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打碎”和“超越”——《西夏咒》后记

 

谈“打碎”和“超越”——《西夏咒》（代后记）

 

文\雪漠

 

1

 

我一直想写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之外，有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模式。他们追求灵魂的安宁，而忽视红尘的喧嚣。他们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活的理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灵魂求索。不进入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

 

虽然《西夏咒》中的每一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形，但正如曹雪芹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要知道，这些看似是呓语疯言的东西，其实是另一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你不妨将他们名之为“形而上的人”。不过，他们的存在并不是无意义的。他们代表了某一个人类群体的灵魂求索。写他们时，我焚香沐浴，澄心洁虑，一片虔诚，但完稿后我才发现，那文本，竟然变成了我想都不曾想到的模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由不了自己。我的每本书，都有着各自的宿命或命运轨迹。

 

真正的作家仅仅是个母亲。他只能为腹内的孩子提供养分，却无法按自己的习好设计孩子的长相和性格。不过，他至少要做到一点：尊重对方的人权。他和自己的孩子应该是两个有主权的国度，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援助，但不可以侵略。

 

同样，我也不想侵略我的孩子。

 

我只想说明一点，这本书，跟我别的作品一样，是用我的生命孕育的。我没有任何游戏的成分。它代表了我对那个独特世界的独特体悟。需要强调的是，《西夏咒》中的那个看似荒诞的世界，其实也活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生是个巨大的虚无，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在那存在和虚无之间，定然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个作家想说清它，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我终于还是将它渗透在书中的那些胡言乱语中了。你自可不焚香，不澄心，但要相信，我是在一种极度虔诚中写此书的。

 

《中国作家》原副主编杨志广先生在临终前给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的信中称：“《西夏咒》的确是雪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从文学角度看非常的特色、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倾注了真诚、灵魂与心血。”

 

如果说《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的写作是投入了我的生命的话，那么《西夏咒》的写作便是融入了我的灵魂。写它时，我一直处于一种激情喷涌的状态。

 

它源于心灵的真诚，从不曾有故弄玄虚的机心。彷佛，它本来如此，非关人力。我的所有创作，只是在坐上禅修的间隙所为，更是我禅修的另一种方式。在写作和人格修炼之间，我更看重后者。

 

所以，表面看来，它虽有数稿，但那所谓的修改，仅仅是冷静后的艺术打磨，更是一种机缘上的等待。我一直不敢轻易外寄，总怕不理解的编辑会亏待了它，坏了缘起。

 

感谢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和编审们的理解和宽容，才使它有了面世的机会。

 

明眼的朋友可以看出，它似乎跟时下的那种小说不太一样。但至少，它宣告着雪漠已经走出了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再一次“打碎”了自己。

 

2

 

在我的前半生里，我有过三次对自己的“打碎”。

 

我第一次打碎的，是对生命的妄想。

 

我曾在《狼祸》“序”中谈到了这一点：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锁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虽然我“理”上对生命的打破很早，但“事”上的真正体验却源于我深爱的弟弟陈开禄的去世。

 

弟弟很想吃官粮，故名“开禄”，但他奋斗到死，也仍是一个农民工的身份。求禄者无禄，善良的愿望，总是被命运撞个粉碎。

 

我曾在《大漠祭》的“后记”中写到过：

 

“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提醒我死亡随时都会像光顾弟弟那样光顾我。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我做一些事情，总要算算值不值得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因此，我才能对西部文化的各个领域做相当的研究，且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

 

“弟弟留在人间的，除了不满三岁的女儿和才出生两个月的儿子外，还留下了几页日记。他死后，房子、家具、衣物……一切都成了别人的，甚至包括他的妻子。但那几页日记却是他的，上面记载着他心灵的挣扎。这使我忽然感悟到生命的易逝和文章的相对永恒。

 

“为了供我上学，弟弟过早地离开学校，去卖苦力。他的死击垮了我，很长一段岁月，我处在半痴呆状态。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每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是弟弟化的，总要像鲁迅《药》中的老女人那样和它对话。那时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梦中的弟弟活着。虽说他阴沉着脸，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盼望常做这样的梦。痛苦的是，这梦也很稀罕，后来竟绝迹了。”

 

那时，“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引自《狼祸》“序”）

 

3

 

我第二次打碎的，是对“文坛”的幻想。当我发现自己向往多年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登上”的文坛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神圣时，我有两年时间写不出一个字来。

 

我在《狼祸》“序”中曾写到这一点：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使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你的作品被人恶意糟踏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到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的说法，我显然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上也有不少。但无异，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识？哪是恶友？但我失望地发现，但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地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这风气运行的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300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脱了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那所谓“密林深处”，便是我的关房——专门用于与世隔绝地闭关。在最近的二十年间，我总有一处不为任何人——包括家人——所知的关房。我常常离群索居，闭关清修。

 

在前两次“打碎”后的多年里，我更是完全地离开了文学，全身地走入了宗教。那时，我总是经年累月，深入禅定。妻急了，老是吼：你咋不写？入一辈子定有啥用？释迦牟尼要是没有《大藏经》，还算佛吗？在她的干预下，我才重新拿起笔来。

 

就这样，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生命来实践我认可的某种真理。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写作《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的二十年，也是我进行人格修炼和智慧求索的二十年。那二十年中，我是在禅修的间隙里写作的。许多时候，每天禅修四座，每座近三个小时。闭关期间，我甚至每日禅修二十个小时以上。

 

我曾修过八年的小乘禅定和十二年的密乘光明大手印，并得到了高僧大德的印证。

 

也许，要是没有这种人格历练和智慧修炼，我仅仅是个庸碌的凉州人。因为身边多知足常乐得过且过者。我的四周，充斥着猜拳喝酒和麻将的轰鸣。除了自省和重塑人格之外，我几乎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助缘。

 

需要说明的是，我后来才发现，文坛既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神圣，也不像“打碎”时的那样令人绝望。它还有一定的底线，更不乏我向往的光明。真的。我身处穷乡僻壤，却遇到了那么多的帮我的好人。我不认识评委，却获了那么多的奖。我一个西部的农家子弟，能有今天的成绩，便得益于那些我生命中的“贵人”。

 

借此机会，我向帮过我的所有“贵人”致敬！

 

4

 

我第三次打碎的，是宗教对我的桎梏。

 

关于我的宗教之旅，我曾在《白虎关》“后记”中写道：

 

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记下一个名字。只记得，数十天里，我宁静地走在那“朝”的途中。当然，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融了小我。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是那几尊佛像。不是。我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我心中的圣地，已不是哪个地域，而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命运中不可亵渎或碰撞的所在。它仅仅是我期待、遥望、向往的某种东西的载体。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多年来，我研究了世上十多个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蓍那教以及佛教的几乎所有流派。我甚至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是在实践印证。我的“行”与“学”，是想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都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主体的独立、宁静和大自在，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宗教被制度化后，却远离了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数以亿计的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更可怕的是，制度化宗教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信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贪婪“诱因”。我们知道，几乎所有能发酵欲望的贪婪诱因，都是罪恶。因此，我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题记”道：“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制度、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是枷锁和镣铐，也即所有外现干预不了创作主体的独立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那套话语。

 

当我用“行者加学者”的身份契入超越宗教名相的真正精神，达到一种难用言表的境界时，写作就成了我的信仰。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垢病，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

 

如上所说，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之后，我终于进入了宗教的核心，却发现：那些制度化宗教也是滋生罪恶的温床。虽然宗教中洋溢着真理的光明，但同时充斥其中的，多是迷信的大众，更不乏罪恶的细胞。

 

在制度化宗教中，我也经历了诸多的莫名其妙：我曾用一个作家黄金买不来的几年生命写了两本书：《我的灵魂依怙》和《大手印实修心髓》（甘肃民族出版社）。它们很快被翻译成了英文。对它们，宗教文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为贡唐仓大师撰写年谱的藏学家、原《甘南报》主编纪天材先生就说它们揭示了千年来佛教不曾明示的诸多奥秘，是佛教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必将在佛教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加拿大佛教学者孙万朋博士认为，那两本书对濒临灭绝的香巴噶举文化进行了抢救、挖掘、整理和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孙博士著文称：“香巴噶举历来以实践为主，不图虚名，历时千年传承至今，保存了最系统、最完整、最纯粹的大手印传承。雪漠既是受益者，也是传承链上的重要一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吸收了人类诸多优秀文化的精髓，更经过了十几年如一日的修证实践，无论其‘教’和‘证’，以及其胸怀、其见地、其学养，都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宗教实践者。”一些大德也对作者进行了肯定、印证和授权。许多读者更是爱逾性命，视若珍宝，还有人——如山东的古之草——为它写了上千篇文章。该书翻译为英文后，国外学者也专程前来西部，拜会作者，请教问题。

 

但同时，那些想靠宗教谋利者，对它们却视如毒蛇猛兽，高价收购，或埋入地下，或打成纸浆，或抛入大海，原因是书中有着跟他们的宗教观不一样的真理光芒――大手印见。而大手印是破除名相、反对迷信的――真正的真理，肯定远离迷信和盲从。佛教是无神论，它一向反对迷信，提倡智信。而那些搞“精神控制”的邪教，恰恰是利用了人们的迷信心理，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按佛教的“法印”来甄别，许多贴着“佛”的标签者，其实是附佛外道，他们盗取了佛的“名相”，贩卖的，却是邪教货色。

 

更有甚者，其诋毁和诽谤我的作品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它能让读者对作者生起大信心。这样，在他们眼中，雪漠便成了跟他们争夺“饭碗”的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前者高价收购予以珍藏，后者高价收购予以销毁。结果，一本定价只有48元的初版书，竟被炒到五千元以上。

 

这一幕，跟《六祖坛经》中的某些内容惊人的相似，可见宗教中的许多陋习由来已久了。

 

同样的滑稽，也反映在对我涂鸦“墨迹”――我从不曾自称“书法”――的态度上，爱者不远千里来求，求到后视为珍宝；恨者却百般贬损，恨雪漠墨迹，如恨仇寇，仿佛焚而扬灰，也不足以泄其大愤。在成都深圳等地，更有召集会议、进行洗脑、号召群体声讨者，不乏焚书坑字等诸多滑稽，叫我不禁莞尔。不曾想，这样誉者誉，毁者毁，热闹非凡之后，我的涂鸦“墨迹”竟也被炒成了抢手“墨宝”，一广州朋友甚至要耗以重金，要买断我“大手印”墨迹的专营权。我问其缘由，他说，某个有所谓“天眼”的识者称，那些拙朴的字有“光”，有种“开过光”的灵气和神韵。他还说，有“光”的东西，能承载一种善美的人文信息，能给人带来安详、清凉和吉祥。但是，因为他的“买断”，是用于包装后的经营，也剥夺了我赠与有缘的权利，我只好拒绝了。

 

对那“开光”之说，我只是淡淡一笑。我一向反感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那心外的神异，会比拙朴的“真心”更重要。但一位窥得宗教精髓的僧友却笑道：那些道人念咒呀划符呀，不也是为了寻找“真心”吗？得到真心之后，一点朱砂妙笔，便与造化相应。那书符的秘密，便是如此，至于那歪里邪里的红黑墨迹，并不重要。

 

这一切，都成了《西夏咒》的营养。琼、阿甲和雪羽儿的命运，便反映了我的追求和遭遇。

 

不过，任何宗教都有光明，有光明必有阴影。光明和阴影总是密不可分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有信仰的人群中。一些大德也顶住了诸多压力，印证我的大手印证悟。

 

在我契入了光明大手印后，用了十二年时间的保任，才将那智慧变成了生命中须臾不离的光明。这时，我开始了对宗教的反思。大手印远离迷信和愚痴，而崇尚证悟者的主体性。当制度化宗教舞着“精神控制”、“宗教恐怖”等诸多武器向我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打碎了它。从此，我打碎了所有宗教名相的束缚，只汲取其有益的滋养和光明。

 

当某一种东西不会成为营养而可能成为枷锁时，要毫不犹豫地将它扫出心去。

 

这，才是真正的大手印精神。

 

5

 

明眼人可以看出，我的所有作品，都得益于大手印文化对我的滋养。

 

《西夏咒》更是这样。

 

“大手印”是人类文明中最炫目的智慧之一，其梵文音译为“马哈木卓”，它的源头是辉煌的古印度文明。它来自“西天”印度，扎根于中国西部，是中印文明相融合结出的智慧硕果。

 

西部文化虽浩如烟海，但其全息，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西部民歌，二是大手印文化。西部民歌是重感性，大手印文化重理性。西部民歌包罗万象，大手印文化直指心灵。西部民歌是大海中的浪花，大手印文化是大海上的天空。――不过，海中有天，天下有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西部民歌是百姓的歌谣，大手印文化是智者的微笑。西部民歌是灵魂的流淌，大手印文化是灵魂的重铸。西部民歌以大美承载大善，大手印文化是大善体现大美。西部民歌以鲜明的地域色彩而赢得世界，大手印文化则以恒久的普世性而滋养世界。二者相得益彰，互为体用，代表了西部文化的博大和精深。

 

西部民歌对我的滋养，重点反映在《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中。在《西夏咒》中，则明显可以看出大手印文化对我的影响。

 

大手印强调当下关怀和终极超越，注意文化构建和身体力行。

 

大手印的含义，简而言之，有三点：

 

“大”：大境界、大胸怀、大悲悯；

 

“手”：强调行为，贡献社会；

 

“印”：明空智慧，终极关怀。

 

最能体现大手印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是唐东嘉波。他于公元14世纪和15世纪活跃于中国西部。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是藏戏的创始人。他是香巴噶举大手印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2009年10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西藏自治区申报的藏戏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提升全人类对其文化价值的认知度，确保藏戏在藏区的存续，从而促进这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占据了独特地位的中国藏戏，不是由专业文豪创造出来，而是源于大手印实践者，这种现象，值得深思。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利众智慧的大水，才能撑起艺术的大舟。托尔斯泰的不朽，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曾在《大手印实修心髓》（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书中专章介绍过唐东嘉波，大致内容如下：

 

唐东嘉波是历史上公认的一代大德，功标日月，名垂千古。他是光明大手印的究竟证悟者。他遍求名师，艰苦修证，声名远播。有首歌唱道：“空性广无边，证空瑜伽士，犹如无畏王，名唐东嘉波。”人们尊称他为“成就自在唐东王”。

 

唐东嘉波证悟了大手印之后，走出山洞，破除名相，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提出僧人要走出寺院，下山云游，服务百姓，解除其痛苦，用实际行动来体现利众之心。他的行为，赢得了百姓的广泛爱戴，却刺疼了僧侣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动员各自的信徒反对他、孤立他。他们四方串连，制造违缘，罗织谣言，诋毁诽谤。唐东嘉波不为所动，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借宗教之名骗取利养者，反对那些空谈佛法、不干实事的所谓高僧。他说，当我们造福于民的时候，厌烦、悲伤、懒惰都是灾难。那些高僧，讲经说法，犹如歌唱，却无视百姓苦难。那些僧人，住在山上像野兽，钻进崖洞修行像老鼠，却不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凡是乐于跟随我的人，不要讲究吃和穿，造福于民应身体力行。

 

这，正是大手印提倡的精神。

 

我们可以看出，“人间佛教”的最早倡导者，并不是太虚法师，而是唐东嘉波。他生于1385年，比太虚法师早了五百多年。

 

唐东嘉波的足迹遍布雪域，常见大河汹涌，因无桥梁，常有人堕水而死，遂发大心，要为民造桥。因藏地那时的钢铁，几乎跟黄金一样稀少，但唐东嘉波穷一生心力，竟造桥百余座，其中铁索桥五十余座，木桥七十多座，利益了无数百姓。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卢定桥便是唐东嘉波修建的。为了修桥，唐东嘉波当过铁匠，他亲自操铁锤，拉风箱，当起了苦力。要知道，当时的铁匠被人们认为是卑贱的职业。

 

为了筹集修桥的资金，唐东嘉波筹建藏戏剧团，亲自编写剧本，带领贝纳头人的七个女儿，到各地演出藏戏。后来，唐东嘉波被尊为藏戏的鼻祖。

 

除修桥利益众生外，唐东嘉波还修建了大量的道场，其弟子中，有数以百计的大手印证悟者，从而体现了大手印的另一个特点：终极超越和终极关怀。

 

唐东嘉波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在出世间法上，他的智慧证悟独步古今；在世间法上，他修桥建寺，功标日月；在文化上，他又是藏戏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

 

有一首缅歌，歌颂唐东嘉波，含义极深，很是有趣，录之于下：

 

波涛滚滚的江河上，

 

块块石头堆砌的桥墩好比小山，

 

这一座座小山比得上须弥山，

 

铁环环环相扣成一条链，

 

整齐漂亮又壮观；

 

众人不分贵和贱，

 

来回过桥顺利又平安，

 

穷人更是感恩德；

 

慈善无比的唐东嘉波啊，

 

为众人办了大好事。

 

过去的那些修行人，

 

不乏身怀绝技者，

 

也都想为众生行善，

 

可又有谁比得上唐东嘉波，

 

像乳母一样待众生？

 

他们纷纷成佛而去，

 

难道是有愧而躲避众生？

 

我常说：佛教所谓的菩萨，并非指人格意义上的神祗，而更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利众精神。重于慈悲的利众精神，称观世音菩萨；重于智慧的利众精神，称文殊菩萨；重于大勇大力的利众精神，称金刚手菩萨。佛教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光照千古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以唐东嘉波为代表的大手印文化，它承载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我常想人生的意义，我深知诸法空相，诸行无常，也曾陷入困惑：既然无“我”，那个需要解脱的，究竟是什么？既然万物都免不了成住坏空，世界终有毁坏的之日，那所有善行，定然不会永恒，它本身也无自性，虚幻若梦。这修行，有什么意义？后来，我明白了，人的存在，虽也是虚幻的假相，但只要他升华了人格、重铸了灵魂，就可能有精神层面上的相对永恒。

 

有许多东西，它的意义，已超越了事物本身。如雷锋，如孔繁森，他们的肉体，于今早不知化为何处的尘埃，但那种精神却以故事和文字为载体传递了下来，给人以永恒的灵魂滋养。大手印文化的意义也在于此。

 

每次想到唐东嘉波，我们不能不为他的事业所感动，而尽量使自己能远离恶趣，变得相对高尚一些。这意义，已大于他的修桥。

 

同样，《西夏咒》中雪羽儿的意义，也远远超越了她的生命本身。

 

6

 

“大手印”三字，代表了人类智慧中出世与入世及所有心物现象。“大”为根，“手”为道，“印”为果。三者缺一不可：没有“大”的境界，单纯的明空之“印”只能自了，难生大力；没有“手”的入世利众行为，“印”便易成“狂慧”，“大”的胸怀更会流于空谈，无以体现；而没有“印”之明空智慧，“大”和“手”便成为世间之法，难以究竟。

 

“大”“印”只有体现在“手”的行为上，才有意义。没有利众行为的“大手印”，不是真正的“大手印”；

 

我是大手印文化的传承者和受益者，关于我的这一段生命历程，《大手印实修心髓》（甘肃民族出版社）中有详细的记录。《西夏咒》中的内容就大多得益于我的大手印证悟。正因为我经历了诸多的丰富，才有了《西夏咒》的丰富。

 

我常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我永远不会当教徒，永远不会把心灵局限于一个“小小的”教派，或是“大大的”佛教，或是“多多的”宗教。我希望能汲取全人类的智慧营养，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火把，能驱散黑暗、传递光明。当然，这火把照亮的，首先是我自己。

 

我的所有选择和实践，究其实质，仅仅是想改变我自己。

 

当我们想改变世界时，首先应当做的，是改变我们自己。

 

我曾写过一首诗：“大风吹白月，清光满虚空。扫除物与悟，便是大手印。”跟那些吃“宗教饭”者不一样的是，我总是在打碎他们死守的那个东西。我认为，只有将全世界的文化当成营养，而不是当成枷锁的时候，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有识者称，只有证得那终极的光明并实现那最后的扫除，才会有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才是真正的光明大手印。换句话说，那最后的“扫除悟迹”――也即破作法执和细微无明，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曾写诗二首，记录了我打破执著后的生命感悟。其一曰：“我本无事人，不慎涉红尘。搅得三界乱，六道闹哄哄。此日悟本然，无死亦无生。悠然退林下，再做无事人。”其二曰：“俗女即素女，扬尘在俗途。愜意三潭月，不求契如如。吾为大俗子，款款缱素女。洗尽心头觉，西湖采桂子。”

 

前不久，我曾跟广州作家明子搞过一次对话，内容便是“超越和打碎”。我说：“我不知道啥叫成就？啥叫境界？有时候，我觉得似乎也到了那个老地方，找到了那副旧家具。跟那些所谓的成就者不一样的是，他们守着那堆破家具不放，我却打碎了那玩艺儿。仅仅是这样。我老是打碎我自己。打到‘无可再打’时，便是‘无修瑜珈’了。我对那所谓最高境界的打碎，便是我认为的‘终极超越’”。“打碎那最高境界后，便再也没有了境界，再也没有了二元对立。何为境界？境界者，分别心也。有境界者，尚有分别心。”一位大德称，打破别人死守的破玩艺儿，这便是雪漠的“魔力”所在。其实，我最先打碎的，总是我自己。比如这《西夏咒》。它最先打碎的，便是大家熟悉的雪漠。

 

在那次对话中，我胡诌了一首所谓道歌，代表了我打破宗教后的诸多感悟：

 

无毁无誉赤条条来，有毁有誉赤条条去。

 

毁也誉也化云烟，仰脸向天吁口气。

 

明明朗朗梦中醒，逍逍遥遥笑里哭。

 

仰天大笑无回音，垂首只影人不识。

 

不求解脱不求真，无法无我无明体。

 

百草难迷来时径，乱云不歧去时路。

 

记得那年闻法后，破也立也如隔世。

 

十载虔信今何在？三生誓约随它去。

 

何方妖魔正窃笑，如闻天籁陶然居。

 

咦呀风中蒲公英，飘兮零兮落何处？

 

寄语香巴诸明子，风卷瑞雪正相契。

 

我今已无心头云，月光更照不夜路。

 

足下千里快哉风，胸中一点浩然气。

 

斩断羁绊已冲天，十方三界任我去。

 

令我欣慰的是，我的那段灵魂历程和独有的生命感悟，不仅仅反映在出版的两本哲学著作中，同时也融入《西夏咒》中了。

 

随便补充一句，本书每章之前节选的诗歌――读者可能没有留意那些天籁般的文字――都选自我没有发表的诗。我写了数百首诗歌，但一首也没有外寄过。我的写诗，跟我的信仰一样，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西夏咒》作家出版社2010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