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灵魂代言人

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灵魂代言人

1 凯尔泰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

“喑哑，即真理，但这是一种这样的真理：万籁皆喑，只有那些说话的人才有真理。只有彻底的喑哑，才是上帝存在的时候；只有在上帝面前的喑哑，才是切实有效的喑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就像对上帝提出想要提高天堂薪水的要求一样地谈论罢工。”

这是几天前我在自己微博上贴的一段凯尔泰斯的话，选自“理想国”刚刚推出的《船夫日记》修订译本。作家好友宁肯回了一个帖子，他寥寥几语评得真好：“这种思考的确离上帝非常近了，几乎是在与上帝俯首帖耳，一种最深的孤独的结果，东欧人特有的孤独，最远的弱星的孤独”。当然，也有网友回帖子说，“暂时还不理解”。

凯尔泰斯的书都是这样，看懂了的人会为能从他的文字中听到自己心灵的声音而感到激动不已；看不太懂的人不理解作家为什么一辈子只写这种让人“读不进去”的书？为什么只写奥斯维辛，想来它已被烧掉了70年？

弱星，用这个比喻凯尔泰斯再恰当不过，他遥远，光弱，但永远不灭地闪烁。要知道，在他2002年获诺奖之前，10部作品在匈牙利的总销量还不超过七千册；凯尔泰斯获得诺奖之后，慕名买书的读者多了，找他签字的人多了，但真能静下心来的读的人还是不多。我曾给作家出版社翻译了他的四本书《英国旗》《另一个人》《命运无常》和《船夫日记》，只印了一版，印数几千册，很快就被码垛的书山书海埋葬掉了。不过即使这样，依旧有人读到了它们；即使十年过去，还有作家、读者在默默地咀嚼。

凯尔泰斯说，他不是不会写“一位红唇的性感女郎在手包里放着口红和手枪”那类的流行小说，但他不写，只写奥斯维辛。早在1973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听到有人说我写这个话题已不合时宜……然而近来，我再次震惊地意识到，其实任何东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唯有‘奥斯维辛神话’：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从上世纪60年代一开始写作，他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并接受了自己弱星的命运。

凯尔泰斯的写作偏执，无疑是源于他14岁经历的集中营苦难，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止于电网内的苦难，他不仅讲述他所经历的奥斯维辛，而且预言人类将要经历的奥斯维辛。1945年，集中营被摧毁，但柏林墙拔地而起，冷战时期的东欧人被统统关进一座谎言集中营，凯尔泰斯犀利地讥讽说，“至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了，然而凯尔泰斯经过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和失落的过程之后，发现人们正兴奋地用金钱建造着一个不仅拆除了电网、甚至取消了国界的集中营，在那里，“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和平的废墟”……从这个角度讲，凯尔泰斯的奥斯维辛文学超越了其他奥斯维辛题材的作品，其价值在于，他从更高的角度看奥斯维辛，不仅控诉，而是剖析，警示未来。

凯尔泰斯告诉我们，奥斯维辛作为一种人类文化——“大屠杀文化”，将会与人类共存下去；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在奥斯维辛中幸存，在大屠杀中幸存，要学会即使在集中营的焚尸炉旁也能体会“曾在痛苦暂息的时候有过某种与快乐相似的东西”。

意大利导演罗伯托·贝尼尼曾拍过一部《美丽人生》，讲一位父亲如何哄骗儿子，让孩子把集中营当作一场游戏最终得以幸存。要知道，凯尔泰斯《命运无常》中的少年无须被父亲蒙骗，自己就在集中营里“游戏人生”，为了多领一份米汤，他隐瞒睡在自己身边的狱友死亡的真相；他津津有味地观察蛆虫如何在他身上溃烂的伤口里你争我抢……

作者通过少年幸存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自己的心里非常清楚，为了能够活下去，我可以接受所有的道理，这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的确，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向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

2 奥斯维辛，这一页还没有翻过去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但七十年过去，这一页历史真的翻过去了吗？还远远没有！日本至今未像德国那样对二战进行彻底的反思，匈牙利也才刚开始直面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要知道，仅在1944至1945年间，当时执政的匈牙利纳粹党——箭十字党就屠杀了十几万犹太人！在布达佩斯，在离我家不远的安德拉什大道边有一座著名的“恐怖屋”，二战期间那里是箭十字党党部，冷战时则是秘密警察总部，2002年，当时的右翼执政党为了打击左翼政敌，把这栋楼改建成一座控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博物馆，但对匈牙利在二战中参与大屠杀的那段历史却遮遮掩掩：这边一块展牌的标题是“德军占领”，另一块展牌的标题则是“苏军占领”，似乎匈牙利并不是战败国，而是自始至终的受害者，虽然有一个关于“箭十字党”的展室，但把匈牙利民族在二战中的罪责统统归给了那一小撮……

近些年来，由于匈牙利人对二战反省的不彻底，为极右翼势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土壤。匈牙利极右党——“为了更美好的匈牙利党”不仅接连两届在大选中进入议会，甚至成了第三大党，公开反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外族人，公开集会烧毁欧盟旗帜，甚至组织“党卫军”色彩的组织，黑衣黑裤黑皮靴，并打出箭十字党曾作为党旗使用过的红白条旗，公开反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外族人而引起欧洲各国的担忧。更有甚者，就在三年前，曾有一位极右翼议员在国会发言中公开否认二战中犹太人大屠杀的存在，认为那是一个虚构……这个议员是一位70后律师。难怪凯尔泰斯坚持要写奥斯维辛，难怪他用激烈的语言指责自己的国家。

“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尝自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凯尔泰斯在另一部日记《另一个人》中写道。这句话准确表达了作者与跟自己祖国间的矛盾关系。少年时代，他被“弱智”的祖国送进奥斯维辛；青年时代，他被专制的祖国剥夺了个人命运；壮年时代，他经历了屡次退稿和被迫的喑哑；老年时代，虽幸遇改革，但当他作为“匈牙利作家”被邀请到德国讲学时，自己的政府却表示他不能代表他的国家……但是即便如此，1945年当他被从奥斯维辛救出后，没听美国人的劝说移居西方，而在“匈牙利集中营委员会”负责人的说服下回到曾将自己送入地狱的祖国；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人民自由革命，他没有跟着流亡大军投奔自由世界，而是决心留在这里“以最近的距离观察这部残暴的独裁机器到底是怎样运转的”；1989年后，匈牙利也经历了“令人惊诧的败落和自杀偏执的转变”，但他还是没有离开，在一次次出国讲学之后，总是怀着惊悸回到家乡，因为他想通过“这种陌生的语言——我的母语，来理解那些凶手”。

凯尔泰斯对家乡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忌恨它，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乡却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没有抛弃它，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家乡。凯尔泰斯是一个永远的精神流亡者，通过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否定，证明了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存在。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内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然而，“不能忘记”，不等于“不会忘记”，人类也常患“选择性遗忘”，否则历史也不会有那么多悲剧性的轮回。著名女哲学家海勒·阿格奈什就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奥斯维辛肯定不适于写进历史”。凯尔泰斯在《船夫日记》中反驳说：“历史不是什么自然的有机体，而是上层建筑，是人类的精神结构。假如奥斯维辛不适于写进历史，那么错误就不在于奥斯维辛，而在于历史。”

粉饰历史，是人类的通病，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我们唯有像凯尔泰斯那样不断地呐喊，哪怕喊声是那样的孤独。“到底是什么驱动我用圆珠笔在纸上涂抹？我的那些秘密的清晨，秘密的散步，孤独而亲密的自我折磨——其结果怎样？难道我是一位隐秘的传道者？难道我是一个藏在时代废墟下的编年史学家？难道我是在为那些上帝并未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难道我是在对上帝给予的答案提出疑问？有朝一日，我该致力于一些物质世界之外的创造，并对其不可能性以及艺术的完美无瑕进行挑战——然而，这个时刻到底会不会到来？这种努力究竟重不重要？有谁能够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一切？”他这样表述自己的写作。

二战结束70周年，也是奥斯维辛解放70周年。德国总统高克说“不承认奥斯维辛就枉为德国人”，默克尔总理称“德国对于发生的一切感到羞愧”；毫无疑问，德国人对二战的反省是彻底而深刻的，不然，凯尔泰斯就不可能在德国出版界的力荐下获得诺贝尔奖桂冠。有一次我跟凯尔泰斯闲聊，他说连他都感到意外，德国人会在勃兰登堡门旁边建一个占地2万平方米的“被屠杀的欧洲犹太人纪念碑”。 （下转36版）

3 为什么搬到柏林？大屠杀只是一个思考起点

2007年的一个夏日，我从布达佩斯赶到柏林跟凯尔泰斯约会。当时，我给作家社翻译的四本书已出版三年，但凯尔泰斯一直未能从版代那里得到样书。本来我可以寄书给他，或托他的助手霍夫纳尔带去，想来霍夫纳尔是我1992年就在塞格德结识的朋友，不过后来，我还是决定要当面给他，不仅为了郑重，更因为那是单独见他的契机。

我知道，凯尔泰斯和他已故前任妻子在布达佩斯一个28平方米的小屋里生活了40年，写了这些书，我则在布达佩斯一间24平方米的小屋里蜗居，翻译这些书。可以这么讲，我跟他“精神同居”了一年半，不分昼夜，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他。对我来说，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揣着魔匣、尝试表述自我存在的心灵冒险，在这近乎自虐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经过疲惫、费解、沉重和那种窒息后的喘息和理解后的兴奋。在自己并不能算短的漂泊中，在自己异邦生存的体验中，从未感到竟会与另一颗漂泊的心灵如此贴近。

约会地点是离威廉大帝纪念教堂不远的凯宾斯基饭店咖啡馆，聊了大概有四个小时。交谈中，凯尔泰斯提到，搬来柏林是他的夫人玛格达的主意，“是她发现，或许我在陌生的地方更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作家写作的先决条件。最初我们只是租了套房子在这里小住，后来得到一笔半年的奖学金，半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恋上了这座城市。”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显然他听出了我的话外音。

凯尔泰斯沉吟片刻，随后宽厚地笑了笑说：“不久前，在斯德哥尔摩，就有位女士问过我：你为什么偏偏选择柏林？我当然明白，她暗指我的集中营体验。我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说：‘那代人已经死了，我不能把他们的罪过归到下一代身上，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正视历史。’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令她满意，但这么严肃的问题不可能在饭桌上用一两句话说清。”虽然，我们也是在饭桌前，但凯尔泰斯还是继续解释下去，“我从来没把纳粹集中营视为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不可解除的敌意。如果那样认为，就太简单了。我之所以选择柏林，是因为我的主要读者都在这里，是因为我在德国成为的作家，我的作品首先在这里产生了影响。另外，还有我从年轻时就从中汲养的德国文化、哲学和音乐……现在，我只不过借用德国文化的工具，将艺术归还给德国人……对我来说，柏林是座文学之都，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东西欧文学的中介角色。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先翻译成德文，才传到西方的；斯特林堡等许多斯堪的那维亚的作家，也是从这里为世界所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夫卡从布拉格搬到柏林，在这里决定以写作为使命；许多中东欧作家也都是通过柏林之路，走向世界文学的。你知道吗？‘世界文学’这个词是歌德发明的。在布达佩斯，许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你去柏林寻找什么？我回答说，在柏林，我找到了我生来本该享受的那种生活方式。”

通过这段谈话，我更加理解了凯尔泰斯，奥斯维辛于他，与其说是一个让他憎恨和恐惧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思考的起点。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他不把对纳粹德国的恨泛滥到今天的德国人身上，也是因为德国人深刻反省了二战中的罪孽。凯尔泰斯说：“感谢奥斯维辛，而且还要感谢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另外，也要感谢那些要求、甚至逼迫我们讲述一切的人，因为他们想听到，想知道——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他还说：“如果你真用这种目的论的眼光审视奥斯维辛的话，那么你显然相信你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也许你会干脆这样认为，上帝之所以使你幸存，是因为他选中了你来发现隐藏在奥斯维辛背后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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