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第二代大屠杀作家与大屠杀记忆

 

以色列第二代大屠杀作家与大屠杀记忆

钟志清/文

大屠杀一向是以色列社会政治中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代大屠杀作家在以色列逐渐成长起来。这批作家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在以色列，或者是年幼时期移民到那里，但依旧是以色列教育体制的产物。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或者说是大屠杀“第二代”，在弥漫着大屠杀阴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也有父母不是幸存者的作家，但是经历了大屠杀给以色列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的冲击。这批作家中有伊塔玛·列维（Itamar Levy，1956—）、萨维扬·利比莱赫特（Savyon Lebrecht，1948—）、纳娃·塞梅尔（Nava Semel，1954—）、莉莉·佩里（Lily Perry，1953—）、大卫·舒茨（David Schutz，1941—）、米哈尔·郭福林（Michal Govrin）、阿米尔·古特弗兰德（Amir Gutfreund，1963—）以及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1954—）等。在这批作家中，除格罗斯曼外，其余都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他们比较倾向于从个人经历与感受出发来描写大屠杀记忆给以色列人，尤其是给大屠杀幸存者子女心灵深处所蒙上的阴影，感觉细腻，表现出幸存者及其子女之间的冲突。这里我想选取利比莱赫特和格罗斯曼两位作家的创作来考察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与自己和家人未亲历大屠杀的作家在描写大屠杀创伤记忆时的不同特征。

一

萨维扬·利比莱赫特在1948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父母均是大屠杀幸存者。

1950年随父母移民以色列，曾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哲学与文学。迄今为止，已经发表《沙漠苹果》（1986）、《高速公路上的马》（1992）、《他对她说，对我来说像天书》（1992）、《关于爱情故事与其他结局》（1995）、《过夜的好地方》（2002）等六个短篇小说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1998）、《我父亲认识的女人》（2005）两部长篇小说，三个剧本。曾在1987年获“阿尔特曼奖”，在2005年获得“年度最佳戏剧家奖”。

萨维扬·利比莱赫特出生在一个大屠杀幸存者之家。在她看来，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庭大致可分两类。在一类家庭里，人们着魔似的谈论大屠杀，任何话题，不管是一根鞋带还是一块面包，都可以直接导致对犹太居住区和集中营的回忆。而另一类家庭则对大屠杀体验讳莫如深，采取完全沉默的方式。利比莱赫特的家庭属于后一种类型。利比莱赫特的父母出生在波兰，二人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唯一幸存者。二战爆发时，父亲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但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战后父母二人在德国相遇并结婚，这也就是利比莱赫特本人出生在德国的原因。父母对大屠杀采取完全沉默的方式，从来不向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被迫采取另外一些表达方式。与试图通过缓慢的精神追问而在受难者母亲与她的以色列女儿之间建立脆弱联系的一些同龄作家不同，萨维扬·利比莱赫特另辟蹊径，在短篇小说《剪发》和《哈由塔的订婚宴》里，描绘出以色列年轻一代无法接受老一辈喋喋不休地讲述大屠杀的恐惧。结果，利比莱赫特把刚刚打破沉默的生还者送回到他们自我封闭的沉默圆周内。

收于《沙漠苹果》集中的《剪发》和《哈由塔的订婚宴》均把背景置于即将举行欢快的家庭聚会之前，家庭聚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公众社会的象征。《剪发》描述的是以色列幼儿园里有些孩子的头上长了虱子，幼儿园于是发通知给家长提醒大家注意。大屠杀幸存者汉娅接到幼儿园通知后，想起集中营的不幸遭遇，于是将心爱孙女的一头漂亮的金发剪光，“残梗似的短发犹如割过的麦茬，从苍白的头皮中冒出来，娇嫩的白皮肤裸露着”。此时汉娅的儿子和儿媳正准备第二天给孩子办生日晚会，所以剪发这一事件便将大屠杀幸存者和后代之间的潜在矛盾明显化了。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和一个年轻的以色列人，汉娅的儿子茨维已经对幼儿园孩子头上长虱子的现象司空见惯，“我每星期五到幼儿园接米莉时，总有这样一张条子别在她衣领上，而且内容千篇一律。”他不住地埋怨母亲，认为母亲的冲动做法简直是疯了。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够理解母亲身为大屠杀幸存者与别人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于是在母亲和媳妇之间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儿媳则毫不留情地断言：“在那场大屠杀中，她的脑子就出了毛病。瞧她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就为这灾难，我永远不让她再靠近我的孩子，也不想让她再到这里来。

如果你想见她，就去她的家里。她疯了，你该把她关进精神病院，医生会立即同意接受她。”年仅四岁的小姑娘尽管为失去一头漂亮的头发伤心不已，但她早已从奶奶口中听说过虱子对集中营里的死人做了些什么。这无疑更令她的母亲火冒三丈：“这样的事情对这样年龄的孩子合适吗？我在问你。我想要我的孩子听灰姑娘的故事，而不是奥斯维辛的故事！”而汉娅则孤零零地坐在书房里，沉浸在对集中营里一幕幕可怕景象的回忆之中。

利比莱赫特通过围绕剪发一事而掀起的家庭内部风波，展示出以色列社会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嫌弃。小说中的儿媳身上则尤其体现出年轻以色列人对过去民族创伤叙事话语的本能性的反驳。对他们来说，在大屠杀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结果，大屠杀幸存者被重新抛进沉默的世界里，而造成这种现象的驱动力则是她个人的生存环境，即当代以色列的一个缩影。

由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而导致的向沉默世界回归，在《哈由塔的订婚宴》中则以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死亡告结。在这个短篇小说中，82岁的大屠杀幸存者门德勒·格林伯格在大屠杀后沉默了40年，记忆之门忽然打开。于是每逢安息日、节假日、喜庆宴会，家人围坐在摆好食物的桌子旁，他便开始讲述那些最为恐怖的故事。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家宴桌只具备喜庆意义。他的儿子莫代海曾在战时跟随一个波兰农民生活四年—其身份既是幸存者，又是第二代，试图以温和的方式劝父亲别再开口，“爸爸，现在在过节。我们要庆祝，要大吃一通，不要想这样的事情。过节时应该想快乐的事情。”家人、亲友或是听众并不具备倾听幸存者讲述死亡、饥饿和腐烂的能力。

最具反叛色彩的听众依旧是儿媳妇希弗拉。如果说《剪发》中的儿媳妇抗议婆婆仅仅出于婆婆对家庭幸福存在着潜在威胁，那么希弗拉不仅抱怨公公“毁了我们的夜晚”，而且攻击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建立的具有法定意义的记忆方式：

我们受够了，也听够了。我们不是有死难者纪念日、大屠杀纪念日和各种各样的纪念集会，这还不够吗？他们一刻也不让你忘却。所以我们干吗需要每顿饭上都要记起呢？我不明白，当他唠唠叨叨说化脓的伤口、污血和呕吐时，你们怎能心安理得地吃饭—但那是你们的事，我管不着。至于我，他一张口，节日就完了。

但是哈由塔的母亲，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虽然无法破解父亲的记忆闸门为何在多年后打开这一心理秘密，但对父亲却有一种情感上的关注。幸存者第二代与本土以色列人的心理差异折射出以色列在对待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与大屠杀幸存者问题上的多样化特征。在谈及大屠杀对自己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时，利比莱赫特坚持说塑造儿媳妇这一角色为的是表达出她个人与众不同的情感，因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是不会说上面那些话的”。“做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乃是个沉重的负担。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做大屠杀幸存者们的孩子比幸存者本人还要艰难。”

两个短篇小说中的第三代，理论上说，应该按照他们祖辈的意愿被塑造成“记忆蜡烛”。年仅四岁的小姑娘米莉的幼小心灵镌刻了祖母对奥斯维辛的记忆，而哈由塔继承了祖母的名字，起的是保留祖母记忆的作用。按照迪娜·瓦迪的观点，像哈由塔这样的孩子生活须同时拥有双重身份，一是他们本身，二是与他们同名的亲属。与老一辈的期冀相反，以色列文化本身将哈由塔塑造成了典型以色列人的孙女。由于惧怕外公讲述集中营恐惧会毁坏她的订婚宴，甚至她的婚姻生活，哈由塔让外公保证不在姻亲面前开口，并在宴会上不断用犀利的眼神向外公示意。小说以外公之死作结。这一悲剧性的结局象征性地表现出，对幸存者的个人压抑实际上危害着民族集体记忆方式的形成，因为沉默本身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民族记忆链环的断裂。

二

大卫·格罗斯曼1954年生于耶路撒冷，父亲在1936年从波兰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格罗斯曼从八岁起，便开始阅读犹太作家肖洛姆·阿来海姆的《莫吐尔历险记》和其他作品，开始了解迷人的东欧犹太世界，那里有领唱人、犹太学校、媒婆、小贩和非犹太人。格罗斯曼是个早慧型的孩子，从九岁起就为以色列广播电台做少年记者，多年为以色列电台做编辑和新闻评论员，1988年辞职。他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2008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格罗斯曼从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1983）、《证之于：爱》（1986）、《内在语法书》（1991）、《一起奔跑的人》（2000）、《我的身体明白》（2002）、《躲避消息的女人》（2008）等，随笔集《黄风》（1987）、《在火线上沉睡》（1992）、《死亡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2003）、《狮子蜜》（2005）、《在黑暗中写作》（2008），以及短篇小说、木偶剧和儿童文学作品。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五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曾在以、意、奥、英、德、法、美等国家获多种文学奖，同时获有国际新闻奖，并被诺奖提名。

大卫·格罗斯曼是20世纪60年代文学的合法继承人。其早期的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体现出与奥兹、约书亚一样的社会参与意识。他十分关心以色列社会和政治，将笔触探到当代以色列社会中的某些敏感话题，比如占领地问题、巴以关系的问题等。

《证之于：爱》是格罗斯曼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采用密集而充满张力的语言，精湛地运用后现代主义文学技巧，满怀同情地再现了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子女的生活遭际，为现代希伯来文学奉献了一部经典之作。该书用典丰富，互文性强，将不同的叙事方式和文学风格组合起来，打乱了常见的文学界限，形成极富独立性的艺术作品。

格罗斯曼对大屠杀的理解与认知代表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在格罗斯曼居住的地方，有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人们在提到大屠杀时，不说大屠杀，而是说那边发生的事；人们在提到纳粹时总是使用“纳粹野兽”一个词，但是却不告诉孩子们“纳粹野兽”的含义；人们在夜里尖叫，在谈论战争时总是窃窃私语。

儿童时代经历的国家在塑造民族苦难历史时所采取的集体沉默，在格罗斯曼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是形成他日后从事大屠杀文学创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语言。他在追忆自己这段经历时说：“我越来越意识到，直到我描写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在“那边”，在大屠杀中的生活，我才会真正理解自己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男人、父亲和作家在以色列的生活。我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我身为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一个身在集中营或死亡营中的犹太人，那么在一种人们不仅被剥光了衣服而且被剥夺了名字，变成他人眼中胳膊上符号的现实中，我会以何种方式来挽救我本人，挽救我的人格？在注定要遭到毁灭的现实中，我怎样保存自己人性的火花？其次，如果我身为德国人，像多数纳粹及其支持者那样，变成了集体屠杀的工具，我必须在自己心中保留什么，我该怎样的麻木，压抑，才可以最终和杀人者同流合污？我必须在心中扼杀什么，才可以屠杀他人或其他民族，才想毁灭其他民族？”这样的富有伦理道德色彩的追问涉猎了大屠杀，以及其他人与人类之间相残现象相关的一个最为基本的人性底线的问题。

《证之于：爱》打破了以色列社会政治话语中形成的只有大屠杀幸存者才能描写大屠杀，尤其是描写集中营生活的禁区。大卫·格罗斯曼的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大屠杀之前就已经移居巴勒斯坦，因此他既不是大屠杀幸存者，也不是幸存者的子女。他是否可以借助艺术手段，把握住自己未曾经历过的题材，确实是一个重大挑战。在大卫·格罗斯曼之前，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约拉姆·康尼由克已经就没有大屠杀体验的作家如何描写集中营生活的题材进行了大胆尝试。康尼由克的长篇小说《亚当，犬之子》（英文版译作《亚当复活了》）描写的是一位名叫亚当·斯泰因的马戏小丑的遭际，亚当·斯泰因曾经在欧洲名噪一时，他具有特异功能，疯疯癫癫，在战时被关进死亡营。死亡营头目让他为那些将被送进焚尸炉的受难者表演逗乐，使他在大屠杀那场浩劫中存活下来。1958年，斯泰因来到以色列，精神失常，被送到南部沙漠地区一个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后来慢慢像普通人那样直立行走，具备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亚当，犬之子》中，康尼由克使用荒诞的手法，祛除人类富有尊严的外表与装裹自己的衣装，写斯泰因含着眼泪像动物一样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强颜欢笑，苟延残喘，从而痛悼自己可怜民族的悲剧命运。小说的希伯来文题目蕴含着一种寓意，“亚当”在希伯来文中原本是人类始祖的名字，同时具有“人”的意思，而在整个犹太民族沦为囚虏与牺牲的二战期间，人物化为“犬之子”，用人的物化来象征一个民族的遭际则显得意味深长了。英文版把书名易为“亚当复活了”并非指《创世记》中的人类始祖亚当灵魂转世。亚当·斯泰因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具有象征意义，亚当本意为人，说明主人公像人一样生活在世界上，但同时他又是斯泰因，意思是石头，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他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亚当的复活”喻指主人公人性的复苏，表明他在疗治了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后回归社会，重新开始自己的情感生活。

《亚当，犬之子》一书在欧美很多国家非常轰动，苏珊·桑塔格将其称作过去数十年间最重要的作品，但在以色列这本书的反响甚小，究竟能否将其放在大屠杀小说之列，究竟是将其当作荒诞作品还是现实作品，评论界显得颇为审慎与保守。如果说，康尼由克真实地反映出幸存者带着破损的灵魂来到以色列，通过失去意识而形成忘记过去的假象，那么相比之下，格罗斯曼的《证之于：爱》则从多个向度来观察思索大屠杀对以色列社会政治生活和以色列人集体意识的影响。

《证之于：爱》这部作品共分“莫米克”、“布鲁诺”、“沃瑟曼”和“卡兹克生平之百科全书”四个部分，每一部分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小说的第一部分“莫米克”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其背景置于50年代的以色列。其他几个部分显然出自对大屠杀及其历史事件的虚构与想象，背景分别置于80年代早期的以色列、纳粹死亡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但泽港口城市，等等。

小说中的主人公施罗莫·纽曼，即莫米克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最初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仅有九岁。在他身上，镌刻着大卫·格罗斯曼一代人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莫米克生长在大屠杀幸存者居住区，他从人们的窃窃私语和传言中了解了大屠杀，因为大屠杀幸存者不愿意提到屈辱的过去，另一些人甚至为自己失去了亲人而独自活下来感到耻辱。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也成问题，以色列试图从废墟中再创造自己，试图变得强大，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这些不幸的幸存者令他们想起耻辱、痛苦的过去。许多以色列人不禁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以色列的军队呢？为什么不去营救？我们的武器呢？莫米克那时就像作家自己小时候一样，把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当成以色列人生活的一部分。

莫米克这个孩子试图用以色列人的想法、术语和概念来理解犹太人流亡的生活。这是当时以色列儿童生存的组成部分。这些以色列儿童，在学校里接受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教育，热爱并崇拜英雄。他希望成为新兴以色列的一名英勇的犹太人，一名战士，发奋学习希伯来语，把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画像挂在自己的房间。英雄崇拜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赋予莫米克与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相类似的性格特征，他甚至比别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甚至在想象中构筑英雄主义的神话，甚至想让以色列英雄到欧洲把希特勒给杀了。看到大屠杀纪念馆林立的烟囱，他假设那是一艘轮船，满载着从“那边”过来的无人接纳的非法移民，像在英国托管时期那样，他不知怎样去营救那艘轮船。当他逐渐理解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是多么无助，犹太人是多么脆弱时，先是感到吃惊，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而后感到了恐惧。更有甚者，莫米克运用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模式来想象他的舅公，后者乃为大屠杀幸存者，在精神病患者疗养院待了整整十年。即使舅公是从“那边”来的，大概他拒绝停止战斗，大概他是“那边”唯一不投降的人。小说正是从外祖母葬进坟墓后几个月、舅公突如其来被一辆蓝色的大卫之星救护车送到莫米克家开始，展开叙述，揭开了一个九岁男孩对犹太身份和记忆等问题的寻找。

莫米克成长的世界为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包围着，进而产生了破解家人、新到来的舅公和他的邻居那无法表达的过去的想法。

爸爸老在睡梦里叫喊，左、右、左、右，他用德语喊着，贝拉坚决不肯为莫米克翻译出来，直到他真的朝她嚷起来，贝拉也真的生气了，就告诉他那就是左、右、向左转、向右转的意思。莫米克暗想，真是这样吗，那她为什么不愿意把它翻出来？妈妈晚上老给爸爸的喊叫吵醒，她捅他，摇他，高声说道，咳，安静，安静点，让孩子都听见了，那边早过去了，现在是半夜，你把孩子都吵醒了，安静！于是爸爸醒了，一脸的恐惧，开始发出很响的叹息声，就像砂锅在水龙头下滋拉滋拉直响，这时候，莫米克早把笔记本塞进封套，但还是听见爸爸手捂着嘴在叹息……

父亲的痛苦原因来自其集中营经历。他在集中营里被迫将尸体从毒气室运进焚尸炉，他从来不碰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认为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父母深受集中营经历的困扰，并且为自己的生存内疚，他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享受生活，不能同别人沟通，总是在自我封闭，和别人保持着距离。他们不仅承担着记忆的痛苦，而且承受着环境的压力，为使子女免遭不幸，他们不得不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每逢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他们都要躲避，离开家，离开城市。与此同时，这些大屠杀幸存者所使用的语词也与当代社会脱节，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把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混杂在一起的混合语，这种混合用语一方面既标志着谢克德教授所说的作家所做的成功的艺术尝试，同时反映出大屠杀幸存者难以摆脱对过去苦难的回忆。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子女这两代人之间，几乎无法开设沟通的平台。试图破解过去密码的莫米克从家人，尤其是从奇怪的舅公那里得到的支离破碎的讯息，让莫米克得出一个结论，那边的世界让一个名叫“纳粹野兽”的恶魔统治着，正是这个恶魔躲在莫米克家的地下室里令他的父母无比痛苦。“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莫米克下定决心要找到那头野兽，驯服他，让它变好，说服他改变自己的举止，不再折磨人们，让它告诉他‘那边’都发生过什么，它到底对那些人都干了些什么。”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那儿（贝拉的杂货店），把她拉到一个角落（要是碰巧店里有别的顾客的话），连珠炮似的向她发问，说是在低声说话但像是在吼：贝拉，死亡列车是怎么回事？他们干吗杀死小孩子？人们在给自己挖坟墓时是什么感觉？希特勒有妈妈吗？他们真的拿人做肥皂吗？他们现在在哪儿杀人？“犹太佬”是怎回事？用活人做实验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样，为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什么？

莫米克对舅公身份的寻找实际上就是对犹太人过去记忆的寻找，因为舅公代表着没人告诉他的过去的秘密。而只有他自己，才能破解外公口中喋喋不休念叨出来的支离破碎的语词密码。因此寻找身份也就是寻找破解语词的方式。“莫米克”一章的人物堪称以色列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翻版。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许多孩子和莫米克一样，多年做着内省。这一说法意味着，莫米克同“纳粹野兽”争斗来解释记忆并非个人现象，而是新一代人的体验。

同时，莫米克还要承担家庭“记忆蜡烛”的角色，他的全名叫作施洛莫·埃弗拉姆·纽曼，以纪念某某和某某。双重身份使得他们成了历史创伤和现实生存世界的双重受难者。他既需要想象无法想象的事情，来填充民族和家庭历史；同时在成长过程中又要承受幸存者子女所特有的恐惧、耻辱与心理压力。尽管莫米克是一个模范学生，他的希伯来语在班上同学中出类拔萃，但是他想与同龄人交友的努力总是以失败结束。交友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大屠杀的语义学含义。就像作品中所描述的，莫米克在同学阿里克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后代来家里玩之前，几乎兴奋得睡不着觉。他采取各种方式，来取悦阿里克斯。

什么，难道朋友之间得像一对木瓜似的闷声不响？他不停地向阿里克斯打听，问关于他的情况，问他从哪里来，阿里克斯一一作了简单回答，莫米克担心对方被问烦了会因此告辞，赶紧跑进厨房，爬上一张椅子，把手伸进妈妈的秘密藏物处，掏了一根巧克力，巧克力不是为客人准备的，但现在按说情况紧急，他把巧克力递给阿里克斯的时候，他告诉他亨妮外祖母不久前死了，阿里克斯掰了一小块巧克力，接着又掰一块，说自己的父亲也死了，莫米克有点激动，因为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便问他父亲是不是被“他们”杀害的，阿里克斯不懂他说的“他们”是谁，只告诉他父亲死于意外事故，他是位拳击手，被人打晕过去了，现在阿里克斯成了全家“唯一”的男子汉。莫米克一声不响地想着，阿里克斯的生活多有意思，阿里克斯说，在“那边”，我是班上跑得最快的。

这一段话，主要体现出以语言张力为基础的一种交流的错位。在围绕莫米克的外祖母和阿里克斯父亲之死而展开的对话上体现出一种交流的错位，反映出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难以跨越横亘在他们和普通孩子之间在交流上的鸿沟。莫米克所说的“他们”，显然是大屠杀幸存者圈子中人尽皆知的纳粹，但是本土以色列少年阿里克斯却搞不清楚“他们”指的究竟是谁。而在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乃至受过大屠杀教育的本土以色列人的话语中，“那边”显然指的是大屠杀发生地。但是，阿里克斯在提到“那边”时却无动于衷，把“那边”仅仅当作一个地理位置。两个孩子虽然是同龄人，但属于不同的世界。小说通过两个孩子的对话，成功地展示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与本土以色列孩子之间具有本质区别的心理特征。

小说的第二部分“布鲁诺”写的是波兰作家、画家布鲁诺·舒尔茨，布鲁诺生于1892年，代表作《鳄鱼街》反映了让人留恋并充满梦幻与神奇色彩的童年世界，影响很大。大卫·格罗斯曼早年对布鲁诺一无所知，只是在小说《羔羊的微笑》发表后，他才从一位热情的读者那里知道了这位作家的名字，在阅读《鳄鱼街》时，才了解了布鲁诺在二战期间被害的原因。在隔都里，布鲁诺有一个雇主和保护人，这个人是纳粹军官兰道，布鲁诺为兰道的家和马厩画壁画。军官有一个对手，一个叫君特的纳粹军官，他和兰道打牌时输了。君特在街角看到布鲁诺，开枪把他打死，以此伤害他的主人。后来两个军官见面时，杀人者说，“我杀了你的犹太人。”另一个人则回答说：“很好。现在我要杀你的犹太人。”看到这一叙述后，格罗斯曼感到“人被贬低到生存的最底层，除了血和肉以外什么都不是”，这种想法令他发疯。他想写一本书向读者讲述布鲁诺。这就是他写《证之于：爱》的原因。

在“布鲁诺”这一部分中，已经长大成人的莫米克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徘徊不定。他决定写布鲁诺的故事，甚至暗示要去观看布鲁诺的出生地。在小说中，布鲁诺变成一条鱼，置身于大洋中的鲑鱼群里，进而找到了逃避邪恶现实世界的一个所在。在格罗斯曼的笔下，大海变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它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免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邪恶势力的侵袭。也可以说，作家在这部分描写中已经开始借助比喻与奇幻等创作技巧，想象中的海洋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逃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沃瑟曼”中，格罗斯曼运用奇幻手法让大屠杀中的受难者与他的以色列后人在想象中的集中营见面：

这时，安舍尔·沃瑟曼转过身，看见了我。他只是从侧面瞥了我一眼，但是我感到自己重生了；在最近几个月的阴沉和迷雾中，他的眼神就像背后的一声霹雳，使镶嵌图案上所有看似无关的碎片都依次排列起来。安舍尔祖父认出了我，我也感受到他了。他显得很惊惧。

莫米克与外公在纳粹的眼皮底下相遇，此乃大卫·格罗斯曼所做的充满奇幻色彩的大胆想象。正如批评家托多洛夫所说，“奇幻允许我们跨越某种无法跨越的界限。”成功地运用奇幻手法，代表着以色列小说中的一种新倾向。具体到这部作品中，运用奇幻手法可以打破只有幸存者本人具备述说那个世界资格的秘密，只有幸存者子女才有权利为受难者说话的禁忌。这一部分的描写既是第一部分内容的延伸，又为最后一部分内容留下引线。沃瑟曼既是莫米克的舅公、曾经的希伯来语作家，又象征性地代表着“永远的犹太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大屠杀、痛苦与死亡均无法将其挫败。纳粹军官尼格尔试图找到为什么不能杀死沃瑟曼的原因，最后得出沃瑟曼是不朽的这一结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犹太人乖蹇多艰、但顽强繁衍的命运。

小说的第四部分，即最后一种叙事方式是百科全书。小说中的主人公莫米克就是百科全书的作者。莫米克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他在大屠杀之后经历着痛苦。他们时刻准备着会发生另一场大屠杀，他们的生活于是就被降到了最低点。莫米克似乎没有真的活过，就像一个握紧的拳头。对于他来说，充满生命与爱的生活降低到了原始的基本的本能冲动，就像多数大屠杀幸存者一样，爱就是性，性就是爱，别的什么都不相信。但作家在写这本书时，想晓谕读者，当他读过百科全书后，知道生活是如此地丰富，充实，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爱。

小结

我们从利比莱赫特和格罗斯曼两位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出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和本土以色列作家对大屠杀所采取的不同书写方式。作为幸存者的子女，利比莱赫特在以色列大屠杀记忆的语境中具备了描写大屠杀体验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注定了她采取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描写出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如何在大屠杀的阴影中成长起来，又如何无法接受老一代人喋喋不休地讲述大屠杀的恐惧，甚至把刚刚打破沉默的生还者送回到他们自我封闭的沉默圆周内。这类作品虽然有着不成熟之处，但是在整个大屠杀文学史上具有打破沉默的突破意义。与之相对，本人和直系亲属中没有亲历大屠杀体验的格罗斯曼却采取将荒诞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打破只有大屠杀幸存者或其子女才有权描写大屠杀的禁区，探讨如何从更为人性的角度来描写大屠杀，创造出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两类文学均在以色列民族的记忆历史上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一笔。

（本文选自穆宏燕主编《东方学刊·2014》，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题图为安瑟尔姆·基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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