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影响

陈晓明：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影响

    马尔克斯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这样的时代是文学内部始终渴望变革的时代，而马尔克斯本人就以他的探索与创造性，给世界现代文学贡献了他的独特意义。

　　马尔克斯的意义在于，他把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与第三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且具有激进的现实批判性。毫无疑问，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是重要的，它开启了文学的新的时代，它激发起思想的再评价和新的情感表现方式。理论家这样表述现代主义的意义：“它日益支配着我们伟大作家的情感、美学和思想，而且成为我们最敏感读者的幻想中适当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也是一场革命运动，利用了思想上广泛的再调整，以有人们对过去艺术极端不满的情绪——这场运动在本质上是国际性，其特点是拥有丰富的思想、形式和价值，它们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从而发展成西方传统的主线。”(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名称和性质》)

　　但是，现代主义到了五十年代也已发展到极限，现代主义文学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不断地向个人化的经验，向形而上的极端行进，以至于到萨特那里发展出存在主义的哲学与文学的内在结合。50年代中期，约翰·巴思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写出《路的尽头》这种长篇小说，他肯定是意识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走到了“路的尽头”，数年之后，他写下《枯竭的文学》，惊呼“小说的死亡”，西方的小说再也难花样翻新。60年代初期，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在美国出版，美国的一批现代主义新锐，即巴思、巴塞尔姆、品钦、苏珊·桑塔几乎把来自拉美的博尔赫斯视为救命稻草。美国的实验小说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那里看到了拯救的希望，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席卷西方乃至世界文坛。不只是出现几部好作品，不只是出现了几个优秀的天才式的拉美作家，而是引领世界文学潮流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看到了自身变革的方向。

　　中国文学在80年代中期遭遇马尔克斯，立即从他那里获得灵感，获得摆脱困境的道路启示。"文革"后的中国文学深受创新的焦虑之苦，习惯从意识形态的召唤中去写作的中国作家，在80年代上半期也苦于文学的创新方向。长期在苏俄文学阴影底下匍匐而行的中国文学，欧美的现代派正是一个明确的变革方向。王蒙等人搞“意识流”，这是最初的实验，但却难以推广成果。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高压，还有作家群体普遍的保守性，他们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可以更安全也更安稳。就是年轻而锐气十足的知青作家群，在现代派方面毫无作为，这也是令人沮丧的现实。直到马尔克斯出现，几乎把他们从窘境中解救出来。85新潮出现了现代派和寻根派，前者实际上只有刘索拉和徐星二人，后者则有一大批，几乎可以包括大部分知青作家。“寻根派”被命名为“新潮小说”，它其实也是现代派的更加委婉的说法。回到传统、回到民族本位，也具有现代派的意义，也是小说的革新和艺术突破。这对于在创新上无所建树的知青作家群来说，那是一次体面的调和。“寻根”这杆旗如此风光，是因为从拉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里借来东风，它如此强劲地吹过传统、吹过乡村、吹到文化的骨子里。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在台湾早年有三个版本，1981，1983，1984三个译本。在大陆最早的版本出现在1984年8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这部纳入该社“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的小说首印48500册，定价1.60元。中国由此出现很长一阵子“拉美文学热”。随后马尔克斯的一系列作品在未得到作家授权的情况下，相继被中国多家出版社出版。除了《百年孤独》，还有《霍乱时期的爱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多部作品风行于书店书摊。

　　所有这些作品中，当推《百年孤独》影响最大。这部小说第一句话：“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旧版)，这句话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启示录。中国作家突然意识到叙述的时间问题，意识到叙述人的存在，小说讲述的故事不再是客观历史的自在呈现。这一叙述时间意识直接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先锋派。

　　在80年代，受马尔克斯影响的中国本土作家至少有莫言、马原、扎西达娃、残雪、阎连科、韩少功、刘震云。其实贾平凹也受到他的影响，后来贾平凹写的《太白山记》《怀念狼》就足以说明这点，他在90年代初写的“匪事”系列也隐约可见拉美的影子。更年轻一些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苏童、北村、叶兆言，他们更偏向于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但马尔克斯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可以说，马尔克斯几乎直接促使8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调整，从现代派的焦虑转向回归乡土与传统，回到民族性。《百年孤独》的启示同样重要的在于现代派可以与传统、乡土经验结合起来。

　　在80年代上半期的现代派与现代化的争论中：现代派就是城市、现代化的经验；拉美的成功表明，乡土、农村、现实主义也可能与现代派并行不悖。

　　后者激励了寻根派，但莫言则有能力把现代派与寻根派打通起来。《红高梁家族》就综合了主观叙述、语言放纵、荒诞感、历史的虚无与神秘(后历史主义)建立起来一个庞大的语言王朝。莫言的出现，以他个人的强大创造性，使回到传统、民族性的汉语文学叙事，保持了语言的现代主义特征，并且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不受传统、乡村、民间和民族化的同一性的控制。他可以超越它们，这就是莫言创造性地转化了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主义。

　　2011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作家，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访问中国。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对话上，莫言说：“对于中国作家来说，马尔克斯和略萨就像两座灼热的高炉，我们都是冰块，一旦靠近就会蒸发掉。当年我们惟一的办法是要逃离它，找到自己的写作道路。”莫言以其强大的个性，他对文学语言创新的渴望，他有能力逃离拉美那批大师。那些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与中国有太多相同之处，但他们深厚扎实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是中国作家所没有的。中国大部分作家只是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回到传统和民族本位，却没有看到身后的现代主义深远背景，他们对现实的强大批判性，他们所具有的历史情怀。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价值有了新趋向，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形成价值观，回到传统、文学民间性的借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惰性。很长时间，莫言、阎连科、贾平凹、张炜、刘震云、阿来……这些也同样回到乡土中国经验的作家，与那种平庸化的传统主义者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他们的远不是同一种类的文学。他们带动语言的创造性，使语言回到语言本身，强调历史现实、批判性，他们将属于马尔克斯的精神得到了更好的坚持和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确实不难看到，年轻一代作家，尤其是70后，不再那么容易拜倒在马尔克斯神坛之下，他们更多接受欧美现代主义。因为他们对他的本身经验和记忆并不深厚。马尔克斯更容易影响到的是八十年代作家。

　　总之，寻根文学对中国持续发生影响，更多使中国文学回到传统民间，使中国文学在二十一世纪转型更加深刻。我们应该反思已经被遗忘的，应该反思回到传统对我们而言是不是更是一种挑战。我们确实不能忽略，马尔克斯深受欧美现代主义影响——整个拉美魔幻主义都是如此，马尔克斯结合了现代派、本土化以及现实批判这三点，而中国文学在这点上，并没有经历这种强大的自觉性。这是我们今天要重新提出的问题。

　　我们同样还要思考：现代派无以为继，不了了之，甚至销声匿迹；马尔克斯及其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本土经验的结合，持续影响了中国二三十年的文学。这是值得庆幸，还是需要反思？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马尔克斯，是思考在世界文学经验上如何将传统、本土、民间更准确的结合，并不是要依赖惰性，遵循保守主义。今天中国文学并不有多少主动意识对自身民族性的批判，对文学、美学的批判也并没有完成。马尔克斯本身对民族本土化、西方美学经验，始终保持批判姿态，中国文学要得到这种自觉。

　　2014年4月19日凌晨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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