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扎尔辞典》

《哈扎尔辞典》阳本

《哈扎尔辞典》阴本

米洛拉德·帕维奇塞尔维亚：《哈扎尔辞典》

历史上确实有哈扎尔这个国家，它还是一度横跨亚欧大陆的强国。这个民族在中国唐朝时期的突厥帝国崩溃后出现，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说法，其衰落是在公元10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朝时期。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哈扎尔辞典》中，故事的明线就是围绕着哈扎尔人改宗进行，作者把已知的哈扎尔史料编入故事中，又由此展开想象并虚构出新的故事，以及历史、风俗和文献。作为“辞典体”的实验性文本，作者把故事拆分，并以词条的形式放在了书中，使读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从任何一个词条开始读起。

《哈扎尔辞典》最早的中文译本是参照俄文，按照杂志上发表时的版本翻译的，是个节译本，刊登在1994年的第二期《外国文艺》上。1998年12月，南山、戴骢、石枕川三人合译的全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按照译者戴骢的说法：“与1994年《外国文艺》上发表的版本相比，此次译作过程参照了法、俄两个版本，并汲取了英译本的长处，篇幅从121页增加到323页，展现了《哈扎尔辞典》的全貌。”近日，《哈扎尔辞典》（阳本）再版，为其写作导读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小说以辞典的形式结构，让读者可以从任何一段进入。可不可以说这种形式就是它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最为明显的标志？

张颐武：你从哪一页开始往下看，看到一个词，从这个词会看到牵扯另外一个词。就跟看辞典一样，另外的词又引你进入到这个文化的另外一个侧面，另外一个故事。这本书可以随机地去看，这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它的切口是敞开的，不像一个完整故事的书，它的世界要自己下功夫去建立，让你自己跟着他的想象力去创造哈扎尔的世界。

它告诉你纯文学是什么，这种开放性、多元化恰恰是后现代文化一个最大的特色。现代性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有完整的开头、结尾。后现代就是开放多元，糊里糊涂，但是糊里糊涂里有它独特的让你能够感受到的力量。他写那些人，写那个文明只是寥寥几笔构成一个事就完了。你会突然感到失落，这里面没多么惨烈的故事。它就是把一个文明重新造起来，严格地用辞典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作者采用的这种辞典的方式，突出了词条，是不是也为了突出语言本身的功能和意义，比如重建历史？

张颐武：语言的问题是20世纪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思考核心，从结构主义一直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到整个批评理论、政治理论、历史理论等对语言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语言的问题在20世纪以后变成了人类思考世界的最关键的问题。这本书把语言学的成果转化到书里面。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随机的。帕维奇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想象哈扎尔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失去语言的人、失去表达的人就没有自己的世界，就像不存在一样。文明往往是和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的文明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有的语言来表述。帕维奇讲的是一种了解哈扎尔人的不可能性，因为语言早就淹没了，我们只能从其他的文献里去找，这些文献里的哈扎尔实际上是幻觉，想象中的哈扎尔。过去不同人的叙述好像是真实的，实际上都是虚幻的。

米洛拉德·帕维奇塞尔维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里涉及多重的文明、宗教，这样交织的视角是塞尔维亚作家所特有的生活环境赋予帕维奇的？

张颐武：南斯拉夫是民族、宗教社会特别复杂的地方，它变成一个国家本身就是非常强扭的瓜，现在分成八个小国，它在不断地裂变。那个地方的民族宗教问题特别复杂，所以只有在那种体验、经验下的人，才能够有这种多重宗教、多重文明的想象力。从中华文明里出来的人很难有这种状态，文明的文化命运有独特的环境，无法复制，就好像人的基因一样，天生带着。这本书的妙处在于巴尔干那个地方从来就是历史上一个文明冲突的交汇点，这种文明的微妙性，让中国人能够感受到跟自己差异很大。它讲大家争夺哈扎尔的空间，在撕扯的过程中，文明在冲突、较量的过程中，最后这个文明自己消失了。这个故事的感慨特别深。神游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追随很多人类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无穷地在上面深挖。

三联生活周刊：也包括对不同的宗教信仰的理解和挖掘。

张颐武：我想它是对各种信仰进行思考的书，他对于信仰都有深入的了解，人生有这种信仰。他从他的角度去透视这些信仰，这是帕维奇的想法。他并不是有强烈宗教感情的人，但是他对每一种信仰有充分的了解，我觉得他是从智力的角度审视人性的信仰。他有一种智慧能力去了解人类不同的信仰，人类由于这些信仰造成很多冲突、斗争。他观察到人性的这些层面，人性里面一定包含信仰。他对这个力量有充分的理解，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炽热的有信仰的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哈扎尔辞典》阴本和阳本的设置，其意义在于什么？

张颐武：关于阴本和阳本，我想到博尔赫斯的一部小说，讲到有一个人要重新写一本《堂吉诃德》，他不是重新编一本戏说，写一本后传，而是一字一句都跟《堂吉诃德》一样。但是由于他们两个时空不一样，他不是塞万提斯，他是在拉丁美洲另外一个地方20世纪的人，所以又跟《堂吉诃德》完全不一样。这在当时给我很大的震撼，这不是照抄吗？抄袭。但是这本书还真有不同，每一句的意义都不一样。帕维奇这部书的阴本和阳本（两个版本，中文相差11行，西文差17行）就是把这样的意韵传达给我们。由于这十几行的不同，这两本书的意义完全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多年来你对这本书反复地阅读，得出的最大感悟是什么？

张颐武：是让我对生命有一种间离的感受，你会发现我们就好像不知道自己是庄周还是蝴蝶。我们好像觉得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真实的，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真的世界里有好多虚幻，而哈扎尔人生活的这个帕维奇虚构的世界里有好多真实的东西：有爱，有生命的感受，生活的痕迹。我们经历的和那个世界经历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同，生老病死，生活也就是这些东西，最后你会发现，人类的生活是有限的。一开始读我震惊于这本书的形式，作者天马行空的创造力。现在看透了以后，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和哈扎尔人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所谓后现代的批评理论就是让你有机会从生活之中抽身出来反思一下。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可以说这本书最大的现实意义其实是让人可以从现实里抽身出去。

张颐武：对，我觉得这个意义还真是很大。我们都太投入地去追求一些东西，但是回过头看，追求到了又怎么样，有片刻的抽离，有机会反思一下，就会发现生活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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