枪党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又对他说:

“你该把小胡子刮掉,笨蛋。”

我觉得他活着让须毛在脸上蔓延实在滑稽可笑。他并不特别认真地踢了我一脚,我一声不吭了。

“怎么样,”那个胖军官问,“你考虑好了吗?”

我好奇地瞧了瞧他们,就像他们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昆虫。我对他们说:

“我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他就藏在墓地里。在一个墓穴里或者在掘墓人的小屋里。”

我这完全是在跟他们开一个玩笑。我想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赶紧站起来,扣上皮带,发布命令。

他们一蹦而起。

“我们到墓地去。莫勒斯,你要洛布兹中尉派十五个人来。至于你,”矮胖子又转过来对我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我答应过你的一定兑现。如果你欺骗我们,我会要你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们在一阵嘈乱声中出发了,我在几个长枪党徒的看守下平静地等着。我不时微笑起来,因为我想他们不久就会又恼又怒。我觉得自己既愚蠢又狡诈。我想像他们如何掀起一块块墓石,掘开一个个墓穴。我像一个局外人似的想着眼前的这种情景:这个囚徒固执地想要成为一个英雄,而这些留着小胡子的长枪党党徒,这些穿着制服的家伙则在那些坟墓之间忙来忙去,这真是一出令人不能不发笑的喜剧。

过了约半个钟头,矮胖的军官单独回到房间。我想,他该下令处决我了。其他那些家伙大概还留在墓地里。

军官瞧了我一眼,他丝毫没有要严惩不贷的样子:

“把他带回大院子里,和别的犯人放在一起,”他命令道,“等军事行动结束后,再交普通法庭决定他的命运。”

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懂他的话。我问他:

“那就是说,你们不……你们不枪毙我了?”

“目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枪毙你,以后,那就不是我管的事了。”

我仍然不懂他的意思。我再问:

“这是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膀,没有回答我,几个士兵就把我带了出去。在大院子里,有百把个犯人,其中有一些妇女,有一些儿童,还有几个老人。我开始围着中央的草地转来转去,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脑子发呆。中午的时候,我们被带进食堂用餐。有两三个人跟我打招呼,我一定是认识他们的,但我并没有搭理:我已经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将近傍晚时,他们又把十来个新的犯人赶进院子里来。我从其中认出了面包商加尔西亚,他对我说:

“走运的伙计,我真没想到还能看见你活着。”

“他们判处了我死刑,”我说,“后来他们又改了主意,我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他们在两点钟时逮捕了我。”加尔西亚说。

“为什么抓你?”

加尔西亚从不过问政治。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要把所有跟他们想法不同的人全抓起来。”

他又低声地说:

“他们抓到了格里。”

我颤抖了起来。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他干了件蠢事。他在星期二离开了他表兄弟的家,因为他俩发生了争吵。愿意藏他的人倒是不少,但他不愿意麻烦任何人。他说,我本想躲到伊比埃巴家里去,但既然他已被捕,我就躲到墓地里。”

“在墓地?”

“是的,他真笨。今天早上,那些家伙自然就到墓地里去搜。这是肯定要发生的。他们在一个掘墓人的屋子里抓到了他,他朝他们开了枪,后来他们把他击倒了。”

“在墓地!

我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起来,我恢复感觉时,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我大笑不止,笑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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