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

 

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被永载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三年。正是在这三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一

1913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他（袁世凯）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同时代人无不对袁世凯的能力印象深刻。黄炎培回忆道：“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亦因此而害怕他。”阎锡山回忆他初次晋见袁世凯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精力永远充沛，“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纽约时报》）虽然一天工作十多小时，从来不见倦容。他处事果断，能敏锐地发现局势的要害，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在满清时代，袁世凯无疑是“新派人物”。他早年从事外交，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西方的羡慕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正如陈志让所说：“袁世凯像大多数并不憎恨西方的中国人一样，他总是美化西方。例如，他曾说过‘西洋无一平民不通军事，反过来说，每一士兵都曾受过教育’。”比起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他已经突破了“体”、“用”的藩篱，放弃了维护中国文明传承的道义感。他的目的只是使中国富强，至于用什么手段并不理会：要知道，他是以一个不择手段的政客的形象被载入历史的。

证明他是“进步派”、“改革家”的证据不胜枚举。他痛恨科举，一生都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直隶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他在天津修建公园和引进电车电灯，推行西洋字母，进行市政选举，一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他的地位、能力和政见，使他水到渠成地掌握了满清朝政大权。

1908年，《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1911年，不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人。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他谋杀了宋教仁和粉碎了“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还都对袁世凯表示支持，仍然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被永载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三年。正是在这三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二、

人们大多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个浪子，从政时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没有多少人了解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秩序的热爱。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这样回忆：

他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六时起床，六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

十一点半他吃午饭。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

……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能连续几个月不厌倦地吃同一个菜的人捍卫秩序的决心。作为一个多年的职业军人，袁世凯深信秩序才能带来效率。作为一个长于实践的官员，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的管理能力。他习惯于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像弹钢琴一样分出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一一处理。当他的案头堆积了如山的文件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位音乐大师，有着进行一场精彩演出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他数十年官僚生涯的最大经验是做事一定要按部就班。《剑桥中华民国史》精辟地指出了他的政治个性：“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的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

“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虽然袁世凯以新派著称，喜欢西洋玩意儿，然而他却娶了九个姨太太，并且偏爱缠足女人。他让女儿们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外语、体操、地理，却规定她们在家里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且为她们包办婚姻。他虽然一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却只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欣赏西洋理性，却迷恋中国经验。

虽然他推崇西洋政治，然而事实证明，他对西方政治运作并不真正了解。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这种制约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紧张，一种有益的敌对，然而，在袁世凯的经验和逻辑中只有天无二日，只有你死我活。他不能理解混乱和活力、敌对与健康的关系。

像大多数不了解西方的人一样，除朝鲜外一生没有到过他国的袁世凯对西方社会的美好想象中有着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他只看到了美好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背面的弊端。他理解的共和是：“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因而共和是秩序和效率的象征，而不是像现在的民国，一片混乱。

三

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袁世凯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他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他们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来做事。

在革命党人面前，袁世凯证明了自己的中国经验远远有效于他们的西洋经验。

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家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个是干练，第二个就是世故。而这两个词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满清皇族察存耆有一段栩栩如生的描写记录了袁世凯的社交风采。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他的父亲，他因平日在报上见过不少关于袁宫保的故事，想见识一下，遂进客厅上前给袁请了个安：

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他的客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意料之外。当时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双手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去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当然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这时袁世凯便问我说：“经书都读过了吧？”我说：“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地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又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第三天的中午，我刚下早学，就看见门房的院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门房的人对我说：“袁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袁世凯笼络人摆弄人的功夫就是如此炉火纯青。

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他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而事实也一再向他证明了这一点。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世凯逼到墙角的时候，袁世凯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在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大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中山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本文选摘自《千年悖论》，张宏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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