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

 

以赛亚·伯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

那是初秋一个温暖而阳光明媚的下午。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妻子和儿子列昂尼德正围坐在别墅后面小花园里一张粗陋的木桌旁。诗人热烈欢迎我们。他的朋友、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曾这样描述他，说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从他的许多照片和他父亲的画像中，我们已经很熟悉他的脸庞：黝黑、忧郁、富于表情，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音低沉而单调，始终保持同一声调，发出一种介于蜂鸣和风笛低音之间的声音，那些见过他的人几乎都提到了他的这个特点：每一个元音都拉得老长，就像柴可夫斯基歌剧中凄婉哀怨的咏叹调一样，只不过底气和力道更足罢了。​

我笨手笨脚地把我手里的靴子递给他，说这双靴子是他姐姐莉迪娅让我捎给他的。“不，不，这都是干什么呢?”他说，看起来很窘迫，似乎我递给他的是一件施舍品，“肯定搞错了，它一定是给我弟弟的。”我也极为窘迫。他的妻子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试图让我放松，问我英国是否正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没有等我回答，帕斯捷尔纳克就插话说：“我30年代，就是1935年，到巴黎参加反法西斯大会，返回途中路过伦敦。让我给你说说当时发生的事吧。那是夏天，我在乡下，两位或许是来自内务部人民委员会（NKVD）——我认为肯定不是作家协会——的官员拜访我。那时我们还不很害怕这样的拜访。其中一位对我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有一个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要在巴黎召开，你受邀去参加，我们希望你明天就出发。你将经停柏林，在那里待几个小时，可以见见你想见的任何人：你会在后天到达巴黎，晚上在大会上演讲。’我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出访，他们说他们来办。他们给了我一套大礼服和几条带条纹的裤子、一件板袖翼领的衬衣和几双很合脚的黑漆皮鞋。但我获准穿着普通的衣服前往。我后来得知，是安德烈•马尔罗，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一直坚持邀请我。他对苏联当局解释说，不送我和巴别尔去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因为我们在西方知名度很高，那时欧洲和美国自由派人士感兴趣的苏联作家还不是很多。于是，虽然我一开始没有出现在苏联代表团的名单里——我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呢？但他们还是同意了。”​

他去了柏林，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姐姐约瑟芬和姐夫，并且说他赶到大会的时候，许多重要知名的人物——德莱塞、纪德、马尔罗、福斯特、阿拉贡、奥登、斯彭德、罗莎蒙德•莱曼和其他贵宾都已经到了。“我做了演讲。我说：‘我知道这是一次作家的聚会，目的是组织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我给你们说的只有一件事情，不要搞组织。组织是对艺术的扼杀。只有个人独立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1789年、1848年还是1917年，作家们都没有组织起来去拥护或反对什么。不要组织，我恳求你们，不要搞组织。’我想他们一定很奇怪，但我还能说什么别的吗？我原以为说了这话回国后会惹出麻烦，但没有人再与我提起过这件事。随后我到了伦敦，在那里见到了我的朋友罗蒙诺索夫，一个极为迷人的人物，正如他的姓氏那样，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工程师。我坐我们的一艘船返回列宁格勒，与谢尔巴科夫住一个舱，当时他是苏联作家协会书记，颇具影响力。我没日没夜地唠叨。他央求我停下来让他睡觉。但我还是不停地说。巴黎和伦敦唤醒了沉睡的我，我无法停下来。他求我可怜他一会儿，但我毫无所动。想必他一定认为我精神错乱了；或许我该感激他作出的这个判断。”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明说，被认为有点疯或至少行为非常古怪，可能帮助他在大清洗中逃过了一劫。但在场的其他人说他们完全明白这一点，以后会解释给我听。​

帕斯捷尔纳克问我是否读过他的散文，特别是他的那篇我十分欣赏的《柳威尔斯的童年》。我说我读过了。“我能从你的表情看出来，”他不容分说，“你一定认为这些作品做作、令人头疼、自以为是、现代得让人恶心——不，不，不要否认，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你的想法完全正确。我为写出这样的东西而汗颜——我说的不是我的诗歌，而是我的散文——它受了那些年里流行的象征主义运动中最脆弱、最混乱的东西的影响，充满了离奇的混乱——当然安德烈•别雷是一个天才，《彼得堡》、《柯吉克•列达耶夫》都包含了精彩的内容——这些我都知道，你不必告诉我——但是他的影响是致命的，乔伊斯是另外一回事，我那时写的所有东西都像着了魔似的，言不由衷、支离破碎、矫揉造作、毫无价值；但我现在正在写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新的、全新的，清新、典雅、比例得当，具有经典作品所必须的纯粹和简约——这是温克尔曼要求的，也是歌德要求的。这将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是的，这正是我希望人们牢牢记住的作品；我将用我的余生全力写好它。”​

我不敢担保这些话全是一字不差的原话，但我所记得的就是这样。那部精心构思的作品就是后来的《日瓦格医生》。他在1945年完成了前几章的草稿，他要求我读一下，并捎带给他在牛津的姐姐；我照办了，但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整部小说的计划。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一阵子，我们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他告诉我们他是多么喜欢格鲁吉亚、格鲁吉亚的作家、亚什维利、塔比泽和格鲁吉亚的酒，在那里他经常得到充足供应。他友好地询问我西方的现状；是否知道赫伯特•里德和他的个人主义学说？他解释说，个人主义理论基本上来自于康德及其解释者赫尔曼•科恩的道德哲学——特别是个人自由的思想。他对科恩很熟悉，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马堡当学生的时候对科恩极为尊重。他问我是否知道康德式的个人主义——勃洛克完全误解了他，并且在其诗歌《康德》中把他变成了神秘主义者。他问我是否知道斯特凡•席曼斯基，一位曾编辑过一些他的翻译作品的个人主义者？对于俄国的现状，他无话可说。我意识到，俄国的钟已经在1928年左右停摆了（我注意到，不管是他还是我曾经拜访过的其他作家都没有用过“苏联”这个词）。那时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实际上都被切断了；例如，《苏联百科全书》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描述，就没有提及他的晚年或作品。​

他刚说到一半，著名的老作家莉迪娅•谢芙琳娜突然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谈话。“我的遭遇跟他完全一样，”她说，“百科全书上那篇关于我的文章的最后几行说：‘谢芙琳娜目前正处在一场心理和艺术的双重危机中’——这句话二十年都没变。对俄国的读者来说，我现在仍处在危机中，处在生命中止的危机中。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你和我，我们就像是庞贝城里的人一样，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埋在了火山灰烬当中。我们孤陋寡闻：我知道梅特林克和吉卜林去世了；但威尔斯、辛克莱•刘易斯、乔伊斯、蒲宁、霍达谢维奇，他们还健在吗？”帕斯捷尔纳克看起来有些尴尬，就把话题换到了法国作家上。他读过普鲁斯特——他的法共朋友送给他普鲁斯特的全部作品——他说，他近来重新读了一遍。他当时还没有听说过萨特和加缪，对海明威也不甚了解。（他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安娜•安德烈耶娃[阿赫玛托娃]对他什么都知道”）他热情地要我到他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去看他——他从10月起会在那里。​

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偶尔也会连珠炮似的突然冒出几个词。他的言语常常会越出语法结构的限制——前面几句还明白易懂，接下来便是狂乱、生动、具体的意象，后面可能是几句晦涩难懂的话，然后会突然间变得清晰明白起来。在任何时候，他的演讲都带着诗人气质，和他的作品一样。有人曾说，有的人写诗的时候就是诗人，写散文的时候就是一个散文作家；还有的人不管写什么东西都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平时谈话就像他的作品那样说明了这一点，我无法描述它的品质。在我看来，唯一一个像他那样说话的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是从我与她的几次相遇得出的判断。和他一样，她的谈话也让人头脑兴奋，以同样令人愉悦的，甚至通常是令人震惊的方式去颠覆人们对现实的一般看法。​

我用“天才”这个词是有用意的。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让人浮想联翩但又不明确的词。为了作答，我只能这样说：有人曾经问舞蹈家尼金斯基怎么能跳得那么高。据说他回答道，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人们腾空时，大多数人会马上落地。“你干吗要马上落下来呢？为什么不在落地之前多在空中停留一会儿？”他据说是这样说的。在我看来，天才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一些普通人做不到而且也清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既不知道怎样去做，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自己做不到。帕斯捷尔纳克有时说话跳跃很大；他的用词就我所知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既洒脱又非常感人。毫无疑问，有很多种文学天才：（在我的经验里）艾略特、乔伊斯、叶芝、奥登、罗素就不这么说话。​

我不希望打扰主人太久。当我离开时，我已经被诗人的谈吐和个性深深地打动，事实上是被完全征服了。我接着去了邻近的茹科夫斯基别墅。虽然他富有魅力、友善、饶有趣味，是一位敏锐和有趣的谈话者，但我脑子里还是想着一个小时前对谈的诗人。在茹科夫斯基的别墅，我遇见了萨穆伊尔•马沙克。他是拜伦作品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儿童诗歌作家，因为受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保护而得以避开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风暴，在最黑暗的日子里设法活了下来。他是少数几个被允许会见外国人的作家之一。我在莫斯科的几个星期里，他对我很友好，实际上他是我有幸遇到的莫斯科知识分子中最仁慈、心眼儿最好的人之一；他随意而痛苦地谈起了过去的恐怖，对未来不抱信心，更愿意谈英国和苏格兰文学，这是他喜欢和了解的，但在我看来他没有什么兴趣去说这些。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其中有一个作家，如果别人不说，我记不住他的名字。我问他俄国文学界的情况：谁是最著名的作家？他提到许多作家，其中有列夫•卡希尔。我说：“是Shvambraniya[一部成人幻想小说]的作者吗？”他说：“正是。”“但那是一部乏味的小说，”我说，“我几年前读过了——我认为它缺乏想象力，既枯燥又幼稚——你喜欢它吗？”“是的，”他说，“我愿意读这部小说，我觉得它真诚，写得也不坏。”我表示不赞同。几个小时后，天黑了下来，我说我不大认路，他乐意陪我到车站。分手的时候，我对他说：“您一整天都对我很好，可我很抱歉没有记住您的名字。”“列夫•卡希尔，”他说。我呆住了，羞愧、悔恨、为自己的失态而窘迫。“但是，”我说，“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Shvambraniya……”“我尊重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对我们作家来说，碰到真话是很不容易的。”火车来之前，我一直在道歉。在我的经验中，还从没有人表现得这么让人敬佩；此前或此后，我都没有再遇到一位像他这样抛却了虚荣自负或自爱的作家。​

等车期间，天下起了雨。站台上还有两个人，是一对年轻夫妇，我们挤在一个棚子里，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几块厚木板搭在一个旧的、废弃的栅栏上。我们交谈了几句——他们是学生——男的说他学化学，女孩子是一名学习19世纪俄国历史特别是革命运动史的学生。天完全黑了，站台上没有灯，我们甚至看不清彼此的脸；这使他们觉得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很安全，谈得很自由。那个女孩说，教科书上说上个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就是一个大监狱，没有思想或表达的自由：虽然他们认为这是真的，但极端分子似乎经常逃掉，不带恐怖主义的抗议那时通常并不意味着拷问和死亡，甚至连恐怖分子都给逃掉了。我说：“为什么人们现在对社会问题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呢？”我承认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全然不理解。那个男的说：“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他就会像被扫帚扫掉一样被消灭掉，我们都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从那以后没有人会再见到他或听到他的消息。”我们换了一个话题。他们告诉我，现在年轻的俄国人最喜欢读的是19世纪的小说和故事：不是契诃夫，也不是屠格涅夫，这些人在他们看来都过时了，谈的都是他们少有兴趣的问题；也不是托尔斯泰——或许因为（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对战争中过分强调《战争与和平》是伟大的民族爱国史诗感到厌倦。他们读的是能够找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迦尔洵的书，以及更容易得到的外国杰作——斯汤达、福楼拜（不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海明威和某些意想不到的人物，比如欧•亨利。我说：“苏联作家呢？肖洛霍夫、费定、法捷耶夫、葛拉德科夫、富尔曼诺夫怎么样？”我一口气说出我脑子中想到的当代苏联作家的名字。女孩子问：“你喜不喜欢呢？”那个年轻的男子说：“高尔基有时候要好些。我过去喜欢罗曼•罗兰。我觉得你们国家是不是有伟大而绝妙的作家？”我回答说：“没有，没有绝妙的。”但是他们似乎在怀疑，或许他们认为我对英国作家特别嫉妒，或者是一个对资产阶级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共产主义者。火车来了，我们上了不同的车厢——谈话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

像这些学生一样，很多俄国人（至少在那个时候）似乎相信在西方——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文艺繁盛，他们接触不到。我对此表示怀疑，也从来并不相信：充其量，这只是出于礼貌或厌世的资产阶级的无聊。甚至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朋友们都坚信西方有一个金色的文化王国，在那里天才的作家和评论家已经并且正在创造着他们看不到的杰作。这个信念很普遍。我在1945年和1956年见到的大多数作家，像左琴科、马沙克、谢芙琳娜、茹科夫斯基、因培尔、谢尔文斯基、卡希尔等人，并且不仅仅是作家，还有像普罗科菲耶夫、涅高兹、萨莫苏德这样的音乐家，像爱森斯坦和泰罗夫这样的导演，还有一些我在公众场合、在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VOKS）举办的官方宴会上以及少数几次在他们自己家里见到的画家和评论家，还有我在科学院一次会议上遇到的一位哲学家——那次是我受邀发表演讲，主持人不是别人，正是从荣誉和权力巅峰跌落之前的卡冈诺维奇，所有这些人不仅仅极为关心——实际上是十分渴望得到欧洲艺术和文学进展的消息（极少关注美国的情况），而且确信那里从未停息地产生着出色的艺术、文学和思想著作，苏联严苛的检查让他们什么都看不到。所有未知的东西都震撼人心，被夸张放大。我无意贬低西方成就，但我想指出我们的文化进展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令人自豪。可能一些移居西方的人仍然期待着这种丰富的文化生活，否则就有幻灭感。反对“无根世界人”的活动显然部分来自对这种极端亲西方情感的反对，首先可能起自那些返乡的苏军士兵——他们既有曾经的战俘也有占领军——对西方生活的谣言，同样还起自苏联报刊和广播对西方文化一贯的粗野诽谤的自然反应。俄罗斯民族主义被用作对知识群体中不健康情趣的解毒剂，它时常为凶残的反犹主义宣传所强化，这反过来却在知识阶层中引发了强烈的、在我看来根深蒂固的亲犹太和亲西方的情感。到1956 年，对西方的无知少多了，可能相应地对西方的热情也少多了，但还是远超过合乎情理的热情。​

帕斯捷尔纳克回到莫斯科后，我几乎每周都去拜访他，对他的了解也逐渐深入。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人们难以形容的特有活力和飞扬的想象才能。我不打算描述他在外表、声音和仪态方面的改变。他谈到书籍和作家；我希望当时全部记了下来。隔了这些年，我只记得在现代西方作家中他最喜欢普鲁斯特，深深为他的作品所吸引。他喜欢《尤利西斯》——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读到乔伊斯后来的作品。几年后，当我给他往莫斯科带去两三本卡夫卡作品的英文版时，他没有产生兴趣，后来他告诉我他把书送给了阿赫玛托娃，她很赞赏这些作品。他谈到法国象征主义者，谈到维尔哈伦和里尔克，这两个人他都见过。对里尔克，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作家，他都很推崇。他熟读莎士比亚，对自己的翻译作品特别是《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莉叶》很不满意。在早先的谈话中，他说：“我曾试图完全把握莎士比亚，但并不成功。”他随后举了几处他自认为的失败译文，可惜我都给忘了。战争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告诉我他正在听英国广播电台，听正在朗诵的诗歌——他理解英语口语有困难，但他认为广播里的诗歌是精彩的。他自问道：“这是谁写的？”——似乎有些熟悉。“什么，是我写的？”他自言自语道；但实际上是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片断。​

他说，他是在托尔斯泰的阴影里长大的。他的父亲很了解托尔斯泰，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比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伟大，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比肩。他的画家父亲曾在1910年带他到阿斯塔波沃去看临终前的托尔斯泰。他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关键性的事情：俄罗斯和托尔斯泰是同一回事。至于俄罗斯诗人，勃洛克当然是他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天才，但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从他身上找到默契。别雷更接近他，是一个充满奇妙和前所未有洞见的人，一个富有魅力的、在东正教传统中被称为圣愚的人。他认为勃留索夫是一个自制的、精巧的、机械的音乐盒，是一个聪明的、精于算计的取巧者，根本算不上一个诗人。他没有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他对茨维塔耶娃最感亲切，他和她之间有着多年的友谊。​

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跟他很熟，曾经是亲密的朋友，向他学习过。他说，马雅可夫斯基当然是破除旧形式的巨人，他不像其他共产主义者，他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位重要诗人，不是一个丘特切夫或勃洛克那样不朽的神，甚至不是像费特或别雷那样的半神。他已经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他生活的年代需要他，他是无可替代的，那些时代呼唤并涌现出来的诗人，他们生逢其时，阿谢耶夫、遭到清洗的可怜的克留耶夫、谢尔文斯基，甚至还有叶赛宁。他们满足了时代的迫切需要，他们的天才之作对于他们国家诗歌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之后他们就不再辉煌。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些人中最伟大的一位——《穿裤子的云》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喊叫得过了头：他把自己的才华吹得太大，直到把牛皮吹爆。多彩气球的悲哀碎片仍散在俄罗斯文学的道路上。他有天分，有价值，但粗糙而不成熟，最终成了一位海报艺术家。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经历对他来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位诗人，都是灾难性的。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个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俄国的爱国主义者——他感到他与祖国的历史联系非常深。他一再告诉我，他对在别列杰尔金诺作家村度过夏天是多么自豪，因为那里曾经是伟大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尤利•萨马林地产的一部分。传统的真实路线从传说中的萨德柯开始，通向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和科丘别伊家族，通向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丘特切夫、普希金、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再通向阿克萨科夫家族、托尔斯泰、费特、蒲宁、安年斯基——特别是通向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而不是自由知识分子，正如托尔斯泰所坚持的，后者并不知道人靠什么生存。这种希望被看成是一名深深扎根俄罗斯土地的俄罗斯作家的强烈的、痴迷的愿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自己犹太血统的反感。他不愿讨论这个话题——不是因为他觉得难堪，而是并不喜欢：他希望犹太人被同化，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除了直系亲属，他对亲戚没有兴趣，一直都是这样。他说他是一个虔信的基督徒——虽然有些特殊。在所知的犹太作家中，他崇拜海涅、赫尔曼•科恩（他在马堡读书期间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导师），他显然认为科恩的观念——特别是历史哲学——是深邃的、令人信服的。我注意到如果我提到犹太或巴勒斯坦，他就很不自在：在这方面，他与他的画家父亲很不一样。我曾经问阿赫玛托娃她亲密的犹太朋友——曼德尔施塔姆、日尔蒙斯基或艾玛•格尔斯坦——是否对这个问题敏感：她说他们都不怎么喜欢他们出身其中的犹太中产阶级，但并不会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去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他的艺术趣味是年轻时候就形成的，他对那个时期的大师们保持着尊崇。他对斯克里亚宾的怀念令我尊重——他一度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作曲家。我很难忘记帕斯捷尔纳克和涅高兹（著名音乐家、帕斯捷尔纳克妻子季娜伊达的前夫）对于斯克里亚宾的赞美——他们都受到他的音乐的影响，还有对于象征主义画家弗鲁别利以及尼古拉•罗列赫的赞美——他们将这两位画家置于所有的当代画家之上。无论是毕加索和马蒂斯、布拉克和波纳尔、克莱和蒙德里安，还是康定斯基或马勒维奇，比起这两位画家来似乎都不算什么。​

从一定意义上说，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19世纪最后的绝响——帕斯捷尔纳克和风格独特的曼德尔施塔姆或许可以占据世纪之交的位置。只有他们才可被称为第二次俄罗斯文艺复兴运动硕果仅存的最后代表，尽管阿克梅派诗人企图把象征主义贬低到19世纪，宣称他们自己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诗人。这场运动基本上与现代运动无关，与他们同时代的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略特、乔伊斯无关，即便他们受到尊重。这一运动在俄国因诸多的政治事件而夭折。​

帕斯捷尔纳克热爱俄罗斯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原谅祖国的所有缺点，除了斯大林统治的暴行；即便如此，他还是把1945年视为黎明前的黑暗，他尽力用眼睛搜寻晨曦——他在《日瓦戈医生》最后几章表达了这个希望。他相信自己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分担它的希望、恐惧和梦想，表达它的声音，就像丘特切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勃洛克以不同风格所做的那样（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并不认可涅克拉索夫）。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他同我谈话，那时我们总是单独相处，光洁的桌子上没有一本书或一片纸，他一再重复说他相信他与祖国的心灵是贴近的，并且坚决而反复地否认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在这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前者。他觉得他有一些话要对俄国的领导人说，一些只有他能够说出来的极为重要的话，虽然这在我看来显得模糊不清而又前言不搭后语——他经常提到这一点。这也许是由于我缺乏理解力——但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对我说过，当他用这种先知式的语调说话时，她也听不懂他究竟要说什么。​

正是在那时，他以一种亢奋的情绪向我谈起他就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与斯大林电话交谈的事。那次著名的对话有很多不同的流传版本，并且仍在流传。我只能靠记忆来复述他1945 年给我讲述的这段往事。据说他当时正和妻子、儿子在莫斯科的公寓里，旁边没有别的人，电话铃响了起来，一个声音告诉他这是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斯大林同志想和他通话。他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恶作剧，就把电话挂了。但电话铃又响了，电话里的声音不知为何让他确信这电话是真的。斯大林问他是不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说正是他。斯大林问他，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诵一首讥讽他斯大林本人的诗歌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在他看来，他在不在场无关紧要，但能和斯大林通话，他感到十分荣幸；他说他知道这一天会到来，还说必须就一些最重要的问题面谈。斯大林接着问他曼德尔施塔姆是否称得上是一位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他们是风格很不相同的诗人；他赞赏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但感到它没有吸引力；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在他对我重述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帕斯捷尔纳克又开始了他关于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点的形而上学臆想；他想和斯大林谈的就是这个——他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我能想象他也是用这种语调与斯大林说的。斯大林再一次问他，当曼德尔施塔姆朗读那首讽刺诗时他是否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再次回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和斯大林见面，越快越好，一切都取决于此，他们必须谈谈关于生死的终极问题。“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懂得应该如何为他辩护，”斯大林说完就挂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试着打回去，但不出意料，未能接通。显然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困扰着他。他至少在另外两个场合对我重复了这个故事。很显然他也用其他形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其他来访者。他多方设法解救曼德尔施塔姆，特别是向布哈林求助，可能保护了曼德尔施塔姆一段时间——几年之后曼德尔施塔姆还是被处决了——但帕斯捷尔纳克明显感到，如果他换一种应对方式，无须讲什么理由，就能对曼德尔施塔姆更有利。只要是一个没有被自大或愚蠢蒙住眼睛的人都会这样觉得。​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他的挚友，也是他最敬佩的人。她告诉我，战争结束时她从塔什干回列宁格勒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曾访问了别列杰尔金诺。她刚到没几个小时，就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口信，说他不能来看她——他发烧了——卧病在床呢——没办法来看她。第二天又传来了相同的口信。第三天他来了，气色非常好，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她，是否读过他那本最新发表的诗集。他问的时候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于是她就机灵地回答说没有，还没有看。帕斯捷尔纳克的脸上立刻云开日出，如释重负，他们谈得很愉快。不用说，他显然为那些诗感到害臊。他似乎认为写那种“市民诗歌”是一种敷衍，没有什么比那种题材更让他反感了。​

不过，在1945年，他仍然对俄罗斯的伟大复兴抱有希望，这复兴是战争这一涤旧焕新的大风暴的结果——一场横扫一切的、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大风暴，就像十月革命那样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是一场超越我们微不足道的道德范畴的巨变。他认为，很难对这样巨大的突变作出评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反复思考，尽可能理解它们。它们超越了善与恶，接受或拒绝，怀疑或肯定。它们必须被视为一种自然力的根本变化，是地震和海啸，超越了一切道德和历史范畴。于是，那些关于背叛、清洗、对无辜者进行大屠杀的噩梦，以及紧随其后的令人恐惧的战争，对他来说都成了一种序曲；某种必然的、闻所未闻的精神胜利将随之而来。​

此后的十一年里我再没有见过他。到1956年，他与他的国家政治当局之间的疏远结束了。一提到它和它的代表人物，他总是不寒而栗。那时候，他的朋友奥尔嘉•伊万斯卡娅已经被捕，经过严刑拷打后被投入劳改营关了五年。“你们的鲍里斯，”国家安全首脑阿巴库莫夫曾问她，“你们的鲍里斯讨厌我们，不是吗？”“他们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说，“她无法否认也没有否认。”我和涅高兹还有他与和前妻所生的一个儿子一起去别列杰尔金诺。涅高兹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圣徒：他太不谙世故了——他指望当局能准许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想法显然太荒唐了——牺牲作者倒更有可能。帕斯捷尔纳克是几十年来俄国出现的最伟大的作家，因而他也会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政府摧残；这个政府是沙皇政权的继承者。不管新旧俄罗斯多么不同，在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怀疑和迫害上，二者如出一辄。涅高兹的前妻季娜伊达——如今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曾经告诉涅高兹，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在什么地方公开出版他的小说。涅高兹曾劝他打消念头，但他的话不管用。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对我提起这件事，我会不会——这很重要——不仅重要，还可能事关生死，在那时候谁敢保证呢？——我会不会说服他罢手？涅高兹是对的，帕斯捷尔纳克可能确实需要保重身体。​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家。帕斯捷尔纳克在门口等着，他让涅高兹先进屋，然后一边热烈地拥抱我，一边说，在我们分别的这十一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大多数都很可恶。他顿了顿，接着说：“你肯定有些话要对我说？”我极为不明智（简直就是不可原谅地愚蠢）地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很高兴地看到你别来无恙，最重要的是你挺过来了。对我们一些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我心里想的是过去几年斯大林对犹太人的迫害。）他的脸沉了下来，非常生气地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想什么呢？列昂尼多维奇。”“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他的声调都变了，有点吓人——“不要抵赖。我能看透你的想法，比看我自己的更清楚！”“我在想什么呢？”我又问，他的话让我越来越感到不安。“你在想——我知道你在想——我为‘他们’干了一些事。”“我希望你明白，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回答，“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也从来没有听别人这么说过，哪怕是愚蠢的玩笑。”最后他看来是相信了我，但仍显得心烦意乱。直到我让他相信，在文明世界里人们都很尊敬他，不仅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这时他才逐渐恢复常态。“至少，”他说，“我可以像海涅一样说：‘作为诗人，我也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将被人们铭记。’”​​

他把我带进书房，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的书，”他说，“都在这里了。这是我的封笔之作。请指教。”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一天我都在读《日瓦戈医生》。两三天后，当我再见他时，我问他想怎么办。他告诉我，已经把书稿交给了一个在苏联电台意大利语部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这人同时还为意共的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工作。他已经授权这家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他的小说、他的绝笔，也是他作品中最真实、最完全的（他的诗与它没法相比。虽然他认为小说里的诗是他写过的最好的诗）——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用我的语言把人心点燃”（他引用普希金著名的诗篇《先知》）。​

选摘自以赛亚·伯林《个人印象》一书中“1945年和1956年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一节，译林社2013年出版​

本书记录了19位20世纪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比如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哈伊姆•魏茨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这些人，除罗斯福外，伯林都亲自见过，对他们非常熟悉。伯林以自然天成的幽默感、睿智轻松的语言、不带恶意的勃勃兴致向讲述了他自己对这些人物的个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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