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作协主席邵振国访谈-自信地走“未尽的精神之路”

　　前不久，甘肃省作家协会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甘肃省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作家邵振国当选新一届甘肃省作协主席。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邵振国进行了采访。

　　记者：作为甘肃省作协新任主席，你本人既是作家，之前也是甘肃作协的副主席，你如何看待、评价甘肃文坛的现状？

　　邵振国：当下甘肃的文学发展状况，我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时候，是创作队伍年轻而可观、取得成就最高的时候。其成就和良好态势的主要标志就是“甘肃小说八骏”。以往，在人们对甘肃的审视中有一个文学事实，即甘肃诗歌比例悬殊地强于甘肃小说。在诗歌艺术的质性上我们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是高平、何来、李云鹏、老乡、林染；其二依然是老乡，老乡又做了第二次高峰的领军诗人，他引领着我们的审美目光和视野可排出这样的成就代表者的名序：老乡、古马、娜夜、高凯、叶舟、人邻、牛庆国、阳飏……但是面对这样的诗歌阵容和成就我要说的是，甘肃文坛“体裁论”的态势已经发生了令人醒目、叹为观止的变化，全国核心文学刊物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质量优异的甘肃小说，譬如《西夏咒》《豺狗子》《两个人的车站》《羊群入城》《姓黄的河流》《西口外》《河套平原》《轻柔之手》《革命切片》《天上的眼睛》《金枝夫人》等等，不可枚数。它们放在全国小说的艺术质性水准上亦属于上乘佳作。这些作品把一支强悍有力的、成果辉煌的青年作家队伍呈现于世人和读者的眼前，坚挺地站立在全国文坛前沿，他们就是叶舟、弋舟、向春、雪漠、王新军、张存学、马步升、史生荣、徐兆寿等，他们的身姿面影，足以证明甘肃的小说无愧于中国当代文学。眼下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以为它是一个在全国也有普遍性的问题，即缺乏对小说美学的“理论认识”和自觉，有待于探向小说地心的深处。这个问题或是以往小说家们不为看重的，也是编辑们择稿时或许不为强调的，但它却是关乎着小说的力度、生命质性及拓展其更深广的艺术天地之可能性的问题。另一点是，我们缺乏更多的青年作家向着全国文坛冲刺的能力和勇气，需要我们发掘和鼓励。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麦客》成名，到后来的《祁连人》《月牙泉》《日落复日出》及前不久出版的长篇《若有人兮》，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邵振国：请原谅我直言不讳地说：我的创作状态良好而且正佳。1996年我在《文学评论》发表过一篇创作谈《通向墓地》，指出自己脚下这条蹉跎的路是通向坟墓的。它或许难以理喻，却自信而坚韧。从我发表那篇文章至今天，每年有两个中篇和一两个短篇的区区数量，艰难前行，现在我已接到编辑的通知，2011年将发表我的两个中篇《麦色》《细雨草地》和一个短篇《稼穑师道》。我是说，我为我这样晦暗、浅淡的脚步，却有着自信的光色和印迹的脚步，而感觉到走着我那条未尽的精神之路。但原谅我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不很注重和审视“精神”二字的时期，这个时期更关注的是快感和新鲜的叙事。这个问题也就是我的“写作状态”。然而我思索的是，怎样是快感的、新鲜的，贴近我们生活的，而又是堪称精神的作品。这里有一个悖论，好作品即艺术品多不是快捷地反映当下时尚生活的作品，所谓新鲜，就是故事或立意少见，因而可读性强的。而具备了这一品质却并不等于它就是精神的，往往恰如其反。因为一般在精神层面上厚重的东西都不可能是什么“新鲜”的、“时尚性”的，它需要岁月和意识沉沉地积淀，它就不可能不带有“陈旧”相，那是岁月赋予它的颜色。我不能设想那书写了中世纪的《巴黎圣母院》能够产生于中世纪，只有19世纪末乃至更晚我们才可能听到雨果传导的那遥远的钟声，被那样一个敲钟人敲响它。它的故事也不可能有什么新鲜，因为它要符合一般的最普遍的人性及其扭曲和嬗变，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时尚性所不具备的。

　　记者：在《若有人兮》的跋中你写道：“我很珍爱我的这部作品，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7年3月，我反复修改了四稿。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吸引人的魅力，却苦苦地书写了一个形而上层面的内容。”似乎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你在这部作品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在文学样式上有什么样的尝试与突破？

　　邵振国：这部小说试图书写种种人物和普遍的人群作为一个“存在”的样式和处境。我先得承认，我想写的未必我能够诉诸很得力的表现。事实上一些编辑审后问：这是写什么的，我看了两遍也没看出它有什么内容内涵。末了只能退稿。也有编辑说它是他所见到我的最好的作品。拙作主人公史淑芬，她自己也不清楚她是怎么活着的，在她一生将尽的时候她回眸自己的身影脚步，那里没有什么脚印，是的，小说中她没有任何作为，似乎她根本没存在过一样。而与她相矛盾、对立冲突的人，孙志福、马玉凤等，他们的人生感觉又如何呢？竟亦是茫无所归的样子，承受着人生赐予的看似相同的“宿命”，在“存在”这里他们倒是殊途而同归了。我就想写这个，想表达这个，给了他们一个屈原“山鬼”的意境，让他们思索自己的心绪和身影是否真的存在于那一“山阿”之中。同时我在叙述上采用了一些象征、意识流的方法，使不同时空下的内容交替呈出，并诉诸幻象，以凸显人物的心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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