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爱禅修,并不是因为我贪恋宁静,而是因为我向往大智慧和大慈悲。
雪漠:文学“顿悟”前的执著
每天,我一上座,就好像离开凡尘俗世,到了净土。那温柔而清凉的氛围,就像母亲的手,一下一下,抚慰我焦虑不安的心灵。我很喜欢那种宁静。或许是因为对宁静的偏爱,我一直不觉得禅修枯燥乏味,也始终不觉得禅修是一件苦事。我从不在禅修上敷衍了事。我很明白,禅修是为了定心得慧,这是做给自己的,不是为了讨好佛菩萨。它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需要,是一种完成自己的方式。在我的生命中,它甚至比写作更重要。在写作和禅修之间,禅修总排在前面。我的习惯是在书桌前禅修,有感觉了,就写;没感觉了,就观修。因为我知道,要是禅修不成功,我也写不出啥大东西。我将写出好东西的可能性,像押宝一样,压在我自己的灵魂升华上。
我爱禅修,并不是因为我贪恋宁静,而是因为我向往大智慧和大慈悲。这向往,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名啊、利啊之类的追求,对我毫无意义,我不是为了那些东西活着的。我也明白,一个人最初可能并不贪恋那些东西,但随着环境的腌,他就会慢慢觉出那东西的重要性。当他觉得那些东西也很重要时,他的心灵就已变异了。刚开始,他很难发现自己的变化,即使发现了,也很可能不愿承认,最后不得不承认时,可能已六神无主了。所以,我必须坚持禅修。
我需要教委的工作,它为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染缸,里面充满了功利、欲望、机心和各种陋习。它的负面影响,是千丝万缕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警觉,我就会轻易被它污染。它会激活我内心一些负面的东西。这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我已破除了诸多的执着,但如果不坚持禅修、拒绝环境中的异味,我那趋向于洁净的心,还是有可能会被环境污染的。我有几位很好的学生,刚学禅修时,很有信心,升华很快,后来,一陷入单位,就很快被异化了。人一旦被异化,再反顾信仰时,会否定自己的当初,也甚至会否定信仰。要改变这种状态,也许只有在死亡降临时,才有可能,像心印法师,要是没有绝症,她是不可能实现超越的。所以,我老说身边的几位志愿者已超过心印法师,我的理由是,他们是在健康时坚定地选择了信仰的,要是心印法师仍然健康的话,她可能仍然会选择世俗的成功。
要知道,信仰之路并不平坦,陷阱很多。有些陷阱非常明显,你可以轻易识破;有些陷阱却伪装得非常成功,你陷入其中也不易察觉;有些甚至是貌似信仰的魔桶,就更危险了。要是你还没有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位上师,走偏时,是没人能告诉你的。所以,那时的我,必须非常小心、苛刻地对待自己,时时自省、自律、自强,始终以佛菩萨为标杆,约束、调伏、升华自己的心,否则,我在文学上的苦修,也是很难成功的。写出《入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再没出现很好的写作感觉,1993年,我仍然每天写作,但都不成功,就扔了再写,写了再扔,依然非常苦闷。有时,连续一个月的写作——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煎熬——让我从肉体到精神,都疲劳到极点,我渐渐有了一种透支的感觉。唯有在读书时,我还能感觉到一线希望。
那时,我读了很多书,以俄罗斯文学为主。大部分小说,我都是通读,唯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精读了好几遍,有的也在书上做了批注。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虽然写作一直不顺利,但我的心灵一直在成长着。我的灵魂开始独立了,因此,才能跟两位世界级大文豪对话。我更没想到,再过几个月,我就会迎来文学的顿悟。相反,我越来越绝望了。我的黑夜越来越浓,我寻求一处宁静的、能让我写出东西的所在,但那伊甸园,却远到梦里去了,那时的我是痛苦的。
我对文学的执着达到了顶峰。
无论在做什么,我都想着写作,我只想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我非常害怕,怕那坚持了多年的梦想,会无疾而终。我整天都在练笔,就连梦里也在练笔,我很想找到一个能与之灵魂沟通的人,向他倾诉我的期待。但迎接我的,只有孤独。
世界仍叫我感动,但我心里,已填满了写不出东西的焦虑,那些感动,也总会在我提笔的那一刻,悄悄地溜走。它多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呀。但是,我也觉不出那可爱了。我只想好好地写作。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猎原》出版后,鲁新云看到那后记,才知道我当初的痛苦,就对我说,活该!孤独时,你为啥不找我?但她不知道,那时节,任何人都拯救不了我,让我痛苦的,是灵魂深处的一种孤独,不是孤单。任何亲友的陪伴,都不能解除我的痛苦和无助,能拯救我的,只有心灵的明白。但是,无论在修行上,还是在文学上,我都没有找到能令我明白的老师,只能拼命地读书。
——摘自《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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