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心中的历史——电影《金陵十三釵》观后
历史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物、事件都有所本的正剧,一类是以历史为背景的“故事”片。比较起“正剧”,“历史”对后者只是可以替换的“氛围”,所以不必从虚构的剧情中索隐真实。这点当无疑义。但既是历史剧,有没有“历史感”还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标准。当年获得主旋律华表奖的《东京审判》,正面评价“再现历史”和主要批评“违反史实”,着眼点都是历史,可见历史题材影片和“历史”终不能无关。其实不仅是观众(评论家)的挑剔,作者(编导)也常常会以“真实”自期和自诩。
如果说《东京审判》因是正面表现东京审判的正剧,计较是否于史有征还不无理由,有些故事片过于强调真实反而让人生疑。前些年《南京,南京》的导演接受凤凰台“非常道”节目采访,说到他和一位“日本右翼”有一次交锋,那位日本右翼说“南京杀了十四万人,不是中国说的三十万”,他“义正辞严”驳斥说“十四万也是大屠杀”。
再少的屠杀也是屠杀是任何一位有常识的人都会有的同感。可惜这位自称看了大量相关书籍、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十分熟悉”的导演的这一席话完全不合事实。因为不要说“日本右翼”,日本左派学者(左派和屠杀派,右翼和虚构派并不完全等同,此处姑且借用)除了全世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洞富雄和今天屠杀派的中坚笠原十九司认为屠杀人数在十几至二十万,余者认可的数字只在数万到十数万之间。至于右翼,根本不承认有屠杀。(右翼最典型的说法是“没有一人被非法杀害”,“非法”意指战死和处决“便衣兵”为“合法”)。如果“日本右翼”也承认“十四万”,中日之间对历史的认识何以还会有如此深刻的分歧?!《南京,南京》因未寓目,本来不能置一词,但仅此一例就足以使人对这位导演说到“还原史实”时用的“高保真”三字产生疑问。
《社会××》来约《金陵十三釵》的评论,是因为我做过一点南京大屠杀研究,而我觉得《金陵十三釵》的品质和南京大屠杀的背景是可以分开的两回事。在谈《金陵十三釵》之前之所以说及以上这些不相干的话,主要是想说明我不认为从史实谈影片是一个恰当的角度,所以本文对认识影片《金陵十三釵》没有帮助。
《金陵十三釵》的故事和真实的南京大屠杀是否有关?我以为不相干。无关,不仅指是否曾有,也是指是否会有。
从第一手文献看:
一,南京破城后没有发生巷战,更没有李教官式的孤胆英雄。12日晚决定撤守后,中国军队争相逃命,秩序极度混乱,甚至不惜自相残杀。当时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和直属队撤退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回忆说:各部队“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三十六师二一二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随之下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争夺船只,互相开枪毙伤者有之,将船击毁沉没者亦有之。……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二,日军暴行最集中的占领初期,人人但求自保,没有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事迹——“小姐”救学生之事固然未见,其他应明大义阶层的舍己救人事迹同样未见。
三,日军自宝山吴淞登陆后征用人夫即不在少数,但没有以部队名义征召女学生演出之事;江南地区日军部队有组织的犯罪主要是屠杀俘虏和以“便衣兵”为由屠杀青壮年男性平民,其他暴行均为散兵游勇所为,虽然日军严诫强奸的军纪在大量强奸面前形同具文,但部队(不用说旅团司令部)不可能为了性侵强征女学生(影片虽未明言,但引导的方向不言而喻,人人可见)。有此三点,《金陵十三釵》与实际的南京大屠杀已两不相干。至于衣着艳丽,嘻嘻哈哈,提着大包小包的一群逃难“小姐”,明知墙外是屠场仅仅为了取回琴弦甚至耳环而冒死外出的情节安排……没有根据也不合常情。
对照同名小说,影片《金陵十三釵》在“不可能”上进一步强化(如真神父变成了假神父)。那么张艺谋为什么要拍一部全“假”的片子呢?我想答案可以从他所说的“善良、救赎和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中看出。
如果翻开南京沦陷早期的相关文字影像记录,我们看到的是食言的指挥者(李宗仁、白崇禧等主张放弃守城使日军按国际法不能军事占领时,唐生智表示要“死战到底”而获命卫戍南京,结果却不待部队有序撤退先行逃跑),争先恐后放弃抵抗的部队,大量丢弃枪械换上便服混入平民的军人(安全区的西方守护者曾拒绝军人进入),争做“良民”的百姓(日军所到之处,民众都“自觉”挂起“日章旗”,戴上袖章)以及入室盗窃、投机倒把以至于协助敌军等等让人感叹不已的不堪表现。《金陵十三釵》则全然是另一景象,不仅为俗眼下看的风尘女子在生死关头放射出了圣洁的光芒,为国人不齿的助敌汉奸的曲折内心和难处也堪堪可以同情,甚至连日军军官长谷川(片中日军最高阶军官)的无可奈何也并非全然不能理解,……《金陵十三釵》再现的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张艺谋的想象,或者更可以说是张艺谋的期望。我们从张艺谋的期望中看到的是可恃的人心,不必绝望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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