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的汉娜，纳粹统治十二年你遭遇了什么

命运多舛的汉娜，纳粹统治十二年你遭遇了什么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世界有很多国家以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主流媒体也通过各种角度来关照这个主题。而我们则通过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在二战时期流亡的经历，了解到在那段黑暗笼罩的日子里，思想大家们各自不为人知的命运。

像许多犹太裔的流亡知识分子一样，汉娜·阿伦特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也都打上了纳粹统治和二战的烙印。从她27岁时纳粹上台到她39岁时二战结束，这12年间，她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也在思想上逐渐成熟。与第一任丈夫分道扬镳、恩师与学术界的背叛、逃离故土、痛失至交好友、学术上重大的突破，以及新朋友们的支持，构成阿伦特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十二年。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写作就是寻求理解，是理解过程的一个部分——某些事情得到了清晰表达。如果我的记忆可以把我所思考的东西真正地保留下来，我很怀疑我还会写任何东西。

——汉娜·阿伦特

少女时期展露哲学方面的卓越天赋

少女阿伦特

阿伦特出生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与康德是同乡。由于父亲早故，她自小聪颖敏感，在中学时代就已熟读康德，并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个性。年轻时代，她走的是典型德国学者的成长道路：文科高级中学的优良教育、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训练、关于奥古斯丁的博士论文等，她已经通晓希腊语、拉丁语，对神学和哲学情有独钟。

她沉浸在当时德国学术界、思想界最重要的研讨班和沙龙中，它们由神学家罗曼诺·瓜尔蒂尼、布尔特曼、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马克斯·韦伯的遗孀玛丽安妮·韦伯、诗人兼批评家弗里德里希·冈多尔夫卡尔·曼海姆、保罗·蒂利希主持，还与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此她获得了丰富的思想滋养，参与到对西方哲学历史上最伟大成果之一的构建中。

德国学术界重要人物

年轻的阿伦特沉浸在激活古代哲人智慧的存在哲学革命的激情之中。对她来说，现实中发生的战争、政权更迭和通货膨胀等尽管造成了生活的不便，有时候会使她的正常生活难以为继，但它们在思想上都被她忽略了。

阿伦特与君特·斯特恩

1929年，阿伦特与同样从学于海德格尔的君特·斯特恩结婚，夫妻两人在学术上互相支持，互相砥砺，生活清贫而安宁，为进入德国学术和文化界进行着艰辛的努力。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柏林租房，房子晚上用来居住，白天则是一个舞蹈排练室，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仍然满怀热情参与学术讨论和文化活动。当时，阿伦特在深入研究德国浪漫主义。她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将自己从对海德格尔的情感阴影中拯救出来。

阿伦特与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生相互牵绊

德国学界对纳粹活动抱有幻想的举动，深深激怒了她

 

从事学术的美好愿望随着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恶化而逐渐破灭。斯特恩的教授资格论文被阿多诺否定。面对日益窘迫的经济状况，他被迫想别的办法来寻找谋生的途径，先是经布莱希特推荐去一家杂志社做文化专栏的采编记者，之后则开始写作讽刺纳粹的小说。随着纳粹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在面对现实的政治危机时，夫妇两人的性格差异就显露出来。后来，在1933年初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后，斯特恩由于担心被盖世太保拘捕，而逃往巴黎。阿伦特则选择留在柏林，两人的婚姻关系因此名存实亡。

留在柏林与纳粹直接斗争，阿伦特的这一决定表明她已经从迷恋于观念领域的青年学者转变为积极参与现实斗争的行动者。她开始撰写《启蒙与犹太人》这样与犹太的历史和现实困境相关的论文，评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她在这些文章中表现出来的睿智源于她对自己生活经验的反思。就是基于她自己对现实的敏感，当大多数人还在对纳粹的活动抱有幻想时，对于那些未能理解日益黑暗的政治状况的知识分子，阿伦特已经忍无可忍。

另一方面，从1933年开始的那段最危险的时期，阿伦特也积极从事类似地下工作的反纳粹、营救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她在柏林的家变成了希特勒政权的敌人用来避难的场所。在犹太复国组织的邀请下，她到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广泛收集反犹言论，而这在当时是一件极危险的违法活动。虽然这一切努力收效甚微，但对行动生活的经验，使她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那种仍然在众多德国学术界、文化界精英中存在着的生活的虚伪性。

 

当时，最令阿伦特感到震惊的，也是她在之后的极权主义政治研究中反复提及的一个事实，是德国的文化名人对现实政治危机的天真幼稚以及更严重的随风倒的倾向。阿伦特后来称他们为“有教养的庸人”，他们一方面拥有高尚的理想，另一方面却不谙实际。

因此，当他们被迫与现实生活接触时，就将自己的理想嫁接到现实中的人物、运动或潮流之上。再加上一战后欧洲思想界流行的危机意识，认为欧洲文化处于衰落的危机之中。这就使当时德国学术和文化界普遍地痴迷于希特勒和纳粹的政治运动。阿伦特本来为自己设定的理想就是进入学术界，她也因此将这些学术名人和文化名人看做自己的同道。对纳粹的反犹言论和行径，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并不感到震惊，真正令她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朋友们的背叛。

海德格尔

她曾经的情人维泽到她柏林的家中兴奋地宣布：“一个很伟大的时代到来了。”海德格尔在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演讲中宣称的“这个民族觉醒的伟大与高贵”。这些事情使阿伦特这样的人感到彻底的无助、绝望和愤怒。这个现象被阿伦特称为纳粹统治中“最黑暗的一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阿伦特对思想者的态度。

在为犹太复国组织工作后不久，阿伦特就突然被逮捕了，警方对她进行了审讯。幸亏遇到了一位刚入道的德国警察，她机巧应对，终于在被关押8天之后释放。之后阿伦特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她先逃往布拉格，再到日内瓦，最终于1933年秋天到达巴黎。由此直到1941年5月到达纽约，阿伦特在法国度过了8年的流亡生涯。

她流亡到巴黎与本雅明等文人相交

初到巴黎的阿伦特，1933年

初到巴黎时，阿伦特仍然与斯特恩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非常拮据，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只能从事非常低级的、报酬微薄的工作，住在小旅馆里。阿伦特为各种犹太组织和个人工作，这些工作为她提供了生活来源，但更重要的是让她积累了大量现实的政治经验。她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帮助犹太慈善家资助流亡犹太人，参与培训犹太青少年的机构，协助护送他们到巴勒斯坦。

在为洛特希尔特男爵夫人赞助犹太人慈善团体的活动工作时，阿伦特对于犹太人内部的生存机制有了更鲜活的认识。洛特希尔特家族是巴黎的名门望族，暗中掌控着“犹太教巴黎长老会议”，而后者在法国犹太人，尤其是流亡犹太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法国政府在讨论自己国家的犹太人社会与流亡者问题时，往往要征求“长老会”的意见。

但是，这些“长老会”领袖却经常阻止自己的会员以及在巴黎的其他犹太人公开参加政治组织。他们担心犹太人公开的政治活动会激起反犹主义和法国人的排外情绪，总是试图通过暗中进行的公关活动同迫害活动妥协。阿伦特将这些犹太人领袖人物称为“暴发户”，他们总是想掩盖自己的犹太身份，试图通过讨好政治当局赢得犹太人的暂时安宁。而那些清醒地坚持自己的犹太身份，敢于公开地以犹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则被阿伦特称为贱民。

她认为，只有贱民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才能最有效地反击纳粹的反犹言论和活动。作为反抗者的贱民与作为顺从者的暴发户之间的区别，成为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她就是由此确定真正的政治意识的标准，后来又用它分析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歧视问题。

除了上述实际的政治实践，阿伦特还积极参与到法国的文化活动中。只不过与纳粹上台前的时期相比，她与之交往的不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像茨威格、布莱希特、本雅明、雷蒙·阿隆、亚历山大·科耶夫、萨特、科瓦雷等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文人。这些丰富的交往活动激发着她的视野不断开阔，思想不断成熟。她与本雅明讨论马克思主义，参加科耶夫著名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讨班，科瓦雷则介绍他们给一家哲学杂志投稿。

阿伦特的朋友们

在1936年斯特恩离开法国前往美国之后，阿伦特开始与刚刚逃离德国的前共产党员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交往，继而俩人结为伴侣。布吕歇尔为阿伦特带来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是来自长期的现实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智慧。他出身工人家庭，自幼生活艰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弹中毒，战后参加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团，失败后又在重建德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阿伦特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她开始深入阅读马克思、列宁、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她对马克思评价很高，尽管在很多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她一直承认马克思对她的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对她影响最大的是罗莎·卢森堡，她的人格和思想一直令阿伦特崇敬不已。

永远失去本雅明这位朋友

本雅明

即便是困顿而充满失望的流亡生活也在1939年8月终止了，法国政府开始强制将流亡者集中起来。先是布吕歇尔被关进收容所，继而阿伦特在1940年5月被关押。收容所的生活虽然并不长，但这是他们离死亡最近的时刻，因为很多没有从收容所逃脱的人后来都被纳粹送往死亡集中营。

当1940年10月法国傀儡政府发布要流亡者到政府部门自首登记的通告后，布吕歇尔和阿伦特就打算逃离法国了。离开法国的过程相当惊险。在得到由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阿尔伯特·赫希曼组织的“紧急救援委员会”的协助后，阿伦特夫妇才得到赴美签证。他们偷渡西班牙，然后乘船赴美。最终，总算成功抵达美国，但令人异常悲伤的是，他们的朋友本雅明，在拿到赴美签证之后，却被堵在西班牙边境，以致他最后自杀身亡。阿伦特仔细保存着本雅明在最后时刻交给他们的手稿，其中就有著名的《历史哲学论纲》。在里斯本等候邮轮的时候，他们一起朗读本雅明的这一杰作。

她拥有无尽的充满激情的思考

到达美国意味着阿伦特在暴风骤雨的时代获得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她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并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鉴于在德国的学术经历，她并不热心在学院中发展，而是参与到一份犹太复国主义的杂志《建设》中去，成为一名专栏作家，继续她时事政治评论的工作。

随着欧洲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严峻，阿伦特也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去。她积极提议建立犹太人军团以便展开与希特勒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深入思考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以便解决犹太人问题。但这些思考并未取得意想中的结果，前者因为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微妙处境而被漠视，后者则因为知道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而被她自己暂时放弃。他们在1942年底才了解到纳粹大屠杀的惊人消息。

对他们来说，消息本身已让人难以承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可怕的是美国社会对这个消息的普遍冷漠。阿伦特必须和那些认识到事态严重性的犹太同胞参与到唤醒和揭露的活动中，他们组织集会，发表演说，参加演出，试图尽快地将人们从迟钝中唤醒。在此过程中，阿伦特的独特之处就是坚持揭露犹太人内部那些有影响的领导层在灾难发生过程中的责任，他们处处顺从政治的潮流，在德国是配合纳粹，在法国是顺应法国的右翼意识形态，在美国是迁就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这种所谓顾全大局的考虑总是忘记了犹太人自己的政治立场，结果是一步步将自己的同胞推向灾难。

当1945年5月8日巴黎解放的消息传来时，阿伦特激动不已，夫妇二人开了香槟酒庆祝这个好消息，同时期待着新生活的到来。

在美国定居多年的阿伦特（后排左二），和朋友们在一起

1973年，在纽约

 

选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陈联营是《反抗“平庸之恶”》译者

全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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