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没有创造的创造

 

做编辑：没有创造的创造

 

演讲 \刘瑞琳

 

1.

 

   今天来到这里，还是很紧张忐忑的。

  一是因为心里本来是很认真对待的，也想着好好准备一下，但是一直忙忙忙，到最后还是仓促上阵。不过，好像这就是常态，还不是新常态，印象中，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是还没有准备好就过掉了。

过去来单向街，都是陪作者来做活动，今天自己从后台跑到前台，感觉总是不对劲儿。听说今天来的几乎都是同行，那我岂不是除了“班门弄斧”就是“王婆卖瓜”吗？反正都是犯忌的事儿。

我虽然从业20年了，也算积累一些经验教训，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对一的个体经历，可以分享，但很难借鉴。我相信在座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经验一脑门的故事，我也希望能分享到你们的经验和故事。

我看到这次活动的广告，说我从来没给自己的编辑讲过，的确，因为我觉得，行动就是最好的表达。如果大家每天一起做事一起做书，还是不明白彼此的想法，那就不说也罢了。

还有，我听说大家来参加这次活动是要有费用的，更感觉非常惶恐。尽管我们营销总监给我解释，这是为了挑选有效的听者，控制人数，但我还是觉得让大家破费不值得。

第二个原因，今天的引子是《天才的编辑》这本书，这是我们自己出的书，而我又是编辑出身，拿这本书做引子来说做编辑的事儿，太让人难为情和难堪了。

我想大家虽然不至于以为我在自我标榜和自况，但是似乎也会有如同看到小学生表决心般的滑稽印象吧。

好在这本书的名字无论是英文表述<Editor of Genius>，还是中文表达《天才的编辑》，都是双关语，我们不妨只取其中一个意思：给天才做编辑，或者说跟天才一起工作的编辑。从这层意思上借题发挥，我会自然一些。

无论怎样，有一点令人自豪，就是我们出版了这样一本书。我很迷恋书里对于编辑与作者一起工作、彼此交流的细节的描述。

在我们这个商业标准、快餐消费几乎解构掉一切美妙的东西和感觉的时代，我认为，这本书是向那个文学创作充满勃勃生机，为一个故事、一句表达，作者和编辑都字斟句酌的时代表达致敬，是为了缅怀那个被文学滋养并滋养了文学的时代！

每一个有志于从事编辑的人都可以读读这本书。翻译这本书的彭伦，也是一位好编辑。前段时间，他还跟这本书的作者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访谈，马上会发在上海书评上，随后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在座的，或许有的朋友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很厚，但很精彩，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

我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编辑最大的难度，不是面对书，而是面对人。人永远都比书重要，也永远都比书难。

珀金斯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对作者永远有一种“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他非常理解和体贴人性，非常善于顺应并挑战人性，也非常会尊重并扭转人性的弱点。记得经济学家张维迎有一句话：成功的企业家，一定对人性有透彻理解。出版人更无法回避这一点，因为有天赋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都是有个性并且任性的。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件事情，我们的员工惹恼了一位作者，员工觉得很委屈，“我又没违背法律与合约”，可是我说“不违背法律与合约，这要求太低了，体贴一个作者应该从人心人性的层面去考量。”这是编辑工作有意思，也有难度的地方。也是编辑工作中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我也是因此才说，经验是个体的，很难copy，只能自己去做去悟去经历去感受。

我今天想说的不是珀金斯的才华与天赋，而是他与我们，与在座的诸位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只是普通人。然而，即便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也可以和那些才华横溢的天才一起工作，甚至共同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

珀金斯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编辑的座右铭：

你们必须记住的第一件事，是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一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完完全全来自他自己。

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之一的珀金斯对于自己的一个定位。作为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这些文学巨匠的幕后推手，他最后会这样定义编辑的角色，会不会让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人有一点失望呢？

最近我也在微信上读到过几篇编辑谈自己如何做书的文章，可能这是一个强调交流、互动的年代，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位编辑娓娓而谈如何为一本书费尽心力，如何设计了十多个封面最后选择了这一个，如何取了几十个书名最后确定了这一个，如何与多少名人锲而不舍地联系最终获得他们的推荐，如何与各个跨界的机构联系而制定了出人意料的营销方案，最后，这本书又如何登上排行榜，获得哪些奖项，或者虽然不畅销，但已经成为编辑生命中无法忘却的一段历程，等等。

作为一个编辑，我很能理解写这些文章的编辑的心理，我也很欣赏这些文章里体现出的工作激情，但看得有点多了之后，会感觉到有些遗憾，有些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最后往往成为了一种心灵鸡汤式的东西。

我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只是感觉越来越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把编辑的本分，变成了一种有点夸张的自我欣赏式的东西。在这样的文章里，我们很少看到对于作者、作品本身的一种严肃思考，相反，更多看到的是编辑的小心思、小情绪。结果呢？我们看到市面上到处是千篇一律的类似标题党杜撰出来的书名，千篇一律的小清新封面，千篇一律的夸张书腰宣传语。这些东西，可都是我们的编辑做出来的。

这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生态，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被一种比较浅薄的商业机制所主宰，而编辑，在这个机制里面，似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因此还有点沾沾自喜，有点自我欣赏。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珀金斯的这番话：“编辑并不给一本书增添东西。他最多只是作者的仆人。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因为编辑充其量是在释放能量。他什么也没有创造。”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吧，什么叫境界。他这话说的很谦逊，但也很自尊。

为什么说自尊呢？我想这是一个人面对真正的文学、面对真正的文化时的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他知道真正的创造意味着什么，也知道时间最终会淘洗掉什么。他知道什么是天才，他也知道自己的本分。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知止而后有定”。这种安定的心，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品质。

我不是说编辑所做的事情不重要，相反，我认为这些很重要，无论是文稿的处理、设计的沟通，还是对营销宣传的参与等等，我也会跟我们的编辑强调这些事情。但随后我会说，与一本书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相比，这些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一本书的价值，几乎完完全全来自作者独特的创造力，而编辑，只是协助作者释放他的能量。编辑不曾创造过什么，但他可以参与创造。这是我对编辑的理解。

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一些说法，比如“如何操作一本书”，“如何打造一个作者”，其实心底里是排斥的。“操作”“打造”，这样的说法，何其张狂。似乎和我们心中对于文学、对于文化的一种敬畏心相去甚远。现在还有一种趋势是把书当作一个产品，编辑成了产品经理，我承认这里面有一种商业的合理性，但从文化的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一种异化。

珀金斯之所以会说得这么谦逊，是因为他把文学看得很高，把作者看得很高，所以才把自己放到很低的位置上。而现在，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呢？

在座的诸位，肯花钱来到这里，但愿你们不会期盼这个讲座，能提供一套做书的模式，一套商业机制，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成功的产品。那么，我先在这里给大家泼一点冷水，这样的模式、这样的商业机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难以复制的，或者，从根本上说，不那么重要。我看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有一句话：说珀金斯“了解他这一行的所有诀”，但“他已经厌倦这些了”，我立马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释然。

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对于文学、对于文化的敬畏与尊重，是我们对于作者、对于才华的敬畏与尊重。这种敬畏与尊重，我希望可以成为每一个编辑开始自己编辑生涯的一个起点，并伴随编辑生涯的始终。这大概是我读《天才的编辑》这本书的一点体会。

2.

今天来这里跟大家交流如何做编辑，我想不会涉及太多具体的编辑业务，而更多的是想跟大家交流编辑的角色问题，或者说，就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如何与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起工作。

我也举几个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

白先勇是华语文学的代表人物，能够出版他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每一个出版人梦寐以求的事情。2010年的时候，我们终于出版了白先勇的文集。白老师给这套文集写的序言就叫《牡丹因缘——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知道白老师的为人，也知道他不苟且的地方，他坚持要登出这样一篇序言，我和同事们都感觉受宠若惊，担当不起。

但我们和白老师最初结缘，的确要追溯到2004年他策划推出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这是当年华人世界的一大文化盛事。我们获得台湾远流出版社授权得以推出白老师策划主编的同步记录《姹紫嫣红牡丹亭》。这本书获得了当年的华语传媒图书大奖，以及“中国最美的书”称号，总共印了1万多册，谈不上畅销。但我们因此而成为了白老师的义工，随他一起，推广昆曲，推广《青春版牡丹亭》。

我们帮着白老师张罗媒体宣传、新闻发布等等事情，甚至派出两位同事，投入几个月的时间，协助完成《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家大剧院的摄影展布展工作。这昆曲的义工，我们一做就是好多年。有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做这么多的事情，缘起只是一本书。但大家乐在其中。

到了2011年，《青春版牡丹亭》圆满演出了200场，白老师推广昆曲的事业也暂时告一段落。随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他父亲生平的研究中去，我们也随着他，进入了一段新的旅程。

我们也清楚，白老师作为一个文学家，来做历史学家该做的事情，有不得已之处，也有自己的局限。但我们看重的是更高层面的一个意义，就是对历史的还原。而且我们很清楚，历史学家可以有时间从容来研究，而白先勇作为儿子、作为作家，来为影响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做传记，这个事情没有时间再耽搁。

2012年，《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出版。这本书的缘起是2004年底我去台湾出差，为了给我主编的《温故》选照片去白老师寓所拜访，看到桌子上有十几本影集，于是动员白老师精选父亲的老照片并亲自配上说明文字。几经折腾，7、8年后，繁简体终于同时出版。

为了宣传这本书，我们也打了一场大战役。

首先，是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新书首发式。然后去南京做了学术研讨会，读者见面会，大学演讲，最重要的是在总统府做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白崇禧与近代中国图片史料展览”。随后，我们又挥师桂林，回到白崇禧的故乡，举行了一个集合两岸研究者的有关白崇禧将军在30年代的广西建设的学术研讨会。然后我们去重庆、去武汉、去广州、去上海、去西安、去长春。这些活动前后跨度两年，凡是白崇禧将军曾经留下重要足迹的地方，我们都一一造访。

今年，我们又出版了《关键十六天》。讲述白崇禧和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关系。

出版白先勇的文学作品，反倒成了这些事情中不那么显眼的一件事了。虽然真正卖得好的是这些书。

我们和白老师的关系，已经超出了普通的作者与编辑、作者与出版社的模式，怎么来形容这种关系呢？我们当然可以很自豪地说：白先勇是我们的作者；但更让我们开心的可能是：白老师把我们当成了他可以依赖、可以依靠的一个团队。

如果说白先勇老师的“文学梦”，我们没有机缘参与，只能出版现成的作品，那么他的“昆曲梦”、“父亲梦”，我们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介入其中的，而且几乎是忘我地投入。

当然，我们首先是受到了白老师人格魅力的感召，才会不辞辛苦做这些事。但我想，或许还有对更高的一个文化价值的追求，在激励我们心甘情愿做这些事。无论是“复兴传统”还是“还原历史”，本身就是我们做出版所追求的东西。

我们感到很幸运的一件事，就是能够在白老师的带领下，在追寻他的文化梦想的过程中，实现了我们对于出版的追求。

我想，这或许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有机会能够超越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日常琐碎的工作，只有放在更大的一个文化框架下面看，才真的有意义。也是这种文化价值，赋予我们平凡的职业生涯以意料之外的光彩。

3.

下面，我想讲讲我们和梁文道的故事。

这个话题，我在一些场合时常被问起，但此前从未认真想过，也没有公开讲过。也许已经习以为常了。似乎我们和梁文道天然就是这样的。只是在考虑这次讲座的素材时，发现我想说的很多事情都是绕不过他的，不如索性说说他这个人。

最初是看到梁文道写的一些专栏文章，我们觉得好，就去联系，希望能够出版。我去香港的时候没见上面，然后他来北京。记得那天下大雨，我们坐在公司的阳台上，雨水打在雨棚上，噗噗直响。我们谈得很尽兴，从中国的时局到南洋的华语文学。他之前就关注过我们，推荐过我们的很多书，认同我们的出版理念，所以出版的事情谈得很顺利。

2009年，我们出版了梁文道在大陆的第一本书，《常识》。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也成为公民阅读的一个标志性读物。他也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位作者。

我都已经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细节了，当2010年筹备第一届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的时候，我们邀请梁文道作为这个活动的创意总监，他也理所当然地做了全程的主持人。那两天，恰逢他患了重感冒，活动中间，就看他已经精疲力竭，但还是咬牙坚持到最后。

到了2011年第二届沙龙，他更是从头主持到尾，三天。此后，凡是重要的活动，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请梁文道来做策划、主持了，只要时间允许，他从不推辞。大家要知道，这些策划、主持活动，完全是义务的。如果他拿这些时间去做一些商业活动，可能获得的收益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支付的。

所以，我们渐渐地就把他当成了一位不拿薪水的同事。

他也随时给我们推荐书。经他推荐，我们出版了舒国治、骆以军的书。也因为是他推荐，他也就担负起了另一个责任，就是为这些书写序言，以及在营销宣传时帮忙站台。他总是很忙，序言往往会拖延，我们的编辑就会不停地催促他。到后来，只要听到梁文道的声音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就会有编辑追出来催他交稿，这时候梁文道往往会很不好意思地说：“好，今晚通宵也要写出来。”

为了把零散的推荐做成一个有结构、有意义、有前景的项目，也为了有计划地向年轻一代读者介绍来自不同文明、文化的观察和思考，帮助他们打开视野，2014年我们组织推出了理想国译丛，梁文道与许知远、刘瑜、熊培云一起成为了这个书系的主编。他们负责遴选书目，推荐译者，撰写导读，帮助推广……

梁文道为这套丛书，起了名字Mirror。大家看到每本书虽然来自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主题，但封面都有一个大大的M。当然，每本书的M字体不同。很多人担心，那字体会很快用完吧，陆智昌老师告诉我们：没有问题，有几百个字体等着呢。对于这套书的创意和运作，海外同行和作者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甚至有人建议：遴选中国作家，与海外出版社合作推出，形成一种相互对照的Mirror。

2014年成立理想国基金会后，我们筹备做理想国讲堂。梁文道不但担纲策划、主持，甚至帮忙写好了宣传文案。

前面我说到，我们心甘情愿地做了白先勇老师好多年的昆曲义工，而梁文道呢，他简直可以说是理想国的一位高级义工。

到最近，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梁文道和我们一起策划推出了“看理想”视频节目，并亲自主持了“一千零一夜”这个分量最重的节目。 

回想起来，真的感到很幸运，我们拥有梁文道这样一位似乎有着无穷的精力和劲头的作者和伙伴。没有他，理想国很可能不会有现在这样开阔的格局。

但我有时候也会忐忑不安，凭什么，我们就能让梁文道这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精力投注在理想国的事业上？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现在似乎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还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团队。在靠谱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或许是一种价值的共鸣。或许对于梁文道来说，以他的才华与精力，原本就是要做很多的事情，恰好有这么一个机缘，我们和他能够一起共事，他的很多想法，有了一个落脚之处。

我常常对我的同事讲，我最怕的两个字是：辜负。怕辜负了这么好的一些作者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厚爱。很难想象，我们如果把梁文道的书做砸了，把理想国文化沙龙做砸了，把理想国译丛、理想国讲堂做砸了，梁文道还会有热情来和我们一起做事，更别谈一起来做视频节目了。

我们日常所做的，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都是琐琐碎碎的具体事情，但这些事情很重要。再宏大的梦想，都是建立在这些细节之上的。所有的可能性，也都是建立在靠谱这样最基本的要求之上的。

回到开头，如何与才华横溢的人一起工作呢？一句话，不是靠想、靠说，我们需要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地去做。

4.

下面我再讲讲我们和杨奎松老师的故事。

杨奎松老师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在我们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好几本重要的著作。我们当然希望出版他的书，可惜没有机缘。正好2011年，我们做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的时候，因为要谈民国的主题，陈丹青建议请他做嘉宾。

2011年年底的时候，杨奎松的夫人黄娜约我，趁我去深圳出差，我们见面并详谈了杨老师的书的出版。

对于这样一位已经有多部著作在市场上流行的重量级学者，理想国能否给出新意、呈现新貌？我们找来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文章，整个2012年春节期间的假期，大家分头阅读，上班后再反复斟酌讨论，最终提炼出“革命”这个概念，统领杨老师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四部最重要的著作。这个方案得到杨老师的认可。另一方面，之前杨老师的许多书虽然影响很大，但在装帧设计方面，比较流俗。我们希望理想国能够赋予杨老师的书一种新的气质：时尚而有尊严。于是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革命》四书。精装，定价480元，很受读者欢迎。《革命》对于理想国的学术出版这个板块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

后来据杨奎松的夫人说，当书送到他们住的宾馆时，杨老师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久。或许杨老师之前，并没有想象到自己的书会呈现出这样的面貌。

随后，我们出版了他的新书《忍不住的关怀》。随着杨老师的研究领域从革命史推进到建国史，我们的出版和他的研究，渐渐同步，进入了一个良性的互动。

2014年，我们推出了“理想国讲堂”这个公益项目。这个讲堂是要做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我们每年会邀请一位在自己的专业内举足轻重的学者，请他制定研究计划，然后面向公众，做一系列公开讲座。这个讲堂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能够反映重要学者最前沿的思考，第二是原创学术成果的首次发表，是高端学术同时也要面向公众演讲。

讲堂的第一位讲者，我们选择了杨奎松老师。当然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因为他的研究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不过，杨老师的著作向来以扎实的史料见长，这尤其适宜于大部头的著作与学术论文；而且，他的学术风格，从来都是尽量把观点融入历史叙事之中，很少明白地宣示自己的历史观。那么，这样一种风格，对于普通公众，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呢？

2014年9月，我们在“理想国讲堂”开启的仪式上请杨奎松做了首讲。面对着现场500多个观众，虽然开着冷气，但我们看到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这次演讲之后，反响可谓泾渭分明，有的听众觉得比较冗长沉闷，有的听众却觉得很扎实，有干货。无论如何，做这次试讲真的是很关键。杨奎松，一位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现在要面对普通大众，讲出有品质而不失吸引力的内容。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我们没有给杨老师具体的意见，只是表达了我们对“理想国讲堂”的期待，以及对它的定位的理解。我们相信杨老师。

后来，他花了多少时间，修改了多少次稿子，已经很难说了。但差不多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今年6月7号到6月13号，杨奎松一口气做了名为“历史评价的尺度”八场讲座。我相信，对于所有去听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杨奎松。连他自己的博士生都感到惊讶：他既不是讲国民党史，也不是讲共产党史，而是围绕着“文明”这个概念梳理自己最近若干年的思考，表达自己研究历史的心得。依然是注重史料，但他引用的大量都是欧美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电影方面的材料，也包括近几年的许多社会热点。在严谨的外表，我们看到了他内心蕴藏着的巨大激情。我们也才发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现代史学者，这其实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杨奎松的夫人后来对我说，选择理想国，选对了。

我想这个对，不是说我们出杨老师的书，比从前卖得多了几本。而是说，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我们对于品质的追求，以及我们对于文化理想的一种坚持，得到了作者的认可。在这个基础之上，作者可能会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激发出更大的能量，甚至超越自己。

珀金斯说，编辑是在帮助作者释放能量。这句话说得太准确了。做出版最好的状态就是能与作者心心相印，彼此激发。有的时候，作者未必意识到自己的能量有那么大……或许到最后，作者会做出超越他自己期待的东西。 

5.

上面，我讲了我们与三位作者的关系，其实，我们和每一个作者，差不多都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以前有一篇报道，名字很耸动，叫做“广西师大出版社是如何搞定陈丹青的”，我听了觉得很不舒服。我估计陈老师听了会更不舒服。我们和作者的关系，从来都不是“搞定”或“搞不定”的问题。我觉得，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都应该是书，为了创作和出版一本有价值的书，就像珀金斯所说的，“没有什么比一本书更重要”。而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也应该是出于对于一种文化愿景的共同追求。

从这一点上看，理想国真的有一点像一个文化人的共同体，我们的很多作者，其实像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一样。能够与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一起工作，是幸福的。我知道，这样的状态非常难得，因此也倍感珍惜。

2010年，成立“理想国”的时候，我们就说：理想国是一个容器。为什么说是容器呢？因为容器有自己的界限，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底线，但它又是空的。唯有我们保持空的状态，我们才能去容纳作者们的文化梦想。

这里我所说的“我们”，已经不仅仅是“理想国”这个出版机构、文化机构了，而且是包括了我们的许多作者，甚至关心和支持理想国的伙伴们的共同愿景。

有一次，我在深圳的好朋友晓昱给我介绍了一位企业家，他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让人敬重，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资助。当然，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他还发动朋友们弟兄们一起来，最后我们成立了理想国文化基金会。首批推出的项目就是“理想国译丛”和“理想国讲堂”。

说实话，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企业家，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但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手里拿着一本叶企孙的传记，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对于这位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宗师的尊敬，以及对其遭遇的慨叹。接下来我们谈书，谈文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他叫杨向阳。

在他和晓昱的帮助下，我们建起了“理想国基金会”。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就可以吸纳更多的有文化理想的人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也可以开办理想国讲堂，让杨奎松这样的学者的能量得到更大的发挥，还可以创造条件集合梁文道、许知远、刘瑜和熊培云来为我们主编大型译丛。接下来，“理想国基金会”还会发起或赞助更多的公益文化项目，去做一些用商业方式难以做到的事情。

而“看理想”视频节目，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得到壮大，除了已有的梁文道、陈丹青、马世芳三档节目，贾樟柯、杨照、蒋方舟以及其他很有分量的文化人士也会积极参与。记得当时在视频发布会上，我吹了一个牛，说：“我们不仅是来做视频的，我们也是来改变视频的。”这个牛吹得有点大，但却是真心的。视频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应该树立起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从做出版，到做公益文化活动，到做视频，“理想国”究竟接下来还会做什么，我们其实并没有刻意的规划。我们几乎没有做过那样的商业计划：今年的码洋是多少，明年要达到多少，五年之后要达到多少。

我们更多地是在盘算，我们能做什么，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会从作者出发，从他们的资源和创造力出发，进行整合、设计，然后一点一点地落实，做出我们期待的东西。

理想国成功吗？这个问题不会纠缠我，我也不大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但某件事情没做好，我会焦虑；辜负了作者的期待，我会焦虑。作者发信息催问事情的进度，我会焦虑，因为这说明我们团队的效率出了问题。当你与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时，你必须是全神贯注着去奔跑的。

是很累，但是你没有时间去感觉累。不知不觉中，也许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做出来的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你当初的想象。

或许我可以这样说，理想国的商业是非商业的商业，正如我们提倡：编辑的创造应该是没有创造的创造。我们通过呈现最好的书赢得了市场，同时我们心甘情愿地服务于才华。

回到珀金斯，我相信我很能理解他所说的：编辑什么也没有创造。但我想补充一句，就是： 

我们只是帮助有创造力的人完成了创造。或许可以称为"没有创造的创造"吧。

这样的一种感觉，让我觉得很踏实，也很充实。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愿意投身编辑这项工作的理由吧。

谢谢大家！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