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胡兰成谈文章之道

顾文豪：胡兰成谈文章之道

一

《小团圆》里九莉一直劝邵之雍“信不要写得太长，尤其是邮寄的，危险”，可“他总是不听，长篇大论写文章一样”，原来他“太需要人，需要听众观众”。暂且坐实邵之雍即为胡兰成，九莉此言，真真入骨三分。素负莫名大志的胡氏口燥唇干笔下汗漫，虽说志气才情勃郁英发，可即如短短家信亦写得难管难收，谁说没有一点抱负难申、怀奇负气的不平在？

然则“太需要人，需要听众观众”实亦无妨。尤其如胡兰成这般锦心绣口且乐为人师者，相较《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之类正经文章，私家书信反倒读得出更多的学问根底与人情世故。

《意有未尽》收录了胡兰成与黎华标的70封长短书简。黎君早年师事当代新儒家唐君毅，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由唐居中绍介，就读香港新亚研究所的他与时在日本的胡兰成通信。直到1977年末，18年间，彼此仅见过照片，未曾会面，相交相识全赖这70封长短书。

黎华标清正聪明，当得起《诗》言“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流亡日本落寞寂寂的胡兰成接得来信，蓦地激起标准的胡氏感情，禁不住要“对镜低徊”，恰如婉约女子无意间拾得青春少年郎的片言只语，心下起波澜，难怪篇篇回信读来皆似情书。而细想想，胡兰成虽是写给黎君，毋宁说是写给自己——毕生为学界政界排斥的他，实在太需要别人的倾听与肯定了。如胡兰成这般一生遍遭轻忽与讥刺之人，更易对后辈生出款款情愫。然则向来抱持“从旁门入者是家珍”的他生怕待在研究所苦读的黎君读书“生障”自废才情，遂不惜“从你自身来启发你，使你对你自己成为知己，而学问道德文章是要与天下人成为知己”。（页一四〇）是以70封书信恰如七十堂胡氏私房课，黎君好比每日正经课堂下学后，悄然到一深山院落向满身功夫却少为人知的老先生修习独门武功，真真叫人羡煞。

二

胡黎通信70封，最出彩处，我以为即是胡兰成对黎华标就文章之道所作的规箴提点。今人于胡之思想多颇为鄙夷，以为野路子之言，然皆不得不服帖其文笔迥别时流，文思如星珠串天，繁华足媚，加以行文奇崛，用字鲜妍，置于“五四”以来白话文书写的各路神佛中，恰如一树好花开，洵为异数。而胡兰成亦非伤春悲秋的落拓才子，如刘铮先生所言，胡不曾写过小说，亦无意于新诗，一生都在用功“理论的文章”，“举凡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社会批评、经济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胡兰成无不涉猎，而且总是言之有物”。换言之，胡兰成不仅能写出“慧美双修”的清丽文字，亦对文学写作本身有着极为自觉的批评意识，如他在《中国文学史话》中强调：“今天最贫乏的就是理论。今天文学上最不足的是知性。”他的批评，他对文学的识见，即是要给今天的文学灌注“知性”，进而亦令理论的文章能有文学的松润舒爽。

不过胡兰成的所谓“知性”，绝非理论家整日挂在嘴上的那种“知性”，毋宁说他最鄙薄的就是道学家的道学腔，理论家的理论腔，认为这班老先生都是吃素的，自己倒是晓得去西王母那里偷吃蟠桃开荤而得道成仙。而老先生空言谈道，犹有可说，若写文章还满纸道学气，则不啻罪不可恕，“学孔孟之道果有所得者，必能文，其不能文乃是自己戕贼自己”。（页五六）

故其教黎华标读书作文先要“去障”。何为“去障”？简言之，即首要有个好情怀。澄清心怀，读书才能如丝绵蘸着了胭脂，顷刻荡开，“翻到哪里读哪里，不急于读出什么见解，竟是有点像和尚念经，倒是随时若有所悟”。（页六五）亦无私见横亘胸中，虚心素读，“如早晨空肚吃水，沁入肺腑”，（页一五三）如此才能活，“能活，读的书或读的他人文字亦就活了。……读了如闻到花香，于你当下有所启发，这就是了。……是故佛说，凡我所说法，皆是假说，最要紧的是人活，听的话读的书亦就活了。否则有刻意深思而愈不通者矣。”（页九六）

人活络了，文章才能活。文章的活，则在能戒除“习气”。“写文学的人一提起笔，往往会有一种文艺腔使你的人跟了它去，写论文时亦会有一种理论的调子把写论文的人牵引了去。文章的调子，理论的调子，应当是从作者的人里生发出来，不可倒转人被它驱使以去。如此，你“文章的调子何时都是新的，理论的调子何时都是可喜爱的”。（页八二）

而“习气”之泛滥，盖在好用陈词滥说。1963年3月15日函，胡兰成如是写道：“连日春阳，我住处多摩川畔梅花如雪。我因想起欧阳修守滁州时与宾佐赋雪诗，不许用鹅毛、柳絮、银海、瑶花、玉宇字样。后来苏轼守徐州时，亦与宾佐追摹欧公韵事，曰：‘当时号令君记取，白手不许持寸铁。’我特为说这故事给你听，是要你注意，学圣贤之学亦要有本领，能白手不持寸铁，举凡‘仁义’、‘和谐’、‘真善美’、‘超越’诸如此类明儒学案或什么学案常用的字样一概不用，看你还能写得出圣贤之道么？又，你能于圣贤之道，有似犯冲犯斗，相反又相成么？又，你能不以书解释书，而从人事生出新的言语文字么？”（页一一一）此所以胡向来认为后世儒生不曾真能文，亦不曾真知文，只晓得到处搬弄几个熟语陈词，即以为道在其中了，“孔子教人学诗学礼，而后世儒者以为诗文但是载道之具，不知诗文的造型，自身即是道。”（页二七八）

三

在胡兰成看来，好文章要有一“风”字，要“有光阴徘徊”。

1964年1月28日信中，胡在收到黎华标一篇文章后，指出其“语气太重”，认为“言圣贤之学，尤要能举重若轻”，之后谆谆语告文章之道：

“诗经讲正经事的有雅、大雅小雅，但是还有风，国风虽讲的不一定是正经的事，然亦是正经的情意，与雅比，语气就不那么重，而孔子列风于雅之首。你为文要有一风字就好了。

“文章本来有巽言、有法言，法言是正事正说、巽言是假事假说。前时有日友请我写字，我为写‘真心真意，假言假语。’此八字我所撰，可通于庄子的文章与佛的说法。此即巽言也。但虽法言，如论语孟子，亦行文随处有风光，能举重若轻，行文如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不言理而理在其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盖不学诗，则文无风致；不学礼，则为文无条理。今你的文章以理胜，而此一理事又未即是礼之条理，于诗似学雅而未学风。惟你一片真心真意，底子极好耳。便如（劳）思光的《苦语》，亦见其是个认真，有见解的，但是通篇说理，文章没有光阴徘徊。孟子曰：‘君子之德风’，文章无风，焉能草上之风必偃，浸润读者使自得之，且以致远耶？文章与讲学不同，讲学是对一班学生，可以教他们，文章是对天下万世之人，切不可是教之，而是使自得之，使之与文章相忘相乐也。”

隔两日，在30日信中，胡接续言之：

“我觉得你写信比写文章好，你写文章不免有文章的架子，或可说是学问道路的架子。你写信则自然本色。本来写文章有一种是组织的，又有一种是流露的。你的信有你的性情流露而不自知，所以好。文章亦非可无组织，但虽是理论，于组织太着意就不好了。易经‘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这丽字就含有组织与条理，而曰‘丽’，不觉其有安排，而且江河日月天地皆是现物，非抽象之理论云云也。故曰，言仁义而不能并礼乐言之者，哲学家而已。”

此两信，真不可轻易看过。胡兰成所谓文章要有一“风”字，包蕴甚深。就内容而言，“风”相较“雅”，自多涉凡俗日用，就情怀来说，则更是不比雅的庄重正经，而富谐情趣意。前者意谓说大家听得懂的话，后者意谓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说话，如此才谈得上使天下万世之人，能于文章“自得之”，而“与文章相忘相乐”。若要达臻此境，当赖人工，唯不可“组织太着意”，要能如《易》“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有安排而不见安排。而按《易》“离”卦彖辞：“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循此可知“丽”之目的端在“化成天下”。以胡兰成之心念抱负，是要将“历史的弦弹得铮铮响”，（页一五九）以一己之力为万世开太平，其平日多言“革命的四方风动”，革命之风与文章之风在他这里是二而一的，文章如风，方能激扬人心，砥砺民气，最终造就四方风动的革命大潮，所谓使人“自得之”，即是以文章来使千万里之外的陌路人皆能临文起兴，生发出一种莫名的大志。如风的文章里，实亦包蕴着一个时代的新风与消息，能识得文章，即能识得整个时代。而与其说文章不是讲学，对象不单是一班学生，毋宁说这一班的学生听众怎能让“太需要人，需要听众观众”的胡兰成兴尽餍足？不过或许是胡兰成一厢情愿，又也许是他实在误会了这般学者们，其实人家未尝不知“风”，不知“丽”，更深在的原因怕是学者们从未想过要与胡兰成一样，兴致勃勃地去“化成天下”，去酿就这时代的“革命的四方风动”。

四

尝有论者将胡兰成归为周作人、废名一路抒情文脉，我以为胡与此二人皆非同路，况且知堂与废名果能算抒情一路否，亦未必无疑。事实上，或许胡兰成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写作者皆属陌路。

若细观知堂之文章观，则显见二人彼此实属隔教。在写于1935年的《关于写文章》一文中，知堂直言“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之所以做文章，是因“总有愤慨”，“聊以出口闷气”，且认为“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知堂是否果真不“积极”，暂且不说，至少其不信文章“有用”。而胡兰成念兹在兹的，恰是文章能如“九万里之风”而有助于“化成天下”，不仅“有用”，恐怕还是“大用”。

一则不信有用，一则秉承大用，由此自然于文章之道判然有别。周作人1945年在《谈文章》一文中说道：“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以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家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彩，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读古今文章，往往看出破绽，这便是说同演说家一样，仿佛听他榨扁了嗓子在吼叫了，在拍桌子，在怒目厉齿了，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在这里只抽象的说，我却见过好些实例，触目惊心，深觉文章不好写，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

两人都心知文章是为不知名的大众所写，然则胡是要对这天下万世之人，“使自得之，使之与文章相忘相乐”，为此正言巽言似正实反，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些在知堂看来简直全要不得。因为这“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种种怪相都从纸上露出来”，甚至“一不小心便会现出丑态来”。

更有趣的是，周作人不满自己早年作文之“积极”，日渐归于平淡本色，这些在知堂本系刊落浮华的有道之悟，在胡兰成看来却是老境颓唐之表现。在写于1944年的《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中，他感慨道：“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他不是与西风战斗的落叶，掉在明窗净几之间，变作淡淡的忧郁了。”知堂得意自己终于能写出不再“积极”的文字，胡兰成则将其看作含着“淡淡的忧郁”的“落叶”，两厢之异，毋庸多言。

至于知堂弟子废名，或许与胡之差异更大。废名极为心许六朝文章，在写于1936年的《三竿两竿》一文中，他明言：“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胡著《中国文学史话》亦推奖六朝文，许其为“文学上新情操的时代”。不过所谓“新情操”，是在“清新”，论“雄劲”则不及为六朝开出来的隋唐。盖胡认为：“彼时的文学尚未即显出有统摄时代的大意志力，要到后来隋唐统一了天下，初唐的陈子昂与李白这一代的文学，才显了出来。李白因此说六朝的文学绮丽不足珍。”要之，在废名这里，六朝是中国文学的标高，在胡兰成这里，六朝则是为唐代文学夯实了基础。

至于废名文章向来为人歆服的戛戛独造，禅意融融，胡兰成亦不以为然。在写于1944年的《随笔六则》中的第六则中，胡对废名的禅悦颇有批评，其云：

“表现于诗的人的感情，是生于事物的，但这感情一升华，就不再被事物的迹象所拘束，成为自我圆满的。但升华的东西还是有它的根。倘若根被丢掉了，升华的东西就只靠自身的水份（分）来养它，鲜艳也只得一时。如果是从枝上折了下来的花朵，可以经得起一宿，而从现实的人生折了下来的禅悦，则或者可以经得起几十年。那几十年，还是靠的前此的现实人生的残余的水份（分）养着的，如同离了水的螃蟹，吹着从江湖里带来的口沫濡湿着自己，久后到底是不行的。一个人可以后半生做和尚，靠着前半生绚烂的余情来润泽自己，到他坐化的时候还不涸竭。但倘使不是一个人，而是人类来这样做，那就会遭到可怕的涸竭的。因为做和尚的人，不但以他自己前半生的余情来润泽自己，并且是涵养在周围的人群的生活情调的反映里的。所以佛法须受十方供养。这供养不仅是物的布施，而且是情的布施。

“废名在那诗论里指出生之感情的自由，用来发扬升华说是有功的，但他把升华当作解脱，终于走到了禅悦，这便成了艺术的还原，倒头阻碍艺术的发展了。”

显然，胡兰成认为废名由禅意而令文学有所升华，固然可嘉，然则升华之后，失了根蒂，虽则入了禅悦之境，却不过是“如同离了水的螃蟹，吹着从江湖里带来的口沫濡湿着自己，久后到底是不行的”。

此处“失根”之说，实可留意。所谓“根蒂”，就文学功用而言，是其始终不满“五四”之后将文学视为纯文艺之一种，由此只知伤春悲秋叹息呻吟，而于礼乐文章、时代形势乃至士之担当自觉全无措意，若失了此“根”，势必写不出能“化成天下”的皇皇宏文。而就文学来源而言，此“根蒂”则指清嘉可喜的中国民间世情世景，是以他在文中不时援引民间戏曲、唱词、小调、传说，在他看来，若失了此“根”，不能与民间风物素面相见，是无有文章可说的。1945年他且写《中国民间》一文，批评“学究们不过是沉淀物，而左派与林语堂又不过是浮沫，他们其实不认识民间”。而唯有认识民间，方能鼓动民间，此时文学的来源与文学的功用也就两者得兼了。

五

不过，胡兰成如此自信的论文旨趣与文章技艺，却少为人承认。胡黎书信中，其引早年牺牲的革命青年应修人诗一首，诗云：“笑问兰花何处生，兰花生处路难行。争向襟发抽花朵，泥手赠来别有情。”他因此诗而生感慨：

“如此我想起了每回我给你写信为何。圣贤之学即是人生的兰花，生在崎岖险难之处。我可比是那妇女，你在路上遇见我，我抽兰花赠你，告诉你兰花生处路难行，而你若是学问的绅士，则也许会对‘泥手赠来’的泥手嫌恶，或者是用手帕垫了手来接，因为你习惯于盛在盘里，供在堂上的蜡花纸花。此诗开头‘笑问’，即非常好，你志于圣贤之学，能好像是笑问兰花何处生么？如此才是论语里‘志于学’的志。学问的因缘，师友遭际，便可比路上邂逅适愿，对你说兰花生处路难行，把襟发上戴的刚才采得的花，泥手抽来赠你。

兰花生处路难行，不是书本上研究问题的难行，而是人生的难行。书本上的哲学思想等等，亦可以是一种学问，那是等于百工众技中的一种，当然都不应当看轻，但圣贤之学则是古诗题《行路难》的行路。故又是道行或道不行的一个‘道’字也。”

此处之“泥手赠花”，我以为不妨移来形容胡兰成一生之遭际与文章。他有时可比那“妇女”，抽兰花赠过客，告诉人兰花生处路难行，可过客多是“学问的绅士”，嫌恶他自民间修习得来的体悟，只为这体悟出于民间的“泥手”，绅士们“只习惯盛在盘里、供在堂上的蜡花纸花”，加以他们只想着“研究问题”，全无心“了解人生”，所以他每感落寞，时或碰到一两个愿意听他讲话的听众，自然总是“长篇大论写文章一样”。

而有时他与他的文章又皆好比那生在崎岖险难之处的“兰花”。他为生于尘泥而自喜，以为此反成全其有“江湖之气”，不比“蜡花纸花”是死的，从未动念洗却这令其跌宕自喜的尘泥。而若是生就一棵杂草亦罢了，可奈天生丽质成就一朵明妍清丽的兰花，兰花又怎甘自堕凡尘？它多愿有这样一位“路上邂逅适愿”之人，能不惧路途的崎岖艰险，能不嫌憎这兰花带着的一些乡间污泥，因为兰花实亦未尝不“别有情”。

有时他或许又是那“过客”。有志于圣贤之学，人家不曾注意乃至存心轻忽嫌恶的沾染污泥的“兰花”为其所见，遂小心翼翼捧在手心，起爱怜之意，叹息这荒寒的山间竟生就这么一株奇葩，言语间又多少有些慧眼独具的自得在。

无奈不论是自比妇女、兰花抑或过客，“学问的绅士”们终究还是嫌憎这兰花带着的污泥以至嫌憎这兰花，即便这尘泥远比“蜡花纸花”来得有“江湖之气”，健康、广大、深厚。“每回我给你写信为何”，这是胡兰成的自问，由此不禁让我们再度思省《小团圆》里九莉的话。或许九莉只说对了一半，终其一生，除了九莉，邵之雍都未必找到过一个能接过这泥花的过客，他遇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听众”，哪怕邵之雍不再“长篇大论写文章一样”，他们也都坐坐就走的。

他们只是“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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