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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理专访:行走在文学世界里的批评家

2015-10-03 04:58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金理 浏览:42566803
内容提要:文学批评应该是创造的、个体的、直接的,在时间中开放、流动,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

 

金理专访:行走在文学世界里的批评家

 

学者简介

金理,1981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批评家,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出版学术专著《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与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曾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2003年至2006年),为《小说评论》开设批评专栏“小说的面影”(2007年至2008年)。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推选“2012年度青年批评家”(《人民文学》杂志社、《南方文坛》杂志社主办)。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2012年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目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提问: 现代传媒所传播的产品过于泛娱乐化,偶尔推出一档“文化大餐”就被人们争先恐后的“哄抢”。而且在您看来从“我要读书”到“你必须读书”、从“我要文化”到“你必须拥有文化”。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变异中滋生出崭新的压迫、奴役机制。我的理解是电视网络传播的文化引导未必是经典的,但这是一个突破口。读经说史运动也正好弥补了国人精神上的虚无,这是一个从盲目追逐到自觉选择的过程。就像您所说:“政治渗透着人的生活世界,完全摒弃他者的‘绝对自足’是一种幻觉。”您是怎么看待大众传媒对文化传播是作为“引导”还是“领导”的角色呢?

金理:从“我要读书”到“你必须读书”、从“我要文化”到“你必须拥有文化”——这里引的是郜元宝教授的话。我认可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无论是读经还是说史,离不开精神自由的参与和对话,其间不能有太多的诱惑与胁迫。如果蔚为大观成某种“运动”,总不免让人怀疑是商业垄断与文化统治包括政治规训合力制造的时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留下太多建设性的意义。

◎提问:“寻根作家们在追求新的文学价值时,其实多半是把目光投向了未被意识形态内容遮蔽的民间文化,只有在这种非正统文化存在中才最大程度保留着民族自身的蓬勃生命力。”然而民间文化几乎没有文学市场,大众无法触及认识到这种精神能量。在多元灵活信息纷杂的信息化时代,作家对这种文化的“处理”要么保守保留要么激进改变,您认为应该用何种形式“处理”民间文化的普及与传承?

金理:如何普及与传承民间文化,具体到实践的可能性上,我没有回答的资格,我们应该去听听像冯骥才先生等人的建议。我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觉得,民间除了是作为自在的文化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作为价值立场的民间价值取向,即自觉地将民间和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在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中发现精神寄托的意义。

◎提问:随着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由畅销书作家转行为商业片导演,引来热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批评家正常的工作被称为“红包批评”。对于作家的这种市场化转型您怎么看待?

金理:在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前段时间有位媒体的朋友采访我,拟好的提纲里有一个类似问题:当下“80后”作家群,似乎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具备市场意识:关注作品的销量,在作品大卖后还会跟进一些衍生品。我的回答是,这一点不新鲜,如果回到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青年们利用、经营现代出版的经验,比如巴金、施蛰存、赵家璧等等,足以让今人汗颜的。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今天可供利用的方式、阵地更新颖、多元。如果上面提到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生,我想他们也会利用网络、微博发表诗歌、推广小说,一点不稀奇的。关键的问题是,当你在介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想?是仅仅满足于获取利润,还是借此传播、扩散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能量。

◎提问:正如冯友兰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您在多篇学术著作中提到:比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反思和思辨的能力。如何让当代青年有意识地培养这种能力?

金理:热爱读书,观察生活,勤于思索。

◎提问:在代际差异的基础上,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是当下中国青年的通病,如何抗拒并疗愈这些“疾病”?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效用?

金理:把“历史虚无主义”当作标签轻易地贴到当下青年人身上,我不太认同这种做法。这种草率的态度会忽略很多重要问题。我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在近作《80后怎么办》中曾经反省当下青年人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本书的举荐者之一是北岛,当年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们崛起文坛时,这些青年人遭受的批判之一就是被指为历史虚无主义。所以比贴标签式的指认更重要的是,应该去研讨,在什么样的情境中所谓虚无的一代会登场,他们“不相信”的是何种历史,他们拒绝的是何种历史认知的态度……

我曾经追踪阅读过80后作家郑小驴的创作,从他择取的小说题材来看,抗战、解放、土改、反右、文革……几乎构成一幅庞大的现代史画卷,而且郑小驴有些作品涉及到的是在当代中国依然作为话语禁忌的历史创伤记忆。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青年人的努力忽略掉呢。

◎提问:在《名教批判视野中的章太炎》中,您近期的研究课题为“现代文学事业中的名教批判”。您为何会对“名教批评”产生兴趣?

金理:“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我这项课题的论述依据和起点是“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是现代人(冯友兰、胡适、鲁迅等)在具体表述中赋予“名教”的新内涵: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人陷溺在空幻的符号中,丧失对于实在与生活的真切感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种“崇名”、“名词拜物教”的消极思维方式,或满足于浮浅的名词游戏,或只关心脱离具体语境、具体问题的空洞言论,甚或“借名”、“盗名”以徇私自利,“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信仰名的万能”又往往演变为对于“绝对真理”与“终极教条”的迷信,而拒绝在历史与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我所讨论的“名教批判”大致是指:现代中国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在身处名词爆炸的情形中,在接受新知识、新思潮的过程中,一种反思性的应对与态度:当面对一般客观知识时,力求深入钻研与独立思辨,而不仅止于浮光掠影地皮相了解,或在“函胡不明”中汲汲运用于现实;当面对“实践的知识”(欧克肖特语)尤其是关联着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时,付诸言行一致的诚意与身体力行的担当,褪去“名”的“虚空”的符号形态(胡适语)。

中国现代是大规模输入西潮的时代,也是一个名词爆炸的时代,各种口号、学说、主张、思潮、主义如过江之鲫,但真正进入中国人主体世界内部并且对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作用的不在多数(鲁迅说“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而直至今日,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血气丧失的符号操作依然屡见不鲜。这其中“伪士”当道、名教膨胀正是一大原因。如果说这项研究“对当下社会有什么启示意义”,可能也就在这里。

◎提问:您是学界公认的年轻一代批评家中的佼佼者,“好的批评家是鉴赏家。批评是一次发现,是一次对文本的再创作,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创作”,在您看来批评家的职责是什么?在文学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金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同时代性”。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追求、主旨并不相同,而且方法各异。打个比方,文学如同不绝长流,如果我们要研究这道流水,那么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比如,可以占据一个高处,登高望远,河流的九曲十八弯尽收眼底,于是来龙去脉似乎也了然于胸;或者,站在岸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也不妨捡拾退潮后留下的时代“遗物”,带回实验室作定量、定性等分析。上述几种工作方式类似于文学史研究或处理历史人物,因为确定了潮流“结局”的绝对性、“置身事外”的客观性、以及认识对象的固定化,有可能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思考逻辑、历史贡献以及所处时代状况作全面的洞察与把握,有可能提供信而有据的文学史脉络,其间顺接、递进、转折、突变等重要关口清晰可辨……而文学批评的工作方式大有不同,那是将自己化作置身于此一河段中的石头,“在水里研究水”,感同身受水流的实感。因为丧失了后见之明的支撑,文学批评的判断很可能与文学史后来给出的“结局”不一致,无疑是一种审美与知性的冒险,经常会有“预测的落空”,但这种工作表明了认识主体在具体、实际而流动的状况中进行选择、判断的高度紧张感,这一紧张感暗示着批评者内在于时代,就好像置身于长流里的石头,切身感受着河水的流动、砥砺、温度,它奔腾时的冲击力,或涓涓细流时亲密的爱抚,并且将自身的生命信息与能量传递给河流,以生命信息和精神能量的集结、聚合来回应时代。

◎提问:陈劲松先生曾经提到过,“批评很难让作家满意,让读者满意,让批评家满意”,您如何来平衡三者关系呢?这三者之间有平衡点吗?

金理:批评家当然应该对自己的文章负责,但批评本就不是为了讨好作家。《咀华集》是批评史上千古不磨的珠玉,不过回复到历史的现场,李健吾的批评,其实经常遭致他的评论对象们——比如卞之琳、巴金、曹禺等——的反驳,但这并无损于李健吾批评的权威性(当然也无损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李健吾将巴金、卞之琳的驳难文章悉数收入《咀华集》中,这是文学批评真正的自信:“批评不是别的,它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宇宙,有它自己深厚的人性做根据。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犹如任何创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炼他的精华,成为一件可以单独生存的艺术品”(李健吾:《答巴金先生的自白》,收入《咀华集)

◎提问: “读者是最好的批评家”,作为专业的评论家,您认同这句话吗?

金理:我很看重文学的感受力,从感受力的新鲜而不被教条所规训的角度而言,我认同这句话。尼采说哲学家须有“初次(有创始性地)看察事物”的特性,“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批评家同样应该具备以“新鲜的第一眼”看待事物的能力——这是我所倡导的批评态度。当然尼采还说过,没有赤裸裸的现实,只有不断被解释的现实。现实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就不可避免落入纷纭的“观念、意见”的网络之中,它们还会按照各自的权力关系结成相对稳定的“解释的循环”,永葆“新鲜的第一眼”何其困难,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从“白板”开始面对生活、世界的。倡导“新鲜的第一眼” 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尽量拒绝陈词滥调和僵化的文学教养灌输的符号,从文学的“名教”中逃离,重新置身于“陌生”的文学作品中,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文学批评应该是创造的、个体的、直接的,在时间中开放、流动,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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