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访谈

纳博科夫访谈

◇翻译：孙玉莲

◇校译：秦传安

记者：除了写小说，您还做什么，或者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纳博科夫：哦，当然是捉蝴蝶和研究蝴蝶啦。文学灵感带来的愉悦远比不上在显微镜下发现一个新器官，或者在伊朗或秘鲁的山坡上发现了未被描述过的新品种所带来的欣喜。假如俄国没有发生革命，我没准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鳞翅目昆虫学，根本不会写小说，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记者：当代写作中最典型的“媚雅”是什么？媚雅对您有诱惑吗？您陷进去过么？

纳博科夫：“媚雅”（poshlust），或者换个更好的译法叫“迷雅”（poshlost），有很多微妙之处（译者注：poshlust是纳博科夫杜撰的词汇，属于典型的“不可译”，我们这里姑且借用昆德拉的“媚俗”，把它译作“媚雅”）。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可以问别人他是否被媚雅诱惑过，那么很显然，我在那本论述果戈理的小书里并没有把它们描述得足够清楚。陈腐过时的拙劣之作，俗不可耐的老生常谈，各个阶段的市侩主义，模仿的模仿，装模作样的假深刻，粗俗、愚钝而虚伪的伪文学————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现在，如果我们想钉住当代写作中的媚雅，就必须到下面这些东西中去找：弗洛伊德式的象征主义，老掉牙的神话，社会评论，人文主义的微言大义，政治寓言，对阶级或种族的过度关注，以及大家都知道的新闻综述。诸如“美国不比俄国好”或“德国的罪行我们都有份儿”之类的说法，都是媚雅的表现。媚雅之花盛开在诸如“真实时刻”、“个人魅力”、“存在主义的”（严肃地使用）、“对话”（用于国家间的政治对话）和“词汇”（用于涂鸦者）这样一些短语和术语中。一口气罗列出奥斯威辛、广岛和越南是煽动性的媚雅。加入某个精英俱乐部（它被冠以一个犹太人的名字————财政大臣的名字）是斯文的媚雅。雇佣书评往往是媚雅，但媚雅也潜伏在某些高雅文章中。媚雅把“空先生”称为伟大的诗人，把“假先生”称为伟大的小说家。艺术展览会始终是媚雅最喜欢的繁殖温床之一；它在那里被手持拆卸工具的所谓雕塑家们生产出来，他们在那儿建造了不锈钢的曲轴蠢物，禅宗立体摄影，聚苯乙烯臭鸟，公共厕所里找来的东西，炮弹，罐装球。我们在那儿欣赏所谓抽象艺术家的厕所墙纸图案，弗洛伊德超现实主义，露水的污迹，罗夏的墨迹————所有这些其本身就像半个世纪之前的《九月之晨》和《佛罗伦萨的卖花女》一样陈腐。这份清单很长，当然，在这个系列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最讨厌的东西，都有他的黑宝贝。我最讨厌的是航空公司广告：一个谄媚的小荡妇给一对年轻夫妇端上点心————女的心醉神迷地盯着黄瓜吐司，男的则爱意缠绵地欣赏那位女服务员。当然，还有《死于威尼斯》。你瞧，范围多广。

记者：有您非常欣赏的当代作家吗？

纳博科夫：倒是有几个这样的作家，但我叫不上名字。匿名的快乐伤不着任何人。

记者：有没有您硬着头皮痛苦地读下去的作家？

纳博科夫：没有。很多公认的作家对我来说干脆不存在。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空荡荡的坟墓上，他们的书也空洞无物，就我的阅读品味而言，他们完全是不存在的。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其他很多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当我看到评论家和作家同行们心安理得地承认查泰莱夫人的交媾或庞德先生自命不凡的一派胡言（那完全是骗人的把戏）是“伟大的文学”时，我忍不住怀疑那是一场针对我的大脑的阴谋，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打消这一怀疑。我注意到，在一些家庭里，庞德已取代了施韦策博士的位置。

记者：作为博尔赫斯和乔伊斯的仰慕者，您似乎很喜欢像他们一样用些小花招、双关语和谜语来逗弄读者。您认为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纳博科夫：我想不起博尔赫斯用过什么双关语，不过话说回来，我只是读过他的译本。不管怎么说，他精致的小故事和微型米诺陶洛斯和乔伊斯的宏大结构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我在他最清晰易懂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并没有发现多少谜语。另一方面，我讨厌《芬尼根的守灵夜》，在这部小说里，别出心裁的词汇组织像癌细胞一般生长，却挽救不了那个民间故事和那个简单（太简单了）寓言的极度欢快。

记者：您从乔伊斯那里学到了什么？

纳博科夫：啥都没有。

记者：噢，还是谈谈吧。

纳博科夫：詹姆斯·乔伊斯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影响到我。我和《尤利西斯》最早的短暂接触是1920年左右在剑桥大学。当时，我的朋友彼得·姆罗佐夫斯基从巴黎带了一本来，碰巧读给我听。他在我的宿舍里手舞足蹈，上窜下跳，读了茉莉独白中一两个很刺激的段落，刚好是本书中最差的一章，这话只是你我之间私下说说而已。仅仅15年之后，当我作为一个作家已经功成名就、再也不愿意学或者不学任何东西的时候，我读了《尤利西斯》，并且非常喜欢。我对《芬尼根的守灵夜》就像对一切用方言写的地方文学一样——即便是天才的方言我也不喜欢。

记者：您不是在写一本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书吗？

纳博科夫：不只是关于他的书。我打算做的是发表很多篇20来页的论文，论述几部作品——《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堂吉诃德》等等——全都以我在康奈尔和哈佛的讲稿为基础。我很高兴地记得，在哈佛纪念堂，面对600名学生，我把《堂吉诃德》那本残酷而粗俗的老书撕得粉碎，这让我的一些更保守的同事大惊失色，十分尴尬。

记者：其他人的影响呢？比如普希金？

纳博科夫：在某种意义上，普希金艺术的骄傲和纯粹对我的影响，并不比它对（比方说）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的影响更大。

记者：果戈理呢？

纳博科夫：我小心翼翼地不从他那里学任何东西。作为一个师傅，他既可疑又危险。最差的时候（比如他写的那些关于乌克兰的东西），他是个分文不值的作家；最好的时候他无与伦比，不可模仿。

记者：其他人呢？

纳博科夫：H．G．威尔斯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是我孩提时代最喜欢的作家。《亲密的朋友》、《安·维罗尼卡》、《时间机器》、《盲人国》，所有这些小说都远比本尼特或康拉德的任何作品好得多，事实上比同时代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都要好。当然，他的那些社会学思考完全可以忽略，但他的浪漫和幻想都卓冠群伦。一天夜里，在圣彼得堡我们家的晚宴上，出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时刻，当时，威尔斯作品的译者金娜塔·凡格罗夫猛然转头，告诉威尔斯：“您知道，您的作品中我最喜欢是《失落的世界》。”我父亲飞快地说：“她指的是火星人输掉的那场战争。”

记者：在康奈尔大学，您从学生那里学到了什么？这次任教纯粹是为了挣钱吗？教书有没有带给您有价值的东西？

纳博科夫：我的教学方法妨碍了与学生真正的接触。他们顶多在考试时给我一点自己的真实想法。每节课我都十分细心的讲授，充满爱心地亲笔写下，再打出来。在课堂上我从容不迫地读出来，有时停下来重写一个句子，有时重复一个段落，这是促进记忆的一种方式，但很少能使做笔记的手腕的节奏发生任何变化。我很欢迎我的听众里有几个速记专家，希望他们能将存储下来的信息分享给不幸的伙伴。我曾尝试在大学的广播里用录音取代我在课堂上亲自露面，但白费力气。另一方面，在课堂上听到从教室的各个角落传来对讲课中的这点或那点表示赞许的欢笑声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得到的最好的奖励是我从前的学生在10年或15年以后写信跟我说，他们如今明白了我想要他们做什么，当时我要他们想象爱玛·包法利被错译的发式，或萨姆沙家房间的陈设，或《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个同性恋者。我不知道我是否从教学中学到过什么，但我知道，在为我的学生分析十几部小说之后，我积累了大量令人兴奋的信息。正如你碰巧知道的那样，我的薪水并非十分可观。

记者：关于您妻子给予你的合作，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纳博科夫：在20世纪初，她充当了我第一部小说的建议者和裁判者。我把我所有的小说都读给她听，至少两遍。打字校改和检查几种语言的译本时，她再次重读。1950年的一天，在纽约的伊萨卡岛，当我在写《洛丽塔》头几章时遇到了技术性的难题，产生了各种疑虑，我正准备把它们投进花园里的烧纸炉，这时，是她阻止了我，要我先别放弃，再好好想想。

记者：您怎样对待您作品的译本？

纳博科夫：我和我妻子懂得或能够阅读的语言只有英语、俄语和法语，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德语和意大利语，如果是这些语言的译本，我们都要严格检查每个句子。至于日语或土耳其语的译本，我不敢想象每一页布满的灾难性错误。

记者：您对将来的工作有什么计划？

纳博科夫：我正在写一部新小说，但现在不能说。另一件我酝酿已久的事就是出版我给库布里克写的《洛丽塔》的完整剧本。虽说他的版本从中采用的材料刚够证实我这个电影脚本作者的合法身份，但这部影片只是我所想象的那部奇妙电影的模糊而又短暂的一瞥，它是我在洛杉矶的一幢别墅里埋头工作6个月，一幕一幕构思并写下的。我不想暗示库布里克的电影很平庸，电影本身是一流的，但不是我写的。电影往往透过它那扭曲的镜头使小说变得畸形和粗糙，常常给小说带来媚雅的味道。我认为库布里克在他的版本中避免了这样的错误，但我永远也弄不懂他为什么不遵循我的指示和梦想。这非常令人遗憾；不过，我至少能够让人们读到我的《洛丽塔》剧本原作。

记者：如果只有一次机会让您选择一本书让后人铭记，您会选哪一本？

纳博科夫：我正在写的或者毋宁说正梦想着要写的这本。实际上，我将因为《洛丽塔》和我论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品而被后人所铭记。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您是否觉得自己有一些明显的或隐秘的缺陷？

纳博科夫：自然词汇的缺乏。坦白说，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但是真的。我掌握的2个工具：一个是我的母语，已经不再使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缺少俄语读者，也是因为在俄国媒体的探险带来的兴奋在我1940年转向英语写作后逐渐消失了。英语是我的第二个工具，我一直在使用，却是一个生硬的、人为的东西，用来描述日落或昆虫兴许还凑合，当我想在仓库和商店之间抄近路时，就无法掩饰句法的贫乏和本土措辞的不足。一辆旧劳斯莱斯未必比一辆简单吉普好。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代作家的竞争排名？

纳博科夫：是的，我注意到，在这方面我们的专业书评家才是名副其实的书商。谁上来，谁下去，去年雪落何处，今年花开谁家，都很有趣。有点小遗憾我被排除在外。没人可以断定我到底是一个美国中年作家，还是一个俄国老作家，抑或是一个不老的国际怪物。

记者：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纳博科夫：那就是我没有早点来美国。我会喜欢生活在三十年代的纽约。假如我的俄语小说那时就被翻译过来了，也许会给苏联的狂热支持者一个震惊、一个教训。

记者：您眼下的名声有没有给您带来显著的不利因素呢？

纳博科夫：出名的是《洛丽塔》，又不是我。我是个默默无闻的、再默默无闻不过的小说家，有一个很难读准发音的名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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