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俄罗斯十九天

契诃夫写作的小楼

生活在别处俄罗斯十九天

文/冯骥才

第九天（9月16日）

我看过一帧契诃夫在梅里霍沃故居的老照片，一幢林间的尖顶木板房被风雪包裹着，那种荒寒又深邃的气息，深深把我吸引。这成为我从莫斯科向南穿过大片森林和草原前往梅里霍沃的原故。

然而——现在，在我面前呈现的契诃夫的这个庄园，却如同一幅展开的色彩光鲜的画。这是一座单层的简朴的木屋，看上去更像农舍，房间不大也不多，如今通过博物馆化，内部丰富又充实，神气活现地呈现出作家生前日常生活的景象。

1890年作为医生却热爱写作的契诃夫长途跋涉，去到沙俄时期政治犯的远东流放地库页岛做采访，实实在在触摸到生活底层的残酷与真实，回来之后开始厌倦莫斯科的生活，他决定从事文学创作。1892年他跑到离莫斯科七十公里之外的梅里霍沃村，从画家索罗赫琴手里买下这座带花园的房子，经过简单收拾便举家搬了进来。这房子位于梅里霍沃村的中心，现在仍在村子中间，只是已改做作家的博物馆了。

走进一扇小门，迎面的衣帽架上放着作家的呢帽与皮帽，都是契诃夫本人用过的，叫你觉得好像作家现在就在房子里边。第一间屋便是作家的书房，也是待客的地方；一张厚实的老式书桌是作家之所爱。据说作家一次在海外写东西，他说坐在别人的桌前写不出东西来。这种感觉我也有过，就像在别人家的床上会睡不着觉那样。床是安顿身体的地方，书桌是安顿灵魂的地方，所以说书桌更重要。

这书房中还有两件东西引起我的关注。一件是挂在墙上的医具箱。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契诃夫来到梅里霍沃村时，虽然不再职业行医，却还常常用这个医具箱给患病的村民看病。另一件是立在一面墙前的高大的书架，上边的书都是契诃夫读过的。其中不少书是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如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在房间的墙壁上也挂着这些作家朋友的照片，如托尔斯泰、果戈理、普宁、柯罗连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高尔基等等，照片上有相赠时的签名，也有他们在一起时的合影。在那个没有电话的时代，他们通过书信彼此联系。契诃夫住在梅里霍沃时每天都会寄出许多信件，也会收到不少书信，为此他建议在不远的洛巴斯尼亚村建立了一家邮局，如今这个村已更名为“契诃夫村”，这个邮局也被建成为一个上世纪风情异样的邮政博物馆了，里边还保留与契诃夫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

梅里霍沃的契诃夫故居博物馆中，最大的文物是后花园一角两层的尖顶木楼。作家即使在这个远离莫斯科的村庄里，常常也要躲到这个更隐蔽的小楼中，与世隔绝地写东西。小楼被围在浓密的花木中间，一条折尺形的楼梯挂在楼外边；作家就在这个粗陋得如守林人的木屋里写下他大量举世皆知的名著，如《万尼亚舅舅》、《海鸥》与《第六病室》。

他家其他的几间卧室，都很狭小，床也窄仄，但都温馨、舒适、唯美。他的妹妹玛丽亚喜欢弹琴，有绘画秉赋，各个房间极富品位的装点肯定都有妺妹的用心之作。作家父亲的房间处处摆放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干花，大概出自父亲对大自然的热爱。契诃夫的卧室相对简单也简洁，这可能与他原先医生的习惯有关。卧房和书房之外，餐厅独占一间较大的房间，无论家具、餐具和装饰都更“隆重”一些，显示这个公共的、享受食物、兼做交谈的餐室在他的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在欧洲的传统中，餐厅常常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契诃夫很喜欢在室外活动。喜欢栽植和收拾花木，喜欢在他房前的一个长形的水塘里钓鱼，还喜欢两只短腿的爱犬与他做伴。他在这里，不是贵族在自己的庄园中那样惟我独尊，他和村民关系良好。他是一个天性敏感、悲天悯人的人。作为作家他关切每个农民的命运，作为医生他会为每个上门来求医的村民治病。甚至还在当地为农民的孩子办了几所学校。

契诃夫在梅里霍沃度过人生后期的六年。1899年，由于肺病复发，他听从医生建议搬到南方温暖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生活。这期间父亲去世，他便到南方安家，搬家时将家中一些生活用品分送给梅里霍沃的村民。但他到了南方五年后便去世了，仅仅四十四岁。即使当时人的寿命较短，他也还是一个英年早逝不幸的巨人。

他死后，房屋易主，生前的一切眼看着烟消云散。幸好妹妹玛丽亚明白契诃夫的历史价值与未来价值，早在二战前就想把梅里霍沃契诃夫花园中那个写作的木楼建成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二战后，一位来到梅里霍沃生活的艺术家尤利·亚迪夫崇拜契诃夫，便与玛丽亚以及契诃夫的侄子谢尔格伊·米哈洛维奇·契诃夫合作，想方设法将当年散失的契诃夫的遗物一样样找到，终于使今天的博物馆充满了作家人生细节和丰盈的生活血肉，因而使我们至今仍然可以触摸到作家本人。

现在这座博物馆名为“纪念契诃夫文学特别保护区国立博物馆”。妹妹玛丽亚活了九十四岁，直到1957年辞世。感谢玛丽亚！

图拉

这次到了俄罗斯已经多日，距离上次访俄十年，不论物是人非，还是人是物非，都如同改天换地，然而一到图拉，好像又回到昨天。

火柴盒式的苏式老楼比比皆是，街上跑的车子至少一半带着灰土，电线随心所欲横在头顶上空，好像一个疯狂的画家拿着黑铅笔在街道上空乱划；街头很少装饰，充满实用主义的气息。俄罗斯冬天又长又冷，许多商店的门是十公分厚的实木厚板，上边没有写经营时间，不知是开门还是已经关门。再留意看，人的表情大多肃穆，甚至严肃，不苟言笑。奇怪的是饭店的服务员居然把我点的一份炸肉忘了，过后也不道歉，板着脸往桌上一放，好像是“配给”我的。这一切，我并不陌生。在中国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就已习惯了这种“世态人情”。我们餐馆的服务员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渐渐学会说“谢谢”和“对不起”。

可是再往细瞧，生活终究离开了那种可怕与贫瘠的计划经济的年代。

街两边的一些老式的木屋，相当一部分已是空巢，像我们的村落；一些镶着雕花窗框的窗子，没了窗扇，里边黑洞洞；一些弃屋干脆歪斜倾倒，显然主人们有了新的去处；商店里的商品花花绿绿，从衣物到玩具，依我看颇像来自浙江义乌的批发货；本地颇有地方风味的民间手工艺术如泥塑、布艺、陶瓷、桦木雕等等，虽然不像我们——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已转化为当地的乡土特产，仍保持着原真的气质，不像我们的一些“非遗”，大都给产业化改造得面目全非。还有，数一数街头的人，至少一少半人手里拿着手机，时不时举起来接听或按两下看一眼。

图拉最具历史标志性的建筑小克里姆林宫正在维修，大概要营造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一位出生于此的感伤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的画像，已经被印在此地旅游的明信片上，表明这位土生土长的历史名人将成为提升城市知名度的一张王牌。

图拉人很聪明，他们有两种驰名全俄的乡土的饮食文化——茶炊和甜饼，都被做成了博物馆。据说这两种饮食都与中国有着渊源。茶是十九世纪前由中国传入俄国的。阎国栋教授说，他认为下边烧炭的金属茶炊来自蒙古族的火锅；可是茶炊有水龙头，火锅没有水龙头；记得我在甘肃临夏回族地区见过一种煮茶的铜锅，下边烧炭，上边有水龙头，与这里的茶炊很相似。图拉人制作甜饼的方法，包括使用的木刻模子都和中国人制作月饼极其相似。据说俄文翻译我们“月饼”这个词儿所使用的俄文，就是图拉人甜饼这个词儿。

这些都要进一步考证，但图拉已经在变化。各种各样诱人的甜饼和小巧的茶炊已是此地招人喜爱的旅游纪念品了。十年之后，图拉肯定会变成另一模样，但愿别变得失去自己的原貌。(全文刊载于2015年第2期《收获》，3月1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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