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自信在纽约

何建明：自信在纽约

5月28日上午，在美国书展上，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亚马逊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举行的“中美作家对话”活动，地点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的E103会议室。巧合的是，27日我的作品《南京大屠杀》英文版新书首发式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自信的中国作家来了

当天的活动现场几乎坐满了人，其中有不少美国人。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主持人邀我上台讲几句。

我上去说了这样的开场白：今天我特意穿了比较休闲的衣服，是想告诉美国的同行和所有关注中国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沉默和胆怯了很久的中国作家，今天已经能够非常自信和潇洒地来到你们面前了。这份自信和潇洒源于我们中华民族积累了5000年的文明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的强大，以及我们中国作家在文学上的努力和毫不逊色于他人的实力，因此我们来到纽约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心，期待获得你们同等的了解。其实，中美两国作家之间相互了解是很不对等的，因为中国作家对美国作家的了解，远远多于美国作家对中国作家的了解。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同行以及普通的读者，除了知道一个莫言外，对中国的其他作家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是不公平的。当代的中国文学群星璀璨，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我们独具特色的报告文学创作，其水准绝不比别的国家差，甚至超过了多数国家的水平。尤其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创作成就，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的。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中美两国作家的相互了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更迫切……

这段“休闲式”的开场白，获得了场上一片掌声。

此次中国作为主宾国应邀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美国书展，可以看出中国出版的国际影响力和所拥有的真正实力。在现场，我看到“老外”特多，他们都是排队买票进场，尤其是书展的第二天——28日，来到现场的美国人更多。

作家们获得足够尊重

我是时隔17年后才再次来到纽约。从外观看，纽约确实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变化的是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包括我们这些人所发生的翻天覆地、今非昔比的变化：17年前，我也是个作家，但那会儿，我是借着看朋友的机会，乘着朋友开的车，从加拿大边境进来的。当时怀着特别复杂而好奇的心情，拿着一本自己写的《根本利益》，那是当时在国内影响极大的一本书。在办旅游者签证时，一位美国海关人员在我与书之间看了又看，以证明我的作家身份。不过最终她还是对我放行了。那次的美国之行我就是这样进入的。一路上住的是汽车旅店，基本上像流浪汉一般。17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是作家，但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应美国政府之邀来到纽约的。手持红皮的外交护照，一路畅通无阻。

27日开幕式上，中国派出的政府官员主持仪式，证明了本次美国书展主宾国的地位。显然，中国作家们也获得了足够的尊重。我回头的那一瞬间，看到了苏童、刘震云、毕飞宇、雪漠、冯唐、赵丽宏、曹文轩、蓝蓝、徐则臣、邵丽……这些熟悉的作家同行。这一天，他们如宙际的璀璨群星，格外引人注目。

谁说中国作家无人理睬？谁说中国文学无人问津？

中国故事有人听

在结束仪式后，我到了国际展区的英国新经典出版社的展位。在这里，我收获的喜悦自然格外的多：该出版社竟然把我的5本新译作品全部亮相于此，它们分别是《国家》《江边中国》《南京大屠杀》《生命第一》和《红墙警卫》。作为一名中国的非虚构报告文学作家，能在国际书展上一次展出5本英文版新作，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

在书展现场的一个多小时，我接受了几位外国媒体记者和作家同行的采访，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印象最深的是加拿大的一位杂志主笔、女记者的访问。她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作为一名“官员作家”的兴趣。她的问题是：中国发展极快，令全世界关注，现在大家的目光都盯着你们中国。作为作家，你为什么不用小说这样的文体来表现当代中国，而是用非虚构的纪实体作品来表达呢？我明白清楚地回答她：中国的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人、社会和制度方面的种种事情，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有时不太适应，许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理解和认识，它便来到了我们面前。因此我作为一名写实体作家，必须把中国人的这种在大发展中所呈现的人和社会包括制度在内的变化，以及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感情与思想、观念与过程写出来，这样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是一种贡献，同时也能帮助世界直接和准确地了解中国。关于这一点，虚构的小说和其他文体是做不到的。

和加拿大女记者的对话，因为旁边有翻译在，所以很快引来其他“老外”们的兴趣。在总部设在纽约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基金会担任文化主管的罗奇女士，对我的回答频频点头赞同。她说：“中国的发展令全世界瞩目，你们那里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一些大事情，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特别愿意看到那些深刻的、客观的、生动的反映当代中国情况的写实作品。何先生的作品比如像《国家》，我看后特别感动，也明白了原来除了小说以外，还有一种在中国独特的报告文学也是如此精彩地吸引读者。”她很喜欢这种文体，我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我注意到，“老外”读者对我的几本书都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反映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生命第一》和卫士眼中毛泽东伟大形象的《红墙警卫》。而那些新闻记者出身的“老外”则比较喜欢反映现实中国发展的《江边中国》和外交题材的《国家》等作品。

与世界交流有实力

当天晚上，我们参加了纽约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组织的中国作家与读者和学生的对话。会议厅基本坐满了听众，当然中国面孔占多数。这一点能够理解。我们去了8位作家，除我之外，有刘震云、毕飞宇、赵丽宏、曹文轩、徐则臣、蓝蓝、冯唐。年轻的医生出身的冯唐很受欢迎，他可以直接用英语说话，可以“自说自话”——自己阐述观点又自己翻译。

进学院后，组织者给了我们每个作家一个提纲，算是让我们准备。我所要回答的是：关于数字化阅读进入当代社会后，文学和纸介读物还有多少生存可能？一看这个问题，我就有些痛苦，因为同样的问题，在中国讲课时时常被问及，看来大家对此已经有很大的关注度了。我以为这是我们中国目前存在的忧虑，没想到世界都面临着同样问题。我这样简答道：“虽然时代的发展使我们很多时候已经被高科技所支配和影响，我们出门可以随意选择高铁、飞机或走高速公路，一眨眼的工夫到了千里之外。但大家是否与我有所同感，无论我们走多远，无论我们坐什么样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回家的路我们仍然得一步一步地走……而文学和阅读，则正如我们回家的路一样，它需要细细地品味和深怀感情。”

那个夜晚是我们中国作家与在场读者和学生交流最活跃的一次，两个小时，我们每个作家都回答了两三个问题。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还不得不回答一些“作家制度”方面的问题。

这样的事经历多了，我自己有个体会：与外国人打交道，遇上外交问题和敏感问题时，你的回答只要真诚与真实，只要心系国家和民族，只要有专业水平，什么问题都不会难倒你。自信非常重要，智慧自然也是不能少的，而更需要的则是说话的艺术。

我最开心的是，28日晚上应邀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与留学生和总领事馆的外交官们交流。

交流的现场坐满了人。我的题为《国家》的讲演，整整用了两个多小时，现场的气氛和对话的部分非常热烈。用与我同行的作家朋友的话说：“何团长你的演讲越来越精彩。”我听后有些得意。事实上，我写《国家》时以及在几十年报告文学创作中所见的爱国故事，实在太多，随便拿些出来与大家交流，都会是很精彩的。

中国如今正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文学和出版亦如此。在与世界的交流和交往中，我们既需要实力，更需要内心的强大和自信，当然也特别需要专业水平。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熟悉外面的世界，改进我们自身的问题，这样的交流与交往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回想2012年莫言获奖时的情景，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直播莫言获诺贝尔奖消息后，央视连线到我的手机，问我如何看。我当时正在江苏老家休假，央视连线到晚饭桌上的我时，我这样回答央视的提问：“其一，对莫言获奖，作为同行和朋友，我和中国作家们都由衷地向他表示祝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中国作家，既是莫言先生本人的喜事，也是全中国作家100多年来的一个梦想成真的大事，所以我们都很高兴。其二，莫言能获此殊荣，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文学和文化强大了。”

不知何时再赴纽约？但我坚信，下一次我们中国作家的风采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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