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超越了时间”的写作者

博尔赫斯:“超越了时间”的写作者

“我的文学作品只是一些片断，一些草稿，一些小说构思的笔记和几行诗。假如我无缘得到那份荣誉、智慧和幸福，那么让别人得到吧。即使我要下地狱，但愿天国存在。”

--博尔赫斯被问到自己连续多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始终未能获奖时所作的回答

跟自己的博尔赫斯梦完成清算

我们国家的文学中青年有关博尔赫斯的记忆是甜蜜又苦涩的。有关“博尔赫斯梦”之破灭的记述可能比对博尔赫斯作品的研究丰富多彩得多。这里有几个不同层面上跨越好几十年的精神镜像反射或者某种拉康意义上无法超越婴儿镜像阶段的朴素唯物真情实感，有点可耻的真情实感。

格非在一篇散文《博尔赫斯的面孔》里写到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国诗人多年以后终于辗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位因为博尔赫斯喜欢上盲人、阿克琉斯和乌龟的诗人认为这七个字在汉语里音节无比完美，犹如神祗的馈赠——实际上当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语意思不过是好空气，再普通不过——而格非认识的这位乌托邦诗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忽然发现自己站在博尔赫斯故居门前，于是抱着某棵无花果树痛哭了一场，“算是与八十年代幼稚的理想主义作了最后的清算”。这故事基本上可以概括1980年代文学青年博尔赫斯情结的普通结构。

有趣的是，格非在文章里写，他一点也不相信这个故事——于是我们看到了1980年代文艺青年博尔赫斯情结的上层结构，格非好像《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里的主人公一样兼具怀疑主义和阐释主义，认为这故事是对《两个做梦人的故事》的挪用，也就是说，这位具有邪教徒气质的流亡诗人是在梦里跟自己的博尔赫斯梦完成清算的，且在醒来以后，回到现实以后，才找到这清算带来的埋在理想主义下面的财富——不管这财富是什么，因为格非没有写，但我猜想可能是与博尔赫斯小说的结局一样的字面意义。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另一个80年代文艺青年，罗贝托·波拉尼奥，在日内瓦寻找博尔赫斯坟墓的故事。

波拉尼奥在日内瓦的博尔赫斯坟墓前，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适合阅读或者思考的公园，他问看管墓园的人博尔赫斯的坟墓在哪里，他一言不发带他去——“不浪费一个字”，后来出现了黑乌鸦，成片成片的黑乌鸦，波拉尼奥感到自己“好像在一首爱伦坡的诗里”。

所有博尔赫斯之后的小说作家里，学习博尔赫斯最为成功的是波拉尼奥，他不仅重写了一遍博尔赫斯的《南方》，其实还重写了一遍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美洲纳粹文学》）。我想他学会了博尔赫斯写作小说最基本的技巧，他在1935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的前言里承认的技巧——“把一个人的人生简化成两三个场景”。

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全集会给读者带来全然不同的感受。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出版的16本装《博尔赫斯全集》大抵是按照虚构、非虚构，各自以时间顺序排列的（虽然这第一辑的全集还不完整，小说部分跳过了1960年代的两部短篇集，非虚构部分跳过了他的大部分早期作品），这种排列顺序在我看来十分健康，因为博尔赫斯的散译无处不在，被组合成各种奇特的集子，因此出于各种想来也十分普通的原因，我对博尔赫斯作品的时间轴总有颠来倒去的印象。

打个比方，我在某本大概并没有版权的《博尔赫斯诗选》里读到过博尔赫斯1925年的诗集《面前的月亮》的序言，这“面前的月亮”让我自然想起收在1941年发表的《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的《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里那个没有名词的特隆语“上后长流月”。序言里博尔赫斯写到这“面前的月亮”也是“在光明中行进的月亮”，来自路易斯·德·莱昂的某本书。作为博尔赫斯的读者，你容易在两者间找到某种可能不存在的关系，忽然意识到这有关月亮和“用隐喻取代形容词”的“终极主义”文学口号可能在他脑子里存放了十多年。

再打个比方，连成一线的博尔赫斯小说有时候让我想到各种电影类型排成一排。自然，《恶棍列传》是黑帮片、《小径分叉的花园》是阿方索·卡隆那类的悬疑片、《杜撰集》是侦探片，《阿莱夫》一半是实验电影一半是奇幻历史题材，或者这两者本身也不是没有共同点，《布罗迪报告》则是真正的文艺片。

特别要提到《布罗迪报告》。我通常更喜欢任何作家的晚期作品。如果早年的博尔赫斯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书呆子天才，晚年的博尔赫斯对生活和基于生活的政治有更情绪化更惆怅的理解。这本1970年出版的小说集里大多是些描写酒吧流氓或者街头小混混打刀架的故事，里面没有几个人物看过几本书，更没有什么人在乎迷宫或者镜子或者无穷性。很显然，这些小说里是另一个博尔赫斯，一个主动背离他天生的学究气质，从某种意义上向往真刀实枪的英雄主义自我救赎的博尔赫斯。这个写“简单故事”的博尔赫斯，如他自己在《布罗迪报告》的序言里写的，跟共产主义朴素唯物文学观没有任何关系（他彼时甚至为了标明自己虚无犬儒的政治立场加入了阿根廷保守党）。

不知道为什么，有篇叫《不值》的小说具备了我认为代表所有具备复杂性的文艺青年人生走向的精神气质，小说里一个后来成为书店老板的犹太人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他背叛了自己眼中的英雄，一个名字叫法拉利的，曾为这位犹太文艺青年两肋插刀的黑帮小混混，只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值得成为这位黑帮头头的小随从。

《布罗迪报告》让我想到卡佛。自然的，1980年代文学青年罗贝托·波拉尼奥也几乎重写过一本《布罗迪报告》——《令人厌恶的加乔乌人》。

不得不提的是博尔赫斯的斯宾诺莎情结。很多年来我尝试理解1980年代中国文艺青年之博尔赫斯情结的真正精神根源，可能因为我并不愿意相信博尔赫斯的读者只是被他表面上的知识渊博和失明文学家的奇观吸引。后来我尝试换位思考。对博尔赫斯来说，唯一在他作品当中总是出其不意出现的哲学家只有斯宾诺莎。你甚至可以说，博尔赫斯对哲学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更可能博尔赫斯对斯宾诺莎的哲学的兴趣也远低于他对这个人的兴趣，这个从各种方面都有点像博尔赫斯的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流亡者，世俗生活的自愿奴隶，极端冷漠的虚无主义者。

虽然博尔赫斯是不是犹太人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但我相信他对荷兰出生的葡萄牙犹太人斯宾诺莎的挚爱与宗教身份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博尔赫斯在1970年代甚至尝试过写一本有关斯宾诺莎的书，最后放弃了，后来在他编造的他自己的传记里还把这本不存在的斯宾诺莎传记推荐给读者。

他写过两首有关斯宾诺莎的十四行诗。第一首叫《斯宾诺莎》，相当朴素，写的是一个不追逐名利虚荣，宁可用他犹太人的双手擦镜片的“想象一座奇妙迷宫”的人。第二首《巴鲁赫·斯宾诺莎》我非常喜欢：

“有个人在黑色的杯子里创造上帝/一个孕育上帝的人。他是个犹太人/有着背上的双眼和柠檬色的皮肤；/时间承载着他好像一片叶子，掉进/河流，然后被水载向/它的终点。无论如何。魔术师坚持/用最完美的集合雕琢出他的上帝/从他的死亡/从虚无当中，他开始/建构上帝，用这个词。没有人/被赐予过他这样天才的爱：/无望被爱的爱。”

我想，博尔赫斯的斯宾诺莎情结里，斯宾诺莎是那个与他写作的焦虑、镜像之自恋、无穷的迷宫之繁复完全相反的形象。他是那个孤独的匠人，纯粹的思想者，用双手完美的技艺做出看起来最无聊的动作又承载内心最准确的理想的人，一个无需赞美的人，一个无需自我的人，一个无望却充满爱的人，换句话说，一个最勇敢的人。

很有可能，某种博尔赫斯情结的来源同样如此。

无穷无尽毫无意义的赛跑

凡三必须有四，因为博尔赫斯写过《死亡和指南针》这样的反三一的小说。无论如何，反三一是种必要的态度。

我要回到格非认识的那位文艺青年因为博尔赫斯而爱上的阿克琉斯和乌龟，虽然博尔赫斯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喜欢讨论阿克琉斯和乌龟也就是芝诺悖论的人。今年夏天我在加拿大乡下百无聊赖，读了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数学科普作品《一切和更多》，这位同样喜欢博尔赫斯的美国人务实地通过阿克琉斯和乌龟介绍了当代数学当中重要的集合理论概念，也就是说，他解释了比乌龟跑得十倍快的阿克琉斯占据的空间“点”与乌龟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它们都是所谓的“无限”集数的一部分。华莱士曾经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威廉姆森《博尔赫斯大传》的书评，像我一样，他怀疑博尔赫斯情结的本质，因为在威廉姆森笔下，博尔赫斯是个“虚荣、腼腆、浮夸的妈宝，一辈子对自己的罗曼蒂克兴趣痴迷而犹豫不决”。

当然，作为博尔赫斯的文学读者，华莱士并不同意威廉姆森简朴的心理学解读，他认为博尔赫斯的作品与他本人的精神气质并不必须一致，甚至这种不一致性于博尔赫斯的作品有相当的重要性。毕竟博尔赫斯不仅写过《博尔赫斯与我》，甚至写过自己的假传记，对传记这种文体本身持有戏谑的态度。

于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集合理论大概可以被看做阿克琉斯和乌龟的传记。这种无穷无尽毫无意义的赛跑既可以总结博尔赫斯的小说，也可以总结所有的人类心理状态，因为任何心理状态也不过是无穷之人类心理状态中的一点，哪怕你不可否认这一点会镜像增长与自我繁殖。“芝诺所向披靡，”博尔赫斯在他的《阿克琉斯与乌龟》当中写道，“除非我们承认时空的理想。如果我们承认时空的理想，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看到的东西有具体的增长可能，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自导的深渊当中脱离出来。”

博尔赫斯对于我的意义可能就在这种斯宾诺莎式面无表情的试图排解无穷无尽的真情实感当中。无望的爱。“把一个人的生活简化成两三个简单的场景。”这两三个简单的场景，作为无穷集数中的任意两三个，好像一本传记当中的任何两三个场景，好像字面意义上人生的任意两三个场景，记录了虚妄而真实的阿克琉斯与乌龟的追逐，用有点矫情的话说，这何不是文艺青年与精神绝望的追逐，而真正的毁灭，通常发生在一条直线而不是三角形上。没有比一条没有止境的直线更令人绝望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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