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陈丹青“发现”木心的杰作 ——《街头三女人》

 

让陈丹青“发现”木心的杰作 ——《街头三女人》

 

那年元月我到纽约，木心是八月到的。秋天，我们在地铁遇见了，周围挤满乘客，有位我认识的上海画家陪着他，彼此介绍。问起出国前单位，他说是工艺美术机关，所以我不知他是画家，更不知他会写作。我记得他看人的眼神，锐利，专注，狡黠，还有我熟悉的沧桑：所有“文革”风雨活过来的中年人的沧桑。

当时我们同在曼哈顿一所美术学院混留学生日子——那也是1920年代闻一多留学的学院，名叫“艺术学生联盟”——八十年代，三五位上海留学生常逃出教室，聚在咖啡馆胡扯，有时木心也在。他年龄最大，总会逗人笑，但我俩没有深交。

1983年春，当地华侨日报文学副刊出现木心短篇散文《街头三女人》，一读之下，我很惊讶。那时我与王安忆和阿城通信，得到他们持续寄来的小说，写得很好，但是，不消说，是我们这代人的话语和故事。可是木心两篇小文让我读到一种老练的、久违的文体——如今我才明白，那就是民国作家的文风，是我少年时阅读鲁迅等等留下的文字印记——我立刻找人要到他的电话，拨过去，说，木心你写得真好啊。

他很平静，说，找时间见面谈。有天下午他来了，进门后点了烟，昏天黑地地聊。我做了夜饭留他，谈到凌晨两点。纽约地铁通宵运行，我送他回到他在杰美卡地区的寓所，上楼继续聊，他热了两杯牛奶，各自喝了，分手时已清晨四五点钟。

从此我们隔三岔五见，他带了刚写好的手稿给我看。再后来，我就一拨拨带了画画的哥们儿找他玩。

——陈丹青

街头三女人

 

据说第二次大战后，像纽约这样的都市，根本不见沿路设摊或推车叫卖的人。近几年却到处有撑起篷伞卖三明治、热狗的，有摆摊子卖T恤、裙、裤、腰带的，更有卖陶瓶、瓷盘、耳朵上脖子上的装饰品、现榨的橘子汁、当场刻的木雕、手绘的衬衫。花生米、榛子、腰果、核桃仁，都上了人行道。密切应时的是晴天卖草帽，雨天卖伞——社会经济不景气？

是这样。都市街景情趣盎然？是这样。我常注意这些人的脸，与我所思相符，都是良善的——只是觉得这些都是耶稣同情而上帝却不理睬的人。耶稣说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上帝说穷人要进天国，比两匹骆驼并排穿针孔还难。上帝是在富人这一边的，否则富人怎能富起来——凡是经上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补上去。

此外，还有比小商贩更淡泊的谋生者：

一个青春已去的女人，常在较宽阔的人行道上伏地作粉笔画，地面本有着等边六角形的凹纹，她利用这些蜂房格，画出人脸、花朵，伴以多种图案。一个小时画了一大片。因为色彩和形象十分夺目，使人只见地画不见作地画的人。几次后我才看清楚是一个瘦小、灰黯、弓背蓬头的女人——我常会不知不觉想起什么现成话来，福楼拜说：“显示艺术，隐藏艺术家”。心中不禁暗笑，又责备自己太淘气太刻薄，便掏出几个硬币，俯身轻放在地上，不期然看见了她的脸，满脸的汗，苍黄、疲苶，她真脏，没有心情洗脸（洗脸也要有好心情），既然目光相接，我该说句话：

“你画得很美丽。”

“我可以画得更好。”她说。

“我相信。”我想走了。

“为什么别人不和我说话？”她撩起额上的乱发。

“因为画就是画家的话，大家看见了，就是听见了。”

“不不，话多着呢！”

“以后，慢慢说。”

“你愿意听吗？”

“对不起，我要去办点事。”

我看手表，我是个伪君子，想脱身，像当年的欧根·奥涅金。

再经过那里时，地画已被踩模糊了。她总会来重画，而且每次不完全同样。

早晨走在近哥伦比亚大学的百老汇大街上，女人的嗓音在背后响起：

“日本先生，日本先生。”

我不是日本人，不必回头。女人紧步上来轻触我的手肘，她是黑种，有点胖，二十来岁。

“请原谅，你是日本人吗？”

我还不及否认，她快速地说了一大连串，满脸憨厚而愁苦的表情，我只听出什么布鲁克林、托根……旁边出现了一个白种青年，善意地恳切地代她说明：她要回布鲁克林，没钱坐地下车，请求帮助。我掏了三只两角五分的硬币递给她，白种青年似乎很高兴他的代言成功，轻快地走了。黑女郎谢了又谢，转过身去，她还牵着一条大狗。往布鲁克林？下城方向的地铁站该朝前走，她不认路吗？该告诉她——她牵着大狗走向报摊，买了一包烟，点火抽起来。

我回身快步走，怕她发现我，我不是那种有意窥人隐私的人。

大都会博物馆的高高宽宽的台阶上，总是坐满五彩缤纷的男女，因为下面人行道上有小丑或魔术师或踢踏舞男的表演，鼓掌，喝彩，“谢幕”，当然还有以硬币纸币代替鲜花奉献给表演艺术家的那么一回事。

从博物馆受洗礼出来，纯正的艺术使人头昏脑涨，精神营养过良症，弄不清自己是属于伟大的一类还是属于渺小的一类——台阶上的明朗欢乐，倒一下子使我重回人间，冲散了心中被永恒的艺术催眠后的郁结。

行过喷泉，便是幽静的林荫道，绿叶如云，卖水晶项链的货车，新旧画册的书摊，更多的是出售小幅画的艺术家，雕像似的站在那里静候顾客——所有这些，都很少有人买。

春天的一个下午，有朋友约我去看“梵蒂冈艺术藏品展览”，像要去晋见教皇似的，我竟用心打扮了一番，对镜自评，那副“漂亮朋友”的模样实在讨厌，再更装又多麻烦，就此“以辞害意”地出门上街了。

门票上规定三点整才好入场，我早来了半小时，就放慢脚步，浏览书摊，发现一些小小的水彩画，趣味近似保罗·克利，抬头看那倚树兀立的摊主，是个眉清目秀的女士，长发垂肩，肩上披块灰色的大方巾，待久了自然感到冷，她把大巾裹紧身躯，两臂在胸前打了个结。

我应该看，不说话，然而又是目光相接，不说一句话似乎欠礼貌：

“保罗·克利！”

“不，我，是我画的。”

“我知道，你的画使我想起克利。”我以为说得很委婉，又加一句：“你画得真好。”

“谢谢你！”她的脸解冻似的呈现活气和笑容。

接下来该我选购画了，可是我本来不存心要买，为了这两句对话就要买了么……朋友喊着我的名字走过来了，她是我同学，平时都是衣着极随便的，今天也忽发奇想，穿得华丽妖艳，活泼泼地拉了我就走，去帮她选一副水晶耳环，我忘了向那女画家说声再见。

博物馆中的三小时，我是个透明体，里面全是艺术。回家的路上，神魂还不定……树林阴翳，行人稀少。记起一件事——刚才那路边设摊的女画家，也许以为我是正要买她的作品，被一个不比她美而比她华丽的女人打消了，把买画的钱买了耳环——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和那同学的偶然的盛装，本也不足道，偏偏与那女画家的寒素形成了对比，倒像是我们是幸福者，她是不幸者，我感到歉疚，又感到冤屈——女画家、同学、我，是在同一个世界中，不是在两个世界中。

买不买画，不要紧，而我一定使她薄明的心先是比平时亮了一度，接着又比平时暗了一度——何以测知她的感受？因为我年龄比她大，这种一亮一暗已不知来过多少回了。当然都是无关紧要的，却又何必由我来使人亮使人暗呢。

第一个女人有点傻。

第二个女人有点坏。

第三个女人有点点可怜。

我是个有点点傻有点点坏有点点可怜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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