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先锋、历史叙事与附体的写作
——北京大学课堂研读雪漠《西夏咒》
文/陈彦瑾
2011年5月6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在北大二教316教室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课——师生共同研读著名作家雪漠的长篇小说《西夏咒》，研读课的主题为“附体的写作与文本自由——雪漠《西夏咒》”。陈晓明老师说，《西夏咒》是他这些年读到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部小说，这本书所呈现的一些极端的文学经验，很值得当代文学研究者关注和研究。
《西夏咒》是雪漠“灵魂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全书四十万字，2010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次参加研读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有博士生、硕士生，也有本科生。
本土先锋——东方化的先锋
本科生胡行舟说，《西夏咒》实在是一部神作，以至于他只能很模糊地来评价它。在他看来，这部小说具有一种非常质朴的先锋性，他称之为“本土先锋”。从文本的多重结构、倒错的时空身份到诡秘的哲学玄思，这部小说都突破了许多界限，走到了一个很前沿的位置，因此说它“先锋”是无可置疑的。但它的先锋性跟以前的先锋文学又有很大不同。以前的先锋文学，不管是后现代小说还是先锋小说，都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分离或裂缝——其形式明显借鉴于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等西方小说的形式特点和技法，内容则进行本土化的移植而融入了自身民族或文化的内涵，也有的干脆把这些都完全抛弃，只是能指符号的诗意扩散。而《西夏咒》这部作品，在先锋性和本土性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它展现的前沿性和突破的极限跟大手印的哲学思想，经书的引用、思考，以及文化上的一些指向都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体现的先锋性不是因为借鉴了西方理论、把西方小说的技法挪移到自己身上，而更多是跟中国本土的传奇、传说、神话和史传性的实录传统相联系，它的特点是东方化的先锋。
硕士生刘月悦来自雪漠家乡——甘肃武威。她说，其实佛教在当地文化中并非纯粹是一种宗教，而更类似于贾平凹、刘震云作品中的本土性，表现为一种本土文化，是西夏文化的遗留。
本科生白惠元认为这部作品的本土性大于先锋性，它的本土性体现在形式上。如第一章《本书缘起》中提到金刚亥母洞中发现的六个文本，有点像赵毅衡在他的博士论文《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提到的超叙述层。赵毅衡认为，这种分层叙述的方式在晚清很多作品中都存在，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红楼梦》中都有分层叙述。另外书中写到主人公琼的游历，有点像历险记，有点像唐传奇。所以《西夏咒》表面看很支离破碎，很先锋、很西方，但形式上继承了很多本土的传统，它的先锋性在传统中可以找到很多母本。
历史叙事——值得深思的善恶悖论
历史叙事中的善与恶的问题是此次研读的一个焦点。博士生丛治辰称，这部作品他简直没有资格去谈它，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小说的范围，有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小说的文本更像是一个通灵师在讲话，用任何小说标准的手术刀去切割它都像是一种亵渎。这本书糅合了经书、赋、史传，传说、神话、小说，打通了历史、政治和宗教。在他看来，雪漠作为一个作者已不单单是一个小说家，更是一个信仰者，而其信仰者的部分在小说中汪洋恣肆地漫延，使得他没有办法去体悟，导致他对这个小说的认识有很大的盲区。比如小说中的历史叙事问题。
丛治辰说，《西夏咒》把历史写得非常透彻、非常冷和刻骨，令人震撼。小说用一种通灵的方式，把从神话时代的西夏王朝，一直到“文革”时期甚至更往后的时代，都融会贯通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是在映射中国近代史。总的看，搞不清写的是什么时代，似乎很混乱，但这个乱当中又有一个母体，就是：整个历史，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汪洋恣肆的恶。这种恶写得触目惊心，而作品中善的代表人物——主人公琼和雪羽儿，他们的力量却似乎很微弱，或者说他不能理解他们的力量。按说，琼和雪羽儿通过双修应该是有一种大力的，但这个力量却无法与大恶构成对抗，而且对于一个信仰者来说，也许本不应该是对抗，而应该是超越，但这又恰恰却是他所不能理解的部分。
对此，硕士生林品表示深有同感。他说：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文本的作品确实很难切入，但善与恶的矛盾可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宗教造诣极深的作者写的可能是试图引人向善的一个作品，却非常极致地展示了很多极端残忍的事相。为何一个有着劝导人、勿杀人的主旨的作品，却写了这么多摧毁人伦亲情、道义的暴力？这一悖论是特别值得思考和讨论的。由此也引发他对普世价值的思考——书中提到的“不杀人”，会不会是一种普世价值？因为佛教是提倡不杀生的，基督教摩西十诫中第一诫就是不能杀人，伊斯兰教也是主张不杀，可见“不杀人”、“尊重生命”或许是真正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思想、文化公认的普世价值。但令人震撼的是，一部提倡“不杀人”的作品却展现了那么多的杀人、那么多的暴力和恶，这的确值得思考和讨论。
就此，陈晓明老师指出，这可能是整个现代主义要面对的问题。正如当年赫伯特·里德阐释整个西方现代派绘画时所说：他们把我们精神的迷惘、混乱、绝望展示出来，目的是要去召唤我们的希望。而丛治辰则从宗教的角度提出，这也许是特殊的佛教哲学所致。书中提到让一个信徒去看女人时，想象她就是一个骷髅，并由此看到世间诸相都是丑和恶，然后就对世间了无挂碍，就求善了。所以，这本书罗列这么多恶的符号，很可能是与宗教有关系。
外国留学生曹丽认为，因为书中太多的宗教符号，读者确实很难完全站在作者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文本；但也许作者的意图并不是说你应该跟我一样去信仰，而是应该跟我一样去质疑现在常识认为是有权威性和有力量的。
本科生丁超然说，也许从死亡和孤独两个角度去解读雪漠更为贴切。他认为作者一直在述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含很沉重的死亡精神和孤独精神。看得出，作者写作时这两种东西似乎一直在压着他，促使他去表现一种沉重，也就是强大的恶的力量——一种大恶。
附体的写作——极端而稀有的文学经验
陈晓明说，《西夏咒》是一部奇特的极端之书，有着非常鲜明的风格和态度，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经验，对当代理论和批评提出挑战和刺激。作为研究者，他试图在当代文学史的语境中找到其叙述上的存在理由，这就是“附体的写作”。
如果说，很多作者都可以从文本中建构其自我形象的话，《西夏咒》则很难根据文本建构出清晰的作者形象，透过文本几乎无法想象和触摸作者。陈晓明指出，文本中作者发出的声音好像不是他的声音，而是另外一个声音，文本也像不是由作者写作出来，而是其他力量附着在作者身上，促使他写出来。所以，他感觉作者和文本都被附体了。
附体的写作其实是一个宗教问题。陈晓明认为，从当代文学史的语境看，中国文学从历史到文化，已经走到极限，那么，宗教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很可能为21世纪的作家们提供一条出路。作家凭借强大的宗教情怀，以神灵附体的方式书写的时候，可以超越历史、文化的美学规范，使文本呈现出一种自由。在他看来，《西夏咒》为当代文学从历史、文化向宗教突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书写经验从整个当代文学史来看都是极为稀有的，因此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
陈晓明认为，附体的写作使雪漠从宗教关怀那里获取直接的精神动力和信心，使他能够直面那些历史之恶和人性之恶，并以极其精细的写实功力去书写那些恶之极端经验。《西夏咒》对人类历史中的罪恶进行了彻底的控诉，战争杀戮，人杀人；饥饿，人吃人；仇恨报复，人害人；淫欲，污辱人……那都是人犯下的罪恶。那些痛楚的经验写得极其逼真又惨痛，写得白森森的。那么，有什么可以去除和超度这些人的罪恶呢？信仰，唯有信仰。唯有依靠信仰激发的善的力量，才可能超越这弥漫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巨大、沉重的恶。信仰之善是极端残酷经验处生长出的娇柔之花——如同对色情与残酷有研究癖好的法国思想家巴塔耶所认为的，只有在那些极端的恶劣处才有神的意志抵达，才有对神的绝对性的祈求。尽管这种善表面看起来很弱小，但是，大恶与小善，这可能才是人性的常态。恶的极端、沉重，才衬托出善的力量，才让人体会到人生命深处善的强大和永恒。书中有一片断写雪羽儿送狼肉到舅舅家，舅母因为饥饿乘着月夜与舅舅和几个孩子一起，要将雪羽儿勒死再煑了吃。这时，舅舅说了一句话：“别让娃受疼！”雪羽儿听了，心中感念：毕竟是自己的舅舅啊！这个细节显示了雪漠高超的写实功力和强大的构思能力。这等残忍而颠覆亲情伦理的场面中，恶与善的相交之处，是舅舅不经意的一句话，是雪羽儿心中的一点感念。越是善，就越是衬托出恶，越是恶，就越是衬托出善，最大的恶和最大的善相交，这种对善和恶的书写是让人感动的，有非常独到的地方。
由此，陈晓明指出，宗教和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可能是人类为了让自己能够生存的一种方式。雪漠借助宗教叙事来展开文学叙事，在梦一样的境界中进入、书写恶的世界，如同西部荒原上冬日的阳光照在泥土上的那种苍白，真实而又无力，虚幻而又真实，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经验，他称之为“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这种魔幻不同于拉美马尔克斯式的魔幻，而是直接从宗教中获得资源。借用多年好友雷利斯对巴塔耶的一段描述——“在他变成不可思议的人之后，他沉迷于他从无法接受的现实当中所能发现的一切……他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并且意识到，人只有在这种没有标准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标准，才会真正成人。只有当他达到这样的境界，在狄奥尼索斯的迷狂中让上下合一，消除整体与虚无之间的距离，他才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1]，陈晓明指出，中国文学走到今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文学经验，要超越这种经验，作者自身必然要先成为“不可思议的人”，而写出《西夏咒》这样不可思议的作品，这样极端的作品，雪漠自然也变成了达到“让上下合一，消除整体与虚无之间的距离”境界的“不可思议的人”。雪漠如此这般的写作，也是在“没有标准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标准”，这“才会真正成人”。
但雪漠的宗教经验并非外来，而是来自他自身的人生经历、他对生死的体验，以及他生活那块土地的本土文化。在《白虎关》后记中，雪漠提到弟弟的英年早逝对他的巨大触动，以及他所生活的凉州随处可见的死亡意象。对生死的体悟使他走向信仰，这信仰已是融入他血液的一种生命体验。
陈晓明还特别强调，《西夏咒》中每个人物都写得淋漓尽致，琼、雪羽儿、吴和尚、谝子、瘸拐大等，都写得鲜明生动，人物的内在性格处理得很好。书中很多片段，如“遛人皮”、“与熊共处”，以及前面提到的“舅母杀雪羽儿”，写实的功夫都非常精细，令人惊叹。雪漠显然不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作家。很多粗制滥造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作品中的很多情境在逻辑上其实都是不通的，而《西夏咒》，表面看有一种荒诞，但每一个细部的小逻辑都是成立的。这就看出一个作家的写实功力和文学品质。
陈晓明总结说，此次对雪漠小说《西夏咒》的研读，标题为“附体的写作与文本自由”，是说它的书写是一种附体，文本也是一种附体，它是中国作家对宗教资源的一种运用。此次课堂研读是想探讨，通过宗教资源的运用，小说文本如何获得一种自由，它的文本结构、叙述方式、文本人物、时空处理等，如何获得一种可能性。在他看来，《西夏咒》为中国当代文学由历史、文化向宗教突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宗教的突进不像文化的突进那么容易，它需要作家自身在宗教方面有很深的修炼，所以这种突破经验在中国作家里其实是极为稀有的，也正因此，他才如此重视这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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