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雷达：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乡土文学非但没有终结，而且正在扩展边界和空间，其中涉及的问题比先前似乎更深刻、更复杂，但未及展开，批评界的话语焦点已转向了“乡土文学终结说”，岂不怪哉？

在城乡快速转型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乡土文学的命运堪忧。近年来，“乡土中国叙事终结”说，“完整乡土中国破解”观，以及“城市文学取代乡土文 学”等“终结性”的观点不断地逼近乡土文学。持以上观点者认为，当今乡村社会几近解体，作为乡土文学的土壤和根基将不复存在，因而乡土文学在当下中国已临 近终结了。当然也有论者对乡土文学的未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在现代性转向的大背景下，如果发掘作家“新”的视野、“新”的观念，肯定作家的发现、阐 释、书写有别于传统的经验，乡土文学仍大有可为。

事实上，这种思潮在社会学家那里早已存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要把新农村建设上升到乡村生态文明的高度。应该 看到，目前我国的乡土仍是广大的，即使中国像某些完全没有农业的工商业国家一样了，中国的乡土文学作为传统也仍然会潜隐而顽强地存在，它是基因一样的东 西，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乡土精神也就不会消亡。再极端地说，假使人类都迁居到太空居住了，也是会深深怀念地球村的。王跃文的《漫水》，郭文斌的《冬至》 《玉米》以及王新军的“大地上的村庄”系列等为数不少的乡村浪漫叙事，今天仍被读者看好，就因为这些作品所展示的是一个恬静安详的世界，甚至是乡村精神的 乌托邦，由于地域文化气息浓厚，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审美场”。这种“亲和乡土”的浪漫叙事承续了传统文化基因中的道德理想，并非作家偶发思古之幽情，它更契合时下文化守成的现代性乡愁。它不是向后看的、消极的怀旧，而是寻找健康个性和精神家园的努力。

但是，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城乡转型的巨大裂变，即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这不是几部描写现代性乡愁的作品可以满足和涵盖的。当下文学面 临的是这样巨大的社会转型和人心裂变，在全球化时代，历史的节奏也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而不是相反。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想象与建 构，乡土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履历。在表现城市化产生的复杂社会问题和各种价值断裂时，乡土文学正在积极书写、建构和谐社会中新的道德、信仰和美学新秩序。在此意义上，贾平凹、刘震云、张炜、刘庆邦、毕飞宇、关仁山、刘醒龙、陈应松，乃至周大新、邓一光、王十月等作家的创作取向在今天显得 尤为重要，因为在表达中国经验时，他们能感知传统“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中的人心的撕裂与阵痛。

我们不能忽视近3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可能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随着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文学的主题、场域必然发生改 变，这个变化是剧烈的、空前的、深刻的，甚至含有某种悲剧性，它正在向未来展开，而不是回到过去。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困境和未来乡土文学书写空间的开 拓正是当今文学的一个新课题、新难题。尽管我们还没有非常成熟的城市书写，也没有完成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经典性文本，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出现的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带灯》，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关仁山的《麦河》《日头》等“改变乡村”与“守望乡 村”的迷惘，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王十月的《国家订单》、陈应松的《太平狗》等作品中“城市”与“乡村”价值的迷失等，都正在开拓着乡土文学书写的新空 间。再比如，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孙惠芬的《上塘书》等作品表现的宏大叙事的解体与“细节化”叙述方式的涌现，叙事视角、审美形态发生了改变，出现 了“闲聊体”、“方志体”、“词典体”等多种叙事形态，其叙事新元素如繁华缀景，大量的方言俗语被重新启用，乡村叙事也从乡村田园向城中村、村中城、城乡 交融空间的变化等方面伸展。

为此，我曾提出过“亚乡土叙事”的概念。我认为，乡土文学的主阵地正在转移，空间也由乡村转向了城市，但乡土之魂的本质还未发生根本变化。它从大自然的怀抱进入了由钢筋水泥建造的高楼大厦、高架桥、高铁，且不得不与各样的电子设备打交道。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 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整个体现的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亚乡土叙事”所关注的恰恰是当下转型中体现的政治、道德、伦理、人权、性权力、人生理想等精神建构，它远非传统乡土文学中的地域和民俗所能涵盖，也不是启蒙时代的传统批判。这是不是一种更加宽广的道路，是不是一种更有现代意味的诗性呢？

我认为，在表现城乡价值时，原先乡土文学观念中的城乡二元思维逐渐被一种更为复杂的审美判断所取代，这种判断孕育着一种新乡土美学，但这种美学 尚未形成。不少作家在表现城乡交集时出现了价值选择与审美判断上的矛盾：在面向乡村文化时往往显示出现代批判和启蒙姿态，而在面对城市文化时却又流露出留 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游移。也就是说，当书写对象发生改变后，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文学想象、价值建构并没有彻底形成，但从这一价值的选择和迷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新的审美心理和社会空间的生成，这必然催生一种新的审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乡土文学非但没有终结，而且正在扩展边界和空间，其中涉及的问题比先 前似乎更深刻、更复杂，但未及展开，批评界的话语焦点已转向了“乡土文学终结说”，岂不怪哉？

在真正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乡村社会仍是当下重要的生存空间的大语境下，乡土记忆仍将与现代中国社会结伴而行。更重要的是，如果当下的乡土文学 写作单纯地抱守乡土文学传统观念的纯粹性，仅将封闭的乡土空间作为叙事目的，自然没有更宽的出路。倘若能将变动不居的时代裂变，特别是城乡转型期间的人物 命运连筋带肉地写出来，乡土文学将会出现另一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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