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今年席卷全球的移民危机让移民文学再次得到大众关注。
天才式的短篇小说家黎南:打破“媚俗”的移民写作
文\郑周明
今年席卷全球的移民危机让移民文学再次得到大众关注,与移民现实之庞大复杂相似的是,移民文学深入再现了这些现实,并发掘出了更深层的情感问题、伦理问题以及代际差异的文化问题。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则是,21世纪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超过半数拥有多重文化背景,跨国经验与移民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也趋于多元化。
近百年来的几次全球移民浪潮之后,人们也将更多目光从第一代身上的伤痕、困境转移到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身上,在他们那里,更为急切的问题是,移民家庭能否通过时间的稀释来实现最初的梦想——让自己与后代的人生更有自足自在的意义。
近年移民文学中,有一则短篇故事颇为戏剧性,男主人公从父亲那里知晓了众多关于父亲经受战争监禁的苦难记忆,在父辈深刻体味逃离家园前往“理想国”的记忆中,并没有他的参与,他出生不久,几乎无法感受这一切的发生,于是当他执笔去写的时候,他将父辈的记忆进行了浪漫化处理,仿佛那是一场可供读者消遣的舞台剧,付出一些廉价的怜悯同情和稀疏的掌声。他的这一行为当然受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并将他的手稿付之一炬,父子关系立即因误解乃至不解而矛盾加深。移民问题产生的文化阻隔不仅发生在外部世界,也在代际之间如此直接袒露出伤痕。
这个故事名为《爱与荣耀与怜悯与骄傲与同情与牺牲》,来自越南裔澳大利亚作家黎南笔下,这位年轻的“70后”族裔作家在200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船》之后,立即收获了大量赞誉,获得迪伦·托马斯奖、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以及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5位35岁以下”小说家奖,许多作家、书评人以及报刊不吝赞美之词,今年推出中文译本后同样如此。而上述这个故事作为此书开篇便震撼了不少读者,它是一个以移民二代的敏锐视角与当下读者真实对话的故事,更暴露了一个唯有移民内部才能感知的细节,正如日裔美国书评人角谷美智子所言,“它不仅反思了父子关系,还反思了历史包袱以及幸存者经常传递给下一代的罪恶感与责任感”。
这个故事显然出自于黎南的真实感受,他说这些故事都是流淌在他血液内部的感受,直接进入了他的笔下,他吸取了福克纳对小说的建议,取了这样一个富有传统价值意味的标题。事实上,当他开始进入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工坊并担任《哈佛评论》小说编辑后,他已经尝试写出了部分短篇故事,“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会出版,所以它们的诞生非常遵从内心想法”。他亲眼见到移民世界有如此多的角色可供选择,但只想从自己最熟悉的家庭和自身经历入手。并且,他希望超越移民文学里最媚俗的部分——将移民世界奇观化以取悦读者获得认同感。连带着此书封面设计也并不具有族裔文学作品特征,“我无法想象自己站在越南稻田里,头戴一顶圆锥形草帽,作为新书封面”。
黎南开始创造出了一个环形世界,开篇的父子矛盾暂停之后,结尾的同名短篇《船》回到了家庭的故土越南,他去除了戏剧化的反讽,进入那个来自父辈记忆中“暴风雨来得很快”的真实场景,移民的海上经历险情万分,黎南以技巧化的描述补足了对他人记忆的消化和再呈现,当越南古诗歌一次次回荡在故事中时,读者会强烈意识到,这些海上移民背负的使命是如此顽强,“天地风尘,红颜多屯,悠悠彼苍兮谁造因?”
黎南说,他成长之后曾无数次去体味父辈的经历,被迫移民的伤痕究竟来自何方,又为何降临到这些人头上,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释清楚但也隐隐传入后代的生命体验。“自从别后东南徼,东南知君战何道。古来征战人,性命轻如草。”这诗出自于18世纪越南诗人笔下,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的东南亚,黎南借《船》这一形象间接完成了对父辈们的理解,也是对开篇那个故事的反转和闭合。
移民二代对第一代的文化接受是有限的,在有限之中隐藏着一些共同依赖的基础,“船”的形象即是其中之一,它是第一代逃离家园的隐喻,在第二代那里,它可能成为了更强大的“船”,去往全球化的世界漂流。黎南行游世界,在其他短篇中自由切换主人公的场景:广岛、纽约、爱荷华、哥伦比亚、德黑兰、澳大利亚……许多评论者对黎南在30岁左右年纪能写下这些故事而感到讶异,对他通过调查和想象便能创造出一个跨度极大的幻想世界而认为他必将有更多作为。对此黎南说,他从不相信有什么故事必须是30岁或是40岁之后才能写出的,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可以通过写作来获取对移民世界那些道德基石的探讨和对话。
于是,他借助于更多同龄人的视角去看待历史记忆与道德伦理这样的母题,《卡塔赫那》《去见伊莉丝》《德黑兰热线》等几个短篇分别涉及了复仇、外遇、女权主义等主题,主人公常常是与黎南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他们无一例外缺乏世界的援助,需要独自面对众多困境,有时明显是移民文化带来的挑战,有时则暗示出他并不仅依赖自己的越南背景,更广泛的族群之间存在的碎片化关系也需要去关注。这是黎南试图在作品中想要确定的写作观念,“我不想把那种奇特的怪诞的甚至煽情的东西带给西方读者,我不想满足他们的偷窥欲,我想自己尽可能的深入各式各样的苦难场景之中,用它们自己的方式来讲述。”
族裔作家、移民作家、东南亚作家,这些标签贴在一个作家身上时,常常被认为他具有某种写作优势,即他似乎可以有取之不竭的标签化题材,“许多人把苦难当做作家进行创作的一个遗产,是的,我相信这里有自虐的部分,把自己弄伤,还要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但我不是”。因而,他更推崇类似艾丽丝·门罗、托拜厄斯·沃尔夫等才华横溢胜于技巧表演的短篇小说作家。虽然,他也知道自己有时也依赖技巧渲染。
文学界通常对一个年轻作家抱有宽容的态度,黎南意识到自己需要继续探索自身特质,并且相信黑暗与希望并不总是单独出现,正如他被问起如何看待文学的存在时,他认为正因世界的信息越来越多,看上去特别热闹,虚构写作才更需要人类意识深处最真诚地去探问,“文学可能正处于它非常低的一个时期,但它依然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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