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富农亲历的集体化运动

广州富农亲历的集体化运动

口述：朱少球 整理：朱人奉

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厨师在分菜。

1949年，我三岁，每天早上都要跟爷爷到东山区的聚英酒家喝早茶。那时候的早茶跟现在的时间不一样，四点多就已经开档了。小孩子都不愿意起这么早，我骑在爷爷肩膀上还打着瞌睡，等到了酒楼他才帮我洗脸，用的还是茶水。

当时广州东山有两间酒楼最出名。一间是云香酒楼，比较高档，装修得富丽堂皇，台凳都是酸枝的，出入者非富即贵。相对来说，聚英酒家就是平民百姓的地头，周围地区的农民、工人、商贩都是来这里喝早茶的。这里的气氛也要热闹很多，当其时没有社交媒体这种东西，酒楼就充当了这样一个社交平台。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女人一般不会去酒楼喝早茶，以前的人认为女人不应该抛头露面去那种场合。

1949年国民党已经江河日下了。有一次，几个国民党宪兵荷枪实弹闯入聚英酒楼，原来是来抓壮丁的。在场的茶客也不是好惹的，你们国民党已经实行了“三丁抽一”政策，居然还敢跑到茶楼里面来抓壮丁？当时就要抽起板凳劈过去，几乎打起来了。由于我的椅子就在过道边上，争执中还差点被撞倒。所以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家在东山有十几亩地，最多时养了二三十头猪，每天都把大批新鲜蔬菜运到菜栏(蔬菜批发市场)去卖。我祖父年老不事生产之后，就天天上酒楼喝茶聊天。所以我家虽然不是大富之家，却也不愁吃穿。直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记者注：1956年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社搞得大家半死不活

所谓农业合作化，就是将各家各户组合成一个个合作社，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首先是土地被收归集体。我家的土地属于无主之地，以前的地主不知是死了还是跑了，一直由我家耕种。所以我们家后来没有被当成地主处理。既然叫“互助组”，富农就一定要和贫下中农编在一起，把农具也上交集体，让大家一起使用。在合作社劳动是算工分的，表面上看是多劳多得，谁干得多，谁拿到的工分就多。但我家基本就我父亲一个劳动力，我二叔的腿不方便，我祖父又年老了，干得了多少活？最划算的是穷人，特别是能干重活的人，他们以前哪有那么多农具？所以尽管富农为合作社出的资本多，那么按劳分配，你出力少，你分到的粮食就少。这就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最终大家一起沦为赤贫。

合作化运动之前，我们可以雇请其他人来为我们干活。我们家虽然农田多但是却没有养过一头牛，这是因为我父亲考虑到养牛投入太大，而使用时间每年才两个月，很不划算，所以我们一直是租别人的牛来用的。但是这在新时代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合作化之后，由于耕的都不是自己的地，产出都归集体，再按集体的标准来分配，所以大家的积极性很低，更不要说改良生产技术了。那时候产出的蔬菜很多都是红头绿脚的，一看就是劣等品，怎么卖得出去？

番禺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后来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其实就是两三个初级社合并一下，只是规模变大了，其实什么都没变，而且浮夸风也开始刮起来了。这些农业合作化运动，用一句广东的老话来说就叫“”，搞得大家都半死不活。

吃大锅饭撑死人

1957年底，又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鼓吹大跃进，超美赶英。广州各单位、各条街道、甚至各个学校都成立了所谓的钢铁厂，遍地开花，其实也是遍地疮疤。没有转炉，没有高炉，没有红炉，没有铁矿石，怎么炼钢呢？就发明了所谓的“土高炉”，最简单的高炉是用汽油桶搭建一下就拿来炼钢铁了。

1958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由东风东路小学转到了中山二路小学。学校条件一样很差，只有一栋新建的四层教学楼。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学校，也造了一个土高炉。为了炼钢铁，学校发动我们这些学生去捡煤块。当时火车在广州停歇的时候会开到东山社保局对面那里，换掉废气废水，把烧过的炉屎(渣)倒出来堆放在一个地方，隔一段时间才用汽车拉走。所以我们一放学就要去那里捡炉屎，把一些没烧透的煤块拿回学校当焦炭用。接着还要去弄炼钢的材料，学校发动我们去找烂铜烂铁，路上捡到的、家里不要的、垃圾堆里翻出来的，把这些废物扔进高炉一锅烧了，出来的就是所谓的“钢”。不用试验都知道，这些东西炼出来的肯定是铁渣，根本用不了。

番禺大沙地的土高炉群。

全民大炼钢，很快什么废铁都用光了，于是就开始去拆别人家的铁门窗。当时东山民居的铁门窗都被拆得七七八八了，尤其是洋楼的铁栅栏和铁花窗。就连百子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双清楼”也难逃一劫，这栋洋楼的小花园的铁栏杆就被拆去炼钢了。总而言之全部搜刮了一遍，被强拆的人家就算有怨气也没办法，谁敢吱一声？不过广州的情况尚未发展到入屋抢铁具的地步，个别乡下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三面旗帜”竖起来之后，农业合作化中的高级社又升级成了人民公社，规模更大，效率更低，浪费更严重。广州市分片区划分，东山这边列入了沙河公社。大家都知道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但据我所见，沙河公社是不搞公共饭堂的，当时广州市区的市民还是各回各家，吃自己的饭，乡下地区的人民公社才会开大锅饭。

在人民公社的公共饭堂是没办法吃饱饭的，1958年已经搞过了一轮合作化运动，各地农业歉收，大家平时都经常挨饿，现在搞了个大锅饭，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人人有份，还不放开肚皮吃？我姐姐以前下放到阳江农村，就曾经见识过。据我姐和姐夫说，阳江地区还发生过有人狂吃撑死的情况。有人吃得多，自然就有人挨饿。而且一个生产队的农业产量通常都是很低的，特别是乡下地区，很快就把存粮吃干吃净了。

由于广州市区不搞大锅饭，所以它的“经济困难时期”比农村地区迟来半年左右，但也挨不了多久，毕竟农村地区农业歉收，哪里有粮食供应城市呢？终于到1960年上半年，广州市也大范围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即所谓的“经济困难”。

这就不能不提起统粮食购统销政策(记者注：1953年12月始，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国家在农村实行计划征购，在城市定量配给)。广州政府从周边的农村地区收购粮食，以户为单位定量分配给广州市民。之前，广州市还是实行凭证购物不限量政策的。你拿个袋子去买粮食，你买多少是没有限制的。粮食短缺之后，政府马上收紧供应，不只是粮食，买什么都要凭证限量供应，由各单位负责核定每个人的粮食配给量。

当时我正在读初中，每月的粮食配给是28斤大米，小学生就只有22斤。到了1960年，粮食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的配给量下降到了每个月25斤。其他方面，花生油或杂油每人每月半斤；棉布，无论大人小孩都是一丈三尺六，而一条背心需要九寸，一条文化衫要一尺二，一条内裤也要五六寸棉布，总而言之每个人一年的棉布就只有一丈三尺六，无论你牛高马大还是苏孲崽(粤语谓刚出生的婴儿)。

一切生活都被国家计划，连木柴也有配给量，大概是每户十斤。从1958年开始，市政府提倡市民烧煤，这10斤木柴是用来透煤炉(即“生炉子”)的。此后几十年以来，老广家家户户都是烧煤的。刚开始时，我们烧的是越南的鸿基无烟煤。1960年代初，广州也发现了煤矿，就开始推销国产煤。

游行队伍穿过广州番禺市桥大南路牌坊

矿工生活很辛苦

当时广州的市属煤矿有四个，分别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煤矿，都是中小型的煤矿，分布在广州郊县，花县和从化都有，具体位置就记不清楚了。(记者注：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公示的资料，广州的煤矿主要集中分布在白云区黄石路-嘉禾和花都区中洞-华岭两地，分布面积约650平方千米，全市煤矿探明总储量3191.8万吨，1980年代为开发利用高峰期，1990年代后期全部矿井闭坑。)

我当时在一间工艺厂做总务，因为煤矿公司是按照工厂食堂每月购买粮食的量去配给煤的，一斤米配八两煤，根本满足不了工厂的用煤需求，所以我经常要到矿上买媒。

广州煤矿的煤质非常差，燃烧率很低。而且广州煤矿的开采成本相当高，它不像东北抚顺的煤矿，扒开地表可以挖到煤了。广州煤矿的埋藏时间比较短，还没有完全碳化，煤矸石的含量要占到50%。而且要下探到煤层，至少也要一千米，一般都要两三千米。你想想，现在这种采矿条件肯定比1970年代好吧，但是依然有很多矿难，当时下掘到三千米，会怎么样？只是这种问题在“文革”时期比现在敏感多了，我们也无从得知煤矿的安全情况。

矿上使用的矿车很简陋，既运煤，又运人。工人坐矿车下去，顺利的话，最快也要半个钟头。到了矿底，工人脱掉所有衣服，只戴一顶柳条编的矿工帽，一丝不挂地作业。那些煤矿干部告诉我，当时的鼓风设备很差的，矿底非常闷热，温度高达42-45摄氏度，热到跳舞。所以挖煤是一项极之消耗能力的工作，所有工人都是黑黑瘦瘦的，越做越瘦。刚来到煤矿时无论你多么牛高马大，进去挖了几个月煤就把你蒸干了。

采煤工算是比较安全的了，最危险的是掘进工，他们要在最前面掘进，遇到岩石挡路还得打洞埋炸药。每天三班倒作业，从矿底爬上来，全身都是黑漆漆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淋浴，用香皂反复擦洗三遍，才勉强能出来见人。长此以往，他们全身的毛管都积满了煤尘，怎么洗都洗不掉，不知会有多少后遗症。洗完澡，他们就要去晒太阳浴。那可不是真的日光浴，是用500瓦乃至1000瓦的大灯泡照着睡觉，就在一个木板房里面，躺木板上晒上三个钟。毕竟长年在地下暗无天日，一天下来几乎没见过光明。

我虽然没有下过矿井，但是我自己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1960年代初，我正在读初中，因为政府压缩学位，我就成了失学青年，进了“青年组”。当时的街道委员会把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组织起来，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当然是组织他们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空闲之余再安排一些粗重活给你。这些工作又辛苦又危险，报酬也非常低。为了活口，我就曾经去掏过化粪池。当时有工作安排给你已经很好了，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选择，就算你想去挖化粪池也要看关系。

我曾经到广州东站做过临时筑路工，一个人扛一条150斤的枕木，两个人抬一条300斤的铁轨。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这份工作的劳动量实在太大了，而每天的报酬只有一块二，连杂工的标准工资一块三毛九都达不到。但是，扛铁轨算是好差事了，你还得是铁路职工子弟才有机会去，要不是我哥哥是铁路工人，我根本没机会去扛铁轨建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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