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学：无思想时代的批评

张存学：无思想时代的批评

文艺批评现状不容乐观，这是事实。本文就文艺批评现状、原因及解决的路径做分析和思考。

一、文艺批评现状

当代文艺批评说到底是在求真理道路上进行的，这种要求事先决定了文艺批评是在思想关照下展开的。这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命运性的前提。也就是说，求真理的思想的道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深入到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文艺批评。求真理的思想道路是证明体系，它强调意义，归纳理论，反过来理论又切入到艺术中进行言说。近一百年来，中国的文艺批评基本上是在上述所说的范畴之内，即使将中国古典的文论加以引用和延伸也是纳入到求真理的思想道路中的。

谈到思想，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当下思想所呈现的面貌并不乐观，思想根基薄弱，思想能力和对思想本身的认知都是有限的，而且，在当下，有没有真思想，会不会思想都成了问题。在此状况下，思想的尊严还被一再降低。表现在文艺批评领域里更是如此，文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在较广泛的范围内被降低到低级功能化的境地。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广告，变成了低级的宣传品。在一些研讨会上，不但发言者有红包，连到会者每人都有红包。红包现象愈演愈烈的背后是利益的驱动，是功利化赤裸裸的登台亮相。但这只是文艺批评内在贫弱的一种表现，文艺批评最要命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现状中的问题之一是用某种理论来对艺术作品进行生硬言说，理论与作品两张皮。可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而且，当下的批评者们仍在津津有味地运用这一模式。说到某种理论其实大都是从外国学来的，外国时髦什么理论，国内就会有人跟进，拿外国的理论来套中国现实中的艺术作品，然后给予形而上学式的结论。一部很可能是低劣的作品在某种理论的套用下就能变成大师级的作品。理论在先，理论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先行。此时的理论相对于艺术作品是不在场的，立场先行就是不在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的德里达、福柯等人的理论被译介到国内，解构性言说，规训性言说便在文艺批评领域大行其道。结果一些文艺作品被这些言说进行归类和被言说，这些文艺作品在这些言说的指归下成为“最好”或者“最有力”的作品。而其真相是，这些理论所评说的作品意旨与理论的指认毫不搭界，作品是作品，理论是理论，作品与理论两张皮。理论先行特点在于凡是能被所掌握的理论套用并言说的就纳入到自己的言说范围内，如果艺术作品所呈现的内容不能被所掌握的理论划归，就 避让，就无话可说。王小波的小说在当年所遭遇到的情形就是如此，所谓的文艺批评者对王晓波的作品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而拿某些理论能够言说的作品其实作品本身所呈现的意义和价值符合批评者的理解度。

理论先行，用理论体系来生硬评论文艺作品的现象在大学里更普遍化。当一种理论过时或无法套当下的艺术作品时，就搬来新的理论进行言说，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人类文化学等轮番上场。在这过程中，还想在此种思维模式中回到中国古典的文论路径上来。如此种种努力都在搬运，都在空转，唯独不面对真思想，不在艺术作品中此在性地在场。

现状中的问题之二是一些批评者貌似真理的掌握者对艺术作品进行武断式和宣布式批评。这类批评最典型的形式是酷评，要么把一部作品说到天上去，要么将一部作品贬得一钱不值。此类批评者往往自认为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他所谓的真理在他手里变成了贬抑的器具，或者是扬声器，或者是刀斧，凡顺眼者吹捧，凡不顺眼者都砍死杀掉，然后洋洋得意。

这类批评者自认为掌握的真理是一种标准，一种价值，它们其实与真理无关。将一种标准和一种价值持守为自己文艺批评的制高点时，就有强烈的排他性，推崇一种，排抑其他，是这类批评者最显著的特点。

同时，这类批评者唯我是尊，意气性的立场多于中性的立场。他们往往意气用事，以武断和宣布式语言对他们所认为的好的或不好的作品进行判断，其结果是其暴力语言遮蔽了作品的真实面目，批评变成了攻击和吹捧。

更可怕的是，这类批评者还以道德优越者在貌似道德的最高处对艺术作品和读者进行道德绑架。道德绑架的作用在于巩固自己批评的权威，并以此来逼窄其他批评者的声音。将道德持守为一种标准来衡量艺术作品时就必须将艺术作品降低价值性的东西，功用性的东西，艺术作品在此种批评的衡定中成为了教化层面上的材料，艺术性在其中先行地被抛弃了。在这种道德优越感的批评中，批评者本身很可能还会以人民的名义进行代言（这其中的人民是假定的人民，是自己面具的一种形式），并以民粹立场来张扬其观点。民粹主义在过去国外的艺术批评中曾盛行过一段时间，应该看到在这段民粹主义的批评时段中，传统的具有民族底蕴的一些精神被摧毁了。在过去，俄罗斯文学曾经历过这样的摧毁。

现状中的问题之三是浅印象式的批评大行其道。浅印象式批评泛滥于各个研讨会上，谁都可以当批评家，谁都可以对艺术作品说三道四。这类批评者往往没有过硬的思想储备和思想能力，只靠浅薄的印象对艺术作品进行批评。而此类批评泛滥也使文艺批评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平面化、庸俗化冲击，文艺批评被拉到了一般读后感的层面上。同时，此类批评很容易滑向人情化批评，只说好话，不谈艺术本身。还有一种浅印象式批评是随意将一些哲学家，理论家的话断章取义地引用，以此来装点门面，拉起架势。

二、原因分析

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文艺批评基本上处于颓势状态，根本原因是思想视阈的狭窄和思想能力的缺乏。或者说，大多数文艺批评者是在观点层面上而不在思想层面上说话，在价值层面上周旋而不在艺术本真的存在中深潜。

在求真理的思想道路中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批评者们的思想本身是混乱的。拿西方理论来不断地套的中国艺术作品说明套用者本身不在思想层面上，他们只是占有观点和理论，热衷于将这些观点和理论进行不断地衍化。

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打开的形而上学史，哲学在其中起推动作用。哲学核心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造就了西方，同时又借助技术的扩张进行全球化。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更进一步地说，是形而上学化。这种全球化的过程其实从近代以来就开始了，中国在近代以来的不断变革其实就是在顺应全球化。这种顺应不但是技术上的顺应，也是思维方式的顺应。今天，如果仔细想来，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古典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着接受西方的因素，也有多年体制下的单一规训的因素。我们当今的思维一直在强调意义和价值，强调意义和价值的体系，这其实就是西方全球化覆盖和延伸过来的话语形式。当现在面临“后现代”这样的西方话语时，中国的批评者们还以现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与“后现代”话语对话，这种对话是必将是错位的，不接茬的。这就带出来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对自己求真理的思想道路远远认识不足，这种思想道路是怎样来的，是怎么形成的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二是对“后现代”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是不明确的，甚至可以说是糊涂的。

求真理的思想道路是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它其实是形而上学的不断延续，也就是说，全球化过程中，求真理的思想道路本身就以形而上学的形式显现的。观点、价值、体系等都是形而上学话语，都是“后现代”要解构的对象，而处在被解构对象的位置上思想持守者要以主动的姿态摇“后现代”之旗就有些滑稽了。他自己是被解构者，他还要喊着要去为“后现代”助阵。

“后现代”严格地说它是西方事件。近代以来，伴随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潮西方加强了人的主体性，人从神那里夺得自己的地位后将人自己安放在世界中心。人将物对象化后在可理解性的前提下对物进行有用性分解，一层接一层分解下去，知识由此产生，而知识的目的在于为主体的人所用。为人所用就要制造，就要以技术为先导进行复制和扩张。以人为主体的世界强调一切向人聚集，并由人来构造世界的图景。强调人的主体性其实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一次更全面更有力量的演示，它更彻底地将人从人这为人的那个地方拔离了出来，人存在于镜像中，存在于理念、体系、价值等构成的形而上学轨迹中。也就是说，形而上学本身是在物之上的物理的运行，人在此中已经被安顿在价值、理念和由最高理念安排的世界中，人本身的存在远去了，不在了，而价值、理念等只是物的影子，人活在影子中。人的主体性被加强后，人远离自身存在的状态越来越严重，人被严重地异化，不但被技术异化，更深的层面是，人早被形而上学抛离在非人的境内地中。这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的状况，而西方的近代和现代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是近代的延续。西方的“后现代”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后现代”主要针对的是近代至现代人的主体性造成的世界，它要解构这个世界，不仅如此，它更要解构的是形而上学这个庞然大物。这是“后现代”运行的主要动力。

但这种西方事件远远还不是这么简单。在思想层面上说，解构只是西方思想家在复活思想话语时所附带的事情，复活思想话语就是要终结形而上学，从而按思想走来的路回到思想的源头去。福柯、德里达基本上都是在这一路径之中的。

认识清楚“后现代”后，就能看清楚中国所谓的文艺批评家搬运“后现代”理论错位之处。错位更严重的是将西方的各种思潮当作各种“主义”来引进，一时间，解构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人类文化学等词语满天飞。当将思想当作“主义”来贩卖时，贩卖者本身就是价值意义上的人，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是与“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人。“主义”就是理念、价值等的集合体，还是形而上学语言。

“后现代”是西方事件，如果我们能在其中思考我们求真理的思想道路时也许会发现我们这个道路本身存在的问题，即这个道路也是在西方形而上学覆盖下形成的。我们求真理的道路其实是在形而上学的轨道内。我们借“后现代”来反观我们自己的思想处境或许会有另一种天地。

一些所谓的批评家自认为真理在握，他们貌似真理的化身。在这里要说的是，所谓真理是相对的。形而上学道路上的真理是以人为主体的认知结果，在此道路上，真理就意味着价值，意味着标准，意味着理念。文艺批评者在这个意义上拿捏的真理本身处于被解构之中，也就是说，一旦把真理作为一种价值拿捏在手就意味着他自己被价值化和他批评的艺术作品被价值化，而价值是以人的主体为先导的价值，它是功用性的，是形而上学层面上的。

其实许多文艺批评者所持有的真理还够不上真理语言，它们至多是学来的一些理念，或者只是一些立场。抱持一种理念和立场进行文艺批评是当下惯性的作法。如果将一种理念和立场放至到绝对境地时，它就会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说到底，这一类文艺批评者表面上看起来学识满腹，旁证博引，其实质上也只是将别人嚼过的东西再嚼一遍而已。面具和架子很大，但永远都不在思想层面上。

在这里还要说的是，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价值和立场之所以还在延续，是因为这些价值和立场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市场，也就是说，阅读者还有一大部分是需要价值和意义的，离了价值和意义他们就无法思考，也无法面对艺术作品。在一百多年历史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断地被训练成了取舍价值和意义的思维方式。前面说过，这其实是西方形而上学对中国的延伸和覆盖。这种延伸和覆盖是畸形的，它既不是完全西方的，也不是完全中国化的。

分析浅印象批评的原因还是要归结到思想力的不足。

三、解决的路径

从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这样来进一步思考，当代的文艺批评是求真理的思想道路上的，这种道路形成的惯性使得思想的事变成了理论的空转，理论叠加着理论，你引我的，我引他的，引来引去是在理论的泥潭里打转。理论空转远离了真思想，也更远离艺术作品。而这种局面是我们一百年来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引进西方文化所遭遇到的现实。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对西方思想的接受恰恰是西方思想有问题的时代，恰恰是西方形而上学已经没落但仍在演进的时代。我们在接受有问题的西方文化时无形中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变成了取舍价值和意义的思维，这种变化几乎是全民的。现在，在这里应该这样说，这种取舍价值和意义的思维方式应该终结了。

我们的文艺批评在面对艺术作品时总是将艺术作品价值化和意义化，这其实是上面分析的三种现状的根本状况。

我们已经远离了我们的传统。而要打破这种局面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得认清我们一百多年来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到底是什么，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真相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理清我们自己脑子里装着什么，是怎么装的。

在没有理清楚我们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时急着要回到传统去做法是行不通的，当自己还满脑子形而上学的价值和意义时，对待传统也将是以这种眼光去看待，在这样的眼光中，传统被价值和意义化，这样认知的传统与真相中的传统必将大相径庭。

严格地说，我们还没有学会思想。我们总是不自信地处于思想的次生阶层，我们总是被动接受，被动被殖民。文艺批评只有在能够思想的情况下进行。能够思想是指的能够在面对艺术作品时有能力将毒瘤般的价值概念和意义概念打碎，同时能够进入到作品的生命中去。

学会思想的目的不是建立什么，而是返回到生命和艺术的本源中去。

2016年4月11日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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