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获奖者草婴：不懈探求真善美

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获奖者草婴：不懈探求真善美

对“草婴”这个笔名，老翻译家曾做过这样的解释：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

就像这个名字本身所包含的象征意义，草婴书写了起伏跌宕的生命传奇。1969年盛夏，他被下放到奉贤农村参加强制性劳动，下田割水稻。割了几天，他便十二指肠大出血，吐血、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被送到医院抢救之后，切除了四分之三个胃，总算保住了性命。六年后，体重不到一百斤的他去扛百斤重的水泥包，胸椎骨被生生压断。他忍受着剧痛在硬木板上躺了一年，等待断骨自行愈合……然而，所有这些都未曾让草婴真正绝望过。

他说：“若是绝望就活不下来了。我当时想，要咬紧牙关，我还有很多翻译工作没有做呢。”及至近年，虽然疾病缠身，草婴却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自三年前住进华东医院以来，草婴就很少离开那间普通的双人病房。记者前去采访时，因为身体虚弱，提问多由与他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夫人盛天民代为回答。草婴安静而专注地听着，碰到有疑义的时间、年份、生活细节，会说上两句。他沉思着意欲从尘封的时间里打捞起清晰的记忆，却发现常是自己弄错了。尽管如此，他对记忆的追溯却不能不让人为之动容。因为心跳缓慢，他又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盛天民说，他的身体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恢复，但精神状态一直不错。

以世俗眼光看，草婴的一生可谓一个传奇的励志故事。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此，有人用“草婴的胜利”来为他的生命历程作注。这胜利，不仅指他在与生活磨难和疾病斗争中迸发出来的意志和精神，还包含了他在面临人生选择时的笃定，以及对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翻译事业的义无反顾。为潜心翻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草婴甘当“三无人员”——解放后，他基本处于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的状态。“文革”结束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找到草婴，拟请他“出山”任译文出版社总编辑。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婉言谢绝，从此过上了标准的翻译家生活，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融了进去。而在更深层面上，草婴一个人的“战斗”背后，更潜藏着他对人生、命运和真善美的不懈探求。回望自己走过的文学翻译生涯，他的话语里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爱国”和“人道主义”。在为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特制的紫砂壶上，也有着他书写的“人道·博爱”的题词。这些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看来或许太过抽象、空洞的字眼，却融入了草婴最真切的生命体验。

1953年，苏联文学因斯大林去世而发生改变，作家们开始大胆地表现生活矛盾和冲突，以及黑暗面，这股新的文学潮流被称作“解冻文学”。两年后，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草婴读后非常感动，很快就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不久，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文学被封杀。草婴因为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而被打成了“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代理人”，成为“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而正是在身心备受摧残时，时年55岁的草婴把目光投向了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这是他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他找到了答案：呼吁人性的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当即决定翻译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全部小说。此后，从1978年开始，他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系统翻译了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

在华东师大举办的“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纪念会”上，坐在轮椅上的草婴一字一句、清晰地念出认真准备的获奖感言。他是这么阐释对托尔斯泰作品精神价值的认识的：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为世间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大写的人”，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发现了人之所谓成其为人的价值、地位与尊严。（载于本报2011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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