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我行走在武威街头，周围方言沸腾

 

阿来：我行走在武威街头，周围方言沸腾

在我意念深处，河西走廊上好些地名都曾这样反复念叨。

一个地名，在史籍中，在地理书上，在诗句间，在想像里，反复出现，自然就会带上咏叹的调子。

在店里吃了当地饭食，在武威城中某酒店七楼有了一个暂时属于自己的房间，已是半夜时分了。临睡前，在两张床中该睡哪一张犹豫一阵，最后挑了靠窗的那一张。我没有拉上窗帘，希望能被最初的晨光唤醒。想要看到第一缕阳光把想像中的古城照亮。

（晨光中的武威古城一景）

我也的确是在那个时间醒来的。

立在窗前，触目所见，这座古城正是中国现实中最典型的那一种——像一座没有前传的新城，兴之所致就仓促建成。我甚至没有失望。没有城墙，雉堞，没有佛刹……不见岑参诗中“片云过城头，黄鹂上戍楼”的情与景，没有《凉州词》中所有的景象。

灰蒙蒙的水泥楼房，没有新的容光，也没有旧的味道，楼顶上密布着太阳能热水器，在视线里无尽蔓延，直到光秃秃的一脉灰色矮山跟前。

我又回到了床上。半梦半醒间，写于公元六世纪的《凉州乐歌》在耳边回响：“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半梦半醒之间，我恍然在古城的市廛中穿行。错肩而过的，是各种装束，各种体貌的人们。周围沸腾着不同的语言。

（1910年，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西北行拍摄的凉州古城。）

某年在纽约，一位当地作家大卫陪我游走街巷，身边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来来去去。大卫告诉我，有语言学家统计过，在纽约街头行走一天，可以听到一千多种语言。大的语种，小的语种，大小语种中的种种方言。恍然间，我在想，那么，在唐代的丝路上，在武威，可以听到多少种语言？或者，在这座叫做过去叫凉州，今天叫武威的，建了又毁，毁了又建的古城中，那些泥砖木窗间，响起过多少种语言？

是啊，只有在想像中，一个人才能在一个地方同时遭逢走过这里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氐人、羌人、回鹘人、月氏人、吐谷浑人、吐蕃人……那么多不同的语言沸腾在四周，在小国的王宫中歌唱，在攻城的阵列中嘶吼，在市集上叫卖，在寺庙法台上讲经。也有诗人在把酒吟咏。

到今天，那些生活场景都消失了，却有少数文字透过历史烟云，流传下来，让我们可以依稀触摸到一点过去时代的生活质感。比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城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我不想让自己如此精神恍惚，便从床上起来。坐在窗下读一本前人们写于古凉州的诗词集。我并不想梦回什么朝，臆想前尘旧事，假定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今天的时代。在此说说古代，也只是今天现实的一个背景，一种比照。

今天的国人说到中国这个概念，脑海中会有一张大地图，那是满清最为强盛时的疆域。这个短暂阔大过的中国疆域，让今人有理由对西方的帝国列强保持长久的警惕与愤慨。历史地看，中国的疆域却时大时小。一套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我常常放在手边翻阅的。

（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分为八册）

如果中国和疆域一开始便是满清帝国最为强盛时的疆域，那么生活在唐代的诗人岑参，身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就不会有身在异乡的惆怅：“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就不会有大唐强盛时的雄阔悲凉的边塞诗，不会有惆怅渺远的“凉州词”。

汉代，以武力开辟出河西四郡，到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河西四郡又被不同族群交替割据。武威当地宣传材料上引以为傲的就是做过五凉古都。那些叫做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的小小王国，王族们便来自各各不同民族——我只想说国王是什么民族，而不想用如今流行的表述，说这样国家是由什么民族所建。

到了唐朝强盛，重新恢复并拓展了汉朝最为强盛时的疆域，岑参这位边塞诗人，和那些来到河西走廊，或者再出嘉峪关，开辟戍守安西四镇的人们一样，家乡和家乡感，都在中原。

那时的凉州，即便对于史上最强大的唐王朝，也是不稳定的边疆。强大时大军所指，游牧民族的武装溃入漠野。喜欢定居的叫做汉的族群筑城，修渠，屯垦，种麦栽桑。

马背上驼背上其他名称的族群就游牧于荒野，时不时，农耕地带麦粟瓜果将要丰收，高墙重门的城市里商贾云集，市面上金银充溢，这样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漠漠荒野。牧人都是弓马娴熟的战士，他们倾巢出动，目标往往就是河西四郡。武威也是这四郡之一。

对于筑城农耕的族群来说，土地就是命运。流血漂杵过了几百年，在漠野上游牧的民族，或者消失，或者远遁，或者游牧人自己也变成了被游牧人抢掠的庄稼汉。

河西走廊四郡是汉朝的建置。

到唐代，历史的模式未有变化，只是前来征伐的游牧人换了另外一拨。这回是从西南方来的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河西走廊。所不同者，只是当年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已换了名字：凉州、甘州、沙州、瓜州。

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这一递声向西北而去的四州尽被吐蕃攻占。吐蕃大军从高原上呼啸东向，瓜、沙、甘、凉之外，肃州、河州、湟州，兵锋所指，都应声而下。甚至，公元763年，大唐都城长安也一度被吐蕃大军攻占。之后，吐蕃统治河西走廊近百年。近代，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各种文书中，就有吐蕃文的文书好几千件，成为研究藏族史与河西走廊历史的珍贵材料。

北宋，形式上在河西地区建立了凉州府，实际控制的还是遗留在此的吐蕃六谷部。后来，这里有了另一个国，党项羌人的国，叫做西夏。武威今天的城市历史宣传中，宣讲其重要性，五个凉国的都城之外，说是还做过西夏的陪都。“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这是西夏时，用汉和西夏两种文字刻在《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上的话。

碑文上的西夏文因为汉文对照得以破译，但它的声音呢？党项人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沸腾时，武威这城，市集庙堂，又是怎样的景象？

唐朝失去河西是因为内乱：“安史之乱”。趁乱，吐蕃得以趁虚而入。吐蕃强盛的时期，宫廷内部，王朝与地方豪强间的故事，也不出所有王朝史中的模式。吐蕃一朝，引入并信奉佛教者与本土宗教的信仰者之间的斗争贯穿始终。

吐蕃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崇苯灭佛的国王朗达玛被佛教僧人刺杀。这个僧人成为了把戒杀生作为基本戒律的佛教徒撰写的史书中的英雄。从此至今，青藏高原再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政权。从兹至于今，都是教派的割据，世俗贵族的割据，或者教派与世俗贵族联合的割据。

而那些东出征伐的部落，便被遗忘在遥远的边疆，自生自灭了。

行文至此，我得申明一句，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这个民族主义泛滥高涨的时代，我甚至没有资格作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我的血缘驳杂。只是由于中国的民族识别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可以不属于某个民族，也不允许一个人同时可以是多个民族。如此一来，我只好选择血液中某一成分较多的那个民族。具体地说，就是选择了因吐蕃的短暂强盛统一而形成的藏族。

也因此，常引得自认血统纯粹的藏人来攻击。也有京城里的汉族教授引用这些言论来论证分析说，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深入地表达民族文化。教授这种分析也许很对，但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这个世界得为了这种学问特意准备封存一批具有标本意义的固态文化。

我不敢说，处在多种族交集混血的地带的人，往往能洞见文化形成的复杂性与流变性——那不是因为所谓的学养，而是听从了驳杂血缘带给的深刻启示。这种启示，让我始终关注文化学定义的模式之外的复杂现实——随着历史进展而流变的文化。这也是我来到武威，历史上曾经频频发生不同族群冲突与融合的地方的主要原因。我不是来寻找答案。

我不以为翻过几本书，就会对复杂的现实得出答案。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而这里的一切，或许是另一些地方正经历的艰难过程将要产生的结果。

太阳出来了，走在武威街头，我倾听着耳边响起当地的汉语方言。这是一种吐词不清的，字音模糊的，浊重的，滞涩的语言。我这么说，没有自诩口齿清晰明快，能说标准普通话的意思。没有轻视当地方言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着这样的汉语方言。都带着一点其他族群的人带着程度不同的生疏，使用汉语这种语言时那些浊重的口音。在那些地方，使用汉语的汉族人，在与操着这种口音的异族人交流沟通时，也会自然地模仿那些不清晰的口音与表达，这种熟练者对不熟练者的口音与表达的模仿，是中国边疆地带与曾经的边疆地带广泛发生的一种语言现实。

过去曾经发生，今天仍在发生。这种的相互模仿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语言的交流功能。从而在边疆地带形成种种别有意味的汉语方言。

这是值得语言学郑重其事研究的族群与文化融合的文化现象，而不是轻佻的小品中那些针对文言的轻佻段子。

我没有看到过有语言学研究过方言的这种形成机制。

我不是语言学家，但我懂得方言中的这种文化况味。

我行走在武威街头，周围方言沸腾。不由得不想到，在河西走廊，在这座古城中曾经响起过的种种语言。是的，很多民族都在这里出现过，居留过，冲突过，交融过，又消失了。不同民族的人操持汉语时的口音仿佛都在耳边响起，都在今天的当地方言中留下了余响。

今天，这些族群大多都消失了。但吐蕃人的后代还在，当吐蕃统一的政权消失。以部落为单位东征的人们却留在了此地。武威市下辖的天祝，是今日中国的两个藏族自治县之一。这些人称为的“华锐”，意思就是英雄部落。

当然是英雄部落。

当年吐蕃兵锋东向时，他们以部落为单位，是远征的前锋。可是，当吐蕃的中央王朝分崩离析，世俗贵族和宗教势力在西藏腹心地带彼此算计，此起彼伏时，曾经的先锋便被忘记，遗落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他们征服过别人，也被别人征服；统治过别人，也被别人统治。宋元明三朝，在当地还是强大的存在。大量的地方史实，略去不谈。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千余民众跳起锅庄舞开启民俗风情。）

关于天祝，也就是今天武威境内的藏族，我摘录陈庆英先生《中国藏族部落》一书中的一些数据。1909年由凉州府庄浪茶马厅统计时，还余三十六族。这个族，不是民族，是部落。那些部落在多民族交集的地带，历经多年战乱，每个部落都很小很小了，最大者不过百户，最小的只余了几户人家。

三十六个部落，共424户，1805人。那时，和远在边地的很多藏人族群一样，没有什么“大藏区”的人顾念他们，只是自我图存挣扎。民国年间，国民政府在三十六族地区实行保甲制，天祝藏人三十六族仅编为八个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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