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普鲁斯特：一生的意义及追求

 

马塞尔·普鲁斯特：一生的意义及追求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年7月10日—1922年11月18日，Marcel Proust）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普鲁斯特出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自幼体质孱弱、生性敏感、富于幻想，这对他文学禀赋早熟起了促进作用。中学时开始写诗，为报纸写专栏文章。后入巴黎大学和政治科学学校钻研修辞和哲学，对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潜意识理论进行研究，尝试将其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柏格森、弗洛伊德成了他一生文艺创作的导师。1984年6月，法国《读书》杂志公布了由法国、西班牙、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王国报刊据读者评选欧洲十名“最伟大作家”，所排名次，普鲁斯特名列第六。​

一生的意义​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生富有教育意义。早在少年时代，他便开始写作。无论什么时候，他总不忘做些笔录，为将来的著作作准备，完成这部巨著正是他平生的夙愿。不幸的是，他小时候便身患痼疾。到35岁时，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了。他摒弃了社交生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追忆逝水年华》的写作。​

有人把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生分为这样两个截然对立的阶段：开始是纵情作乐的青年时期，接着便是苦行禁欲、身不离书稿的隐居时期，这样区分似乎并不恰当。就像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著有哲学名著《思想录》一样，突然在一夜之间放弃了世俗生活，流着快乐的眼泪献身于上帝。只是普鲁斯特无须改奉宗教。也许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但绝没有什么重大的精神危机作为标志。在15年的岁月中，他是逐渐地离开那长久以来给他无限欢乐的沙龙和社交往来，而不是毅然决然地一去不回。​

毫无疑问，这种隐居生活对于他是痛苦的。病魔缠身，久治不愈。他要创作，拿出自己的作品。他还来得及完成这项任务吗?他在幼小的时候，便已经尝到了出尽风头、备受宠爱的滋味。15岁时，他是施特劳斯夫人沙龙里的忠实的小侍从，总是坐在夫人身边一只硕大的长毛绒软垫上。第三共和国的一些达官显贵前来拜望女主人时，总会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宠儿。人们把他比作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短篇小说中的意大利王子。他家里的梳妆台上放满了各式请柬，一位有名的交际花曾给他寄来一本书，上面扎着一块从她衬裙上取下的绸料。他很快便学会去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他交朋友总是选择一些聪明、忠诚或高贵的人。他家产殷富，足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和心灵的激情。​

然而没多久他就明白这种快乐并没有多少价值。虽然他觉得只有在心情欢畅时，生活才有意义，但他也同样知道，一切产生于感情冲动和人际交往中的幸福都是虚幻的，转瞬即逝。社会赐给人们的殊誉和荣耀只不过具有一些相对的好处，这种好处并不能真正改变受益的人，由此而得到的满足也很肤浅。它们哪里能消除我们内心深处的失望呢?当然，只有疯子才会摒弃享乐，但是，在追寻享乐时，如果发现它并不尽善尽美，发现我们的欲望未及实现便已发生变化，发现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得不到任何永恒的东西，那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外在的生活是披在我们身上的一件外衣。我们内心不是还有一种更加真实的生活吗?而这种生活的火焰不正是艺术吗?普鲁斯特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在荒凉的世界中，艺术为他提供了通往理想之国的唯一道路，使他有希望得到几乎绝对的喜悦。​

近40岁时，他以全部身心投入了这本书的写作。他预感到死亡的临近，就抓紧最后的几年来复阅和充实手稿。只有在哮喘病发作时，他才停止工作，而疾病发作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了。​

要是他某一个晚上破例又来到社交场合，那是因为他要证实一个与他的著作有关的细节，他想知道多松维尔伯爵夫人行礼时是不是像库瓦齐埃家的人一样。他如此频繁地出入沙龙，也许只是为了更好地收集材料，他与人交往的最终目的就是写出他的作品。他说：“确实，我在书中倾注了我的思想的精华，甚至我的生命。我对它无限珍视，远胜过我迄今所做过的一切，因为那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将会看到，他的书和他的生活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各种人物、激情、感觉，从字里行间跃然而出。取之不尽的唯一宝库就是回忆，即来自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各种印象。在艺术上，这也许是人世间仅有的真实。​

书一写好，尽管尚未最后完成，普鲁斯特心里便只想着一件事：在自己去世之前将它出版。“现在必须在我自己的坟墓完工之前为它建造起一座巨大陵寝。”有一位朋友认为他太不爱惜身体，他回答说：“只要涉及我的作品，我就有一种预见，这就像一只蜜蜂操心死后的事情似的，死亡确实离我也不太遥远了。”然而，尽管他百倍努力，战争却使他没能亲眼见到他的作品全部出版。而且由于没完没了地修改润色，耽搁了后面几卷书的出版事宜。​

不过他毕竟还来得及享受荣誉，这份最崇高的荣誉：起先只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对他推崇备至，渐渐地全社会都向他表示敬意。这种荣誉越过了国界：他的小说译本在美洲问世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在讨论斯旺《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的嫉妒和德·夏尔吕先生《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人物的弱点。绚烂的朝霞照亮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去世前不久，他还责备自己对创作不够尽力。“在天堂的天平上……（垂死的贝尔戈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一位著名小说家）觉得一只秤盘上放着自己的生命，另一只秤盘上放着一角漂亮的黄色墙面（在弗美尔1632—1675,荷兰画家最美的那幅画中）。他深深感到过去他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是不谨慎的。”这是一颗无限忠于艺术的心灵的最后一丝萦念。​

追求​

他于1871年7月10日出生在巴黎，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

年仅9岁时，他便不能够继续享受阳光下的欢乐了。世界的这一部分从此对他关上了大门。有一天，和父母、朋友们从布洛涅树林散步回家，他突然感到透不过气来。他的父亲普鲁斯特教授吓坏了，生怕他不行了。这是他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这种痛苦的间发性疾病从此在他身上扎了根。露天地带、乡村、树木的气味和花卉的芳香都会使他窒息，呼吸于他成了一种惩罚。​​

他的母亲婚前叫韦伊小姐，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个天主教徒，祖籍夏特尔。有人曾经想用他的犹太血统对他身上的某些气质作出解释，但这只是些理论上的推断而已，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同是犹太人的头脑，可以产生出截然相反的思想体系，产生出完全对立的理论。比如说，斯宾诺莎的理智主义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一个种族不会只代表一种思想形式。也许，普鲁斯特在面对病痛和死亡时表现出来的惊人毅力，显得特别有个性。这不就是出现在斯旺身上的唯一地道的犹太人特征吗?普鲁斯特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形象去描绘的。​

洗礼，教理传授，首次领圣体，这一切都没有给普鲁斯特留下多少宗教痕迹：他的父母一向避免让任何信仰问题介入他们之间，因而孩子也对此漠不关心。在他的作品中，上帝是不存在的，是被遗忘了的。既没有信仰，也没有仇恨。​

他从母亲那里学到了憎恶谎言、一丝不苟、自我献身的精神，尤其是无比的善良等许多优秀品质。安德烈·贝尔热先生发现并出版了他的一本忏悔集《月记》1924年12月1日里面记着，一些朋友填写了一份相同的调查表，14岁的普鲁斯特在回答“您最喜爱什么样的座右铭”这个问题时，写道：“这个座右铭是无法概括的，因为它最简单的表达是大自然中美的、善的和伟大的东西。”对于另一个问题：“您最讨厌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那些对于美好的事物麻木不仁、对感情的温馨一窍不通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您认为什么是不幸？”回答是：“离开了妈妈。”对于母亲的无限疼爱，这个脆弱的男孩也报之以深情的眷念，而且十分珍惜这种感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的时光充满了母亲的慈爱，母亲想以温情抚慰他那不断发作的病痛。他觉得，安徒生童话中出现在孩子们梦里的上品天神，因为他母亲的慈祥而在所有的母亲中选中了她，给她那美丽洁净的前额罩上了福瑞的光环。从《在斯旺家那边》的第一章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既幸福又忧虑的气氛。在后面的几卷中，当他描写主人公对祖母的那种忧心忡忡的感情时，他想到的也是自己的母亲。​​

在这个年龄，他异常多情善感。他那热烈的感情和孱弱的身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感情的流露便是种种表达爱慕的行为，或是绝望的哭泣。“阿历克西先生，别这样哭啦!”《欢乐与时日》开头便是这样。小阿历克西不敢去看望濒死的叔叔。“他感到自己无法忍受见面时的那种痛苦。‘可是万一，他要是谈起这事（他的死）呢？’‘您就说他弄错了。’‘可我要是哭出来呢？’‘您今天早上哭得已经够多的啦，您在他家里不会再哭了。’‘我不会哭了!’阿历克西绝望地叫了起来，‘可是他会以为我不伤心，以为我不爱他……我亲爱的叔叔!’他说着又哭成了个泪人儿。”​

他有一个叔叔住在伊利耶，他每年都要和父母去那里消夏。这是一座宽敞的私人邸宅，离夏特尔不远，在博斯和佩尔什之间。可是没多久，由于健康原因，他不能去乡村度假，也不能去海边呼吸新鲜有益的空气了。因此，他很小的时候便在梅塞格利斯那一带的野树丛中发现了心爱的野蔷薇花。那是真正的野蔷薇花，至今仍然盛开如昔，近些年来，常有些美国人朝圣进香似的来到贡布雷虔诚地采撷这些花儿作为纪念。​

贡布雷并不仅仅是根据伊利耶描写的，它也汲取了住在奥特的叔外公韦伊先生的那座乡村别墅的一些特征。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中，根本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线索。作者只是从纷繁的现实生活中，从好几处地方，从许多人物身上，寻找选定的特征，以此创造出一个虚构的地点──贡布雷，一个人物──斯旺，一支小夜曲──凡特伊的小夜曲。​​

在1885年到1895年间，奥特依这个地方就像今天的圣－克鲁或者阿弗雷城之于巴黎那样。在一些漂亮的公园中，寥寥几个自愿隐退林泉的人一年到头住在那里，诸如布朗什大夫，即画家雅克－埃米尔·布朗什1861—1942，法国画家，曾为马塞尔·普鲁斯特画像的父亲，还有后来的费尔南·格雷格1873—1960：法国作家，以及因为她的狗的缘故而来这里的波多卡伯爵夫人，在她家里，加布里埃尔·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头一回来朝拜时”这样问道：“这儿真美……附近有什么值得观览的东西吗？”《波多卡伯爵夫人的沙龙》（普鲁斯特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文章）​​

哮喘病不发作的时候，马塞尔·普鲁斯特从春天起便和父母一起住到拉封丹大街的叔外公家里。屋子里的摆设不太讲究，餐厅里假地毯上的图案是戴·尼埃戴·尼埃父子均为弗拉芒著名画家的绘画。在大花园内（如今已被莫扎特大街一分为二了），小马塞尔常常采摘草莓，他邀请朋友们品尝乡村风味的点心。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位首先把缪塞介绍给他的伙伴，此人后来又成为他塑造布洛克这个人物的原型。也是在这里，他观察了犹太人的家庭，了解他们自成一体的集团是如何形成的。​​

他虽然体弱多病，但仍然进了贡多塞中学。那时候，朱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界人物正推行世俗教育改革：教师不再穿长袍，孩子们也不必背诵祈祷词了。学生们对此万分惊讶。普鲁斯特不能天天都去上课。疾病迫使他不得不经常告假，做作文时，他常常缺课。他那出类拔萃的聪明，非凡的记忆力，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知欲，使他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他因为经常缺课，所以没能获得年终奖励。他十分喜爱雅利费耶教的历史课：路易十四的宫廷令他赞叹不已，那些著名人物的生平也同样使他着迷，日后他就曾极力想在圣日耳曼区重新找到那样的人。在同学们看来，他在任何方面都远不如对博物学那样精通。这门学科对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他爱把人类跟某些稀有禽鸟、植物或水果进行比较，在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每一页都能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在簪花少女的影子下》这个书名不就很能体现出他那植物学家的爱好吗?从某种角度来说，马塞尔·普鲁斯特是一个人类博物学家，他的作品展现了形形色色的带有各自感情特征的人物典型。​​

放学后，还有星期四和星期天，小马塞尔就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有一条小道延伸在摩尔风格的夏季音乐厅（现在成了一个小型高尔夫球场）、木马、卖弹子和大麦糖的女贩以及加布里埃尔大街开阔的草坪之间，他就在这里与朋友们相会：中学同学莱昂·布朗彻维克，如今他是法兰西研究院成员，罗贝尔·德雷福斯，保罗·勒克莱尔，战争中死在香槟地区的路易·德·拉萨尔，还有24岁时不幸去世的让·德·蒂南，以及其他许多人……一般来说，他比较喜欢跟大家在一起谈天，对于游戏他并不那么感兴趣，他在游戏中总显得很笨拙。然而这帮年轻人却对他那机敏的思维惊叹不已，他善于对一般人的看法进行更深一层地分析。他能背诵许多诗句，时而和别人谈论马拉美的诗节，时而对波德莱尔的诗加以评论，他曾这样说过：“他对中世纪武功歌的价值有着精确的理解，这跟博絮埃雅－贝·博絮埃,1627—1704，法国作家、演说家一样美妙。”勒孔特·德·利尔1818—1894，法国诗人的作品使他无比兴奋，他满怀深情地对伙伴们谈起科波菲尔，谈起多拉之死以及那条小狗的死。​​

当时戏剧正盛极一时，我们今天对此是很难理解的。在莫里斯的巨大石柱上，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上面写着演员的姓名：萨拉·伯恩哈特、穆奈·絮利、戈·德洛内，在拉·贝尔玛（《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一位女演员，萨拉等四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演）的天才中能够看到他们的影子。法兰西喜剧院就像一座神圣的庙宇，奥吉埃基·维·艾·奥吉埃,1820—1889，法国剧作家和小仲马的剧本到处上演。阿尔蒂尔·梅耶在《高卢人报》上开辟了连载专栏，萨尔塞弗·萨尔塞1827—1899，法国戏剧评论家统治着《时报》的论坛。这些通俗喜剧使年轻的普鲁斯特欣喜若狂，陶醉在一股激情之中。​​

香榭丽舍大街的这群人中也有一些小姑娘，其中有几个很得普鲁斯特的欢心。为了她们，他放弃了热情洋溢的聊天，忘却了小说、诗歌。他必须向她们坦露心灵的激动，倾诉奔腾活跃的思想。他已经感到了奉献与自我牺牲的需要，第一次感到自己那颗充满爱情的心的搏动。他恳求“吉尔贝特”吉尔贝特是《追忆逝水年华》中的一个人物，斯旺和奥黛特·德·克雷西的女儿，后成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他根据这些姑娘创作出来的人物）与他结下新的、纯洁的、深厚的友谊，这大约是从离当时最近的那个1月1日开始的。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你为爱情贡献了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自己，爱情可以给你几分钟的欢乐，这也许就是生活中的些微乐趣吧，可是你却得为此久久地尝尽痛苦滋味。​​

1889年是法国实行志愿兵役制的最后一年，中学毕业会考一结束，普鲁斯特便报名入伍了，那年他18岁，被分配在步兵第76团。他的身体一向不好，因而免除了繁重的勤务杂役，也不用参加长途行军，奥尔良驻军的指挥官阿韦尔上校对他极其照顾。年轻人一心想深入了解他刚刚踏入的这个崭新世界。他生性严谨，从来不会只从表面上考虑问题，现在他对战略问题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在《盖尔芒特家那边》一书中，当主人公与朋友圣卢一起讨论在许多伟大将领的历史中出现的战术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见解。​​

退伍后，他便面临着选择一个固定职业的问题。他感到自己完全被文学迷住了，以前他曾经写过一些散文、诗歌（普鲁斯特曾出版过小册子《画家的肖像》）。15岁时，他写过一段文字，已经颇具他后来创作中的那种特殊风格，他分析了马丹维尔城的三座钟楼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这段文字被他原封不动地搬入《在斯旺家那边》和《仿作与杂记》。他明确地感到自己头脑中已经孕育着一部作品，当然他还不清楚其形式与计划。然而他知道，这部作品主要将出自为了寻觅最珍贵的印象而在意识中进行的探索旅行。孩提时期，他常在梅塞格利斯那一带散步，有一天风雨过后，眼前出现的景色使他惊呆了。“那时，我瞧见水面上和墙壁上带着美丽的微笑，和天空的微笑遥相呼应，我挥舞着收拢的雨伞，兴奋地大声嚷着：‘嗨，嗨，嗨!……’然而，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不仅仅限于这几个模糊不清的字眼，而是要努力在心醉神迷之中看得更为清晰一些。”寻觅最朦胧的感觉并将其置于智慧的屏幕之上，理解内心深处最隐蔽的东西，他把这种理智和感情的活动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每当他没有及时捕捉住自己的某种情感，以便对它加以分析，由此将它扩张开去，赋予诗意的再创造，而他又意识到这种情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便会责备自己的这种懒惰，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宽恕的严重过失。这种灵感和诚惶诚恐的心理状态使他认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作家。​

在资产者阶层的社会圈子里，人们一般不认为艺术也是一项职业。因而，马塞尔·普鲁斯特得不到父亲的理解。阿德里安·普鲁斯特教授兼任好几所医院的大夫，在事业上可以说达到了顶点。他身材高大，蓄着一部花白胡须，身穿黑色外衣，仪表令人敬畏。进入政府部门之后，他很快便成为法国公共卫生监察官。是他创立了鼠疫和霍乱的“防疫线”，这个名词也是他发明的。也是他，第一个在医学院开设了卫生学课程。他在当时便已论及如何同结核病进行斗争。他不停地挥舞着的夹鼻眼镜仿佛象征着他那极为忙碌的生活，他十分活跃，是个闲不住的人，几乎总是在外面忙他的事务。​

大家会联想到马塞尔·普鲁斯特后来的生活，那是完全与卫生学相左的，房间的窗户从不打开，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对医生十分憎恶。这种对比具有讽刺意味，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之间的疏远。马塞尔·普鲁斯特写道：“这些品质和爱好正与我们父母相似，他们为了表现和显示自己而同新人们进行着斗争，这就是家庭对立的令人怜悯的悲剧性。”儿子和他父亲所共同具有的品质正是责任感、事业心，以及需要付出持久而无私的努力的远大抱负。然而普鲁斯特教授喜欢实际行动，他不认为纯粹的脑力活动也算一项工作。​

儿子作出了让步。他没有像父亲原来所希望的那样进入外交界：他那孱弱的身体便是个好理由。他进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和政治学院。有一段时间，他还想到审计学院工作，这“第二职业”或许能让他取得相对的精神自由。他踟蹰不定，他在一封信中问他的朋友罗贝尔·德·比叶：“法官这职位不是太失人心了吗?既然我生来不能当律师，不能做医生，也不能当教士，那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想请人给自己买一个公证人的差使，他进了一家诉讼代理人事务所，一个月后便离开了。在最后下定决心之前，他的各门考试给了他进行选择的时间，许多犹豫彷徨的青年都是这样的。​

可是，那些课程实在令他感到乏味。他喜欢的不是法律，而是哲学。他在贡多塞中学念书时，有一位叫达尔吕的修辞学老师，教课十分清晰明了，使他对大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布特鲁1845—1921，法国哲学家、拉舍利埃1832—1918，法国哲学家、拉韦松1813—1900，法国哲学家等人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使他逐渐对柏格森有所了解。他可能是在巴黎大学认识这位对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家的。柏格森当时刚发表了论文《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不久，他娶了纳比尔热小姐，因而成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亲戚。私人关系使这位著名的形而上学学者对这位小说家的影响愈益加深。下列一些观点对普鲁斯特的作品和思想起着主导作用：时间的流逝；在有限的生命中个性的永恒发展；潜意识有着绝对丰富的内涵，我们只能凭直觉、回忆或无意识的联想去重新获得，然而只有借助智慧才可能表达出来；单靠智慧是无法理解生命的，只有艺术才能抓住世界的真谛，它使我们能够找回生命的本质。所有这些观点都受到柏格森的启发。普鲁斯特就好像以自身去经历、感受和体验柏格森的全部心理学。​

尽管必须选择职业和应付考试，他还是日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着另一个人，一个亟待发挥的艺术家。差不多正是这个时期，他在文学界初露头角。费尔南·迪瓦尔在他的《文学战略》中写道：“如果你想轻而易举地步入文学生涯，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创办一份杂志。这再容易不过了……只要纠合几个伙伴……每人按月交一笔钱。等到这笔钱收不回来时，杂志便寿终正寝了。”​

《欢宴》杂志在施特劳斯夫人的客厅里诞生了，创办人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几个朋友：费尔南·格雷格、罗贝尔·德雷福斯、达尼埃尔·阿莱维1872—1962，法国评论家、罗贝尔·德·弗莱尔1872—1927，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集资份额每月10法郎。鉴于合作者们的预算问题，他们不得不大幅度减少第二期的印数，以致如今很难找到这份杂志了。杂志办得相当成功。现在担任国民议会中社会主义派主席的莱昂·布吕姆1872—1950，法国政治家以“月亮”为题写了美妙的四行诗，也刊登在了上面。《欢宴》的大部分作者如今都成了著名人物。有多少“年轻人”的杂志能使那么多的人脱颖而出呢?​

纵观《欢宴》所登载的文章，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对于时事的关注。差不多所有的文章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津津有味。达尼埃尔·阿莱维翻译过易卜生青年时期创作的一部戏剧中的一场戏；费尔南·格雷格在为《童年的屋子》的出版进行宣传时，写了一篇研究尼采的论文，而当时的尼采还几乎不为人知呢。还有许多文章专门研究叔本华、罗塞蒂但·加·罗塞蒂，1828—1882，英国诗人、画家、史文朋阿·查·史文朋，1837—1909，英国诗人等人。普鲁斯特当时喜欢用过分华丽的文体，他常常勾勒出一些社交界的妇女和交际花的形象，描绘一些小小的图景，出水景致、海洋风光，间或写一些关于新出版的书籍的文章，我们今天称之为“书评”。对某些书他是极力赞扬的，充满了溢美之词，但一般来说，这些文章还是以讽刺居多。无论何时，他总是以道德家和评判者的面目出现。​

这群年轻人的特别之处正是这种对于政治、社会、历史、知识诸方面的兴趣。他们武断，但却毫不在乎，这是因为他们推崇哲学家，因而具有普遍的或者令人烦恼的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代人在后来的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激动情绪。他们无意自成流派，对作为一种运动的象征主义无动于衷，对《白色评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也是如此，对老一辈则表现出十分尊重的态度，他们并不想反对巴那斯派诗人，也不想攻击老雨果。他们不声不响地作着努力，想创作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这是个人主义气质的无声宣言，其中也不乏高尚的意义，然而很难达到目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马上引起公众的注意。​

和他的朋友们相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可算最不懂得文学策略的了。他在初入文坛时所持的态度使他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都受到妨碍，这是他与出版商打交道时遇到的困难之一，也是他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创办了一份杂志，这是成名的“第一步”，但他却不会利用这个优势在“同行”面前树立威望，也不会运用费尔南·迪瓦尔先生的那些聪明的箴言，在出版一本书之前，先使自己名声四播。​​

他太真心实意了，甚至将自己置身于尴尬的境地也不在乎：《白色评论》是象征主义的堡垒，撰稿人有亨利·德·雷尼埃1864—1936，法国作家、诗人、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诗人、居斯塔夫·卡恩1859—1936，法国作家以及马拉美，他曾给这家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晦涩”的文章，此文是这样开头的：“你们属于新流派吗?任何一位不从事文学工作的50岁的先生会向搞文学的20岁的青年学生这样发问。而我呢，我承认自己不明白，需要有人给予指点。如今的人才是空前泛滥，几乎人人都才华横溢。”​​

也许，马塞尔·普鲁斯特一直坚持这个看法，后来他也常常提到这一点，任何一部有价值的文艺作品都会以其新颖性使公众感到惊诧，唯有时间才能使其得到理解。“今日的非难之词明日便成为偏见。”在一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关于文章风格的几点看法：“每个字眼……在我们的想象中引起的联想力量至少与其精确字义的力量同样强大。”然而，他对晦涩文体的抨击，使人认为他是反对象征主义的（这是个错误的印象），其实他十分喜爱弗朗西斯·雅姆1868—1938，法国作家、诗人的诗歌，他可能像个“落伍者”，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从社会往来上看，他与各个派别的大多数著名作家都有联系，而在文学上却是独往独来。他的才华引起了误解，他被看成一个业余的、不入流的、反动的作者。当他后来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一系列评论沙龙的文章时，他在文学上与众人的关系便空前地疏远了。20年后，一群群先进分子纷纷聚集到这位40岁的作家跟前，可见他的作品的青春活力该是多么旺盛啊!早在1896年，吕西安·姆尔费便说他是个“社交迷”。在普鲁斯特的文章发表之前，他就读到了，并且紧跟着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辩驳文章，题为“赞明晰”。文章写得很有勇气，充满了热情，他力图证明自己是站在年轻人一边反对沙龙的。普鲁斯特后来进行了反击。​​

也是在1896年，他出版了两本书。穆内斯特雷尔出版社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画家的肖像》，并附有雷纳尔多·阿恩1875—1947，法国作曲家的四首钢琴曲。几个月后，他又在卡尔曼－莱维出版社出版了《欢乐与时日》，附有“在海外如同在巴黎一样著名的”玛德莱娜·勒梅尔画的插图。阿纳托尔·法朗士为此书写了序言。这本书收集了在《欢宴》和《白色评论》上发表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写”、“研究”、“速写”、“故事”等等，另外还补充了一些未发表过的文章，由于这种情况，此书未能消除人们心目中马塞尔·普鲁斯特是个沽名钓誉的业余作者的看法。​​

莱昂·布吕姆凭直觉给他作过极为正确的评价，他写道：“我急切地等待着他的下一本书问世……他的文章风格显示出才华，这本过分花哨艳丽的书中包含的思想能够表达自如，这就是他的贡献，我们不应轻易弃之。”《欢乐与时日》一书的风格，有时的确令人赞叹，但有时又流于矫饰。过于抽象的词汇，太纯粹的形容语，以及象征意义过强的形象，这一切都和《追忆逝水年华》的卓绝形式成了对照。毋庸置疑，《欢乐与时日》对我们是无比珍贵的，它可以让我们追溯到作者的青年时期，看到他呈献给我们的盛开的花朵在含苞欲放时的模样。然而，这本书与后来那本书之间的差距毕竟是相当大的。普鲁斯特花了将近20年时间才获得这种前所未闻的敏锐的观察力、深邃的思想以及大胆的描写技巧，照王尔德的说法，这种大胆使最无畏的人都吓得倒退三步。​

马塞尔·普鲁斯特并不因为出版了《欢乐与时日》而感到满足。他深深地卷入了社交生活，极想在他的艺术中也注入彬彬有礼的语调，以及和蔼可亲、优雅殷勤的风度，这一切他本想只是用来装饰外表的。那时他尚未退居斗室。要放弃“欢乐”，他还需要经过许多“时日”。​

以后他渐渐明白，自己的哮喘病是无法治愈的了。20岁时，他很相信那些还没试过的药物。当他听说有一位新医生，便写信给朋友们了解情况：“我可能（我相信我会做到）在今年秋天作一次杜布瓦瑞士精神病科医生。──原注式的疗养。然后，像人们说的那样，如果我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希望能常来看你，而又不至于妨碍你。”可是他一直都没能下决心动身。当他写道“我可能（或者说我相信我能做到）……”实际上他在想：我相信我不会这样做。不久，他便不再抱有痊愈的希望了，除非遇到什么秘方，或者时来运转，再不就是出现奇迹。​​

他已经感到了生命的短暂。年轻人有时会想到自杀，但很少会想到即将降临的死亡。普鲁斯特则相反，他对生命充满了热情，但又被死亡的念头所缠绕。22岁那年，他有两个朋友去世了，两个可爱的青年，一个叫埃德加·奥贝尔，是瑞士人，另一个叫威利·然·希兹，英国人，《欢乐与时日》便是为了纪念奥贝尔而题赠给他的。他在写给罗贝尔·德·比叶的信中谈到奥贝尔：“我想他一定认为生命还长得很，觉得生命充满了希望，因而他的死就更加令人痛心了。”每当普鲁斯特想起此事，便黯然神伤。他听见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的遥远的”声音在召唤他的作家的义务，他痛切地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如此短暂、如此珍贵的时间。在给威利·希兹的题词中，他写道：“如果说死亡可能解脱我们对于生命的义务，它却不能解脱我们对自己所负有的义务，其中头一件便是应当生活得有价值，无愧于此生。”​

于是，他打算为了文学而放弃一切正常的生活。这是他为这部在心中孕育已久的作品所作的第一个牺牲。要不是病痛的限制，他真想拿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实际行动!​

母亲的慈爱为这个决定提供了便利条件。到了通常年轻人应当离开家庭的年龄，普鲁斯特仍然住在童年时居住的房间里，也就是他出生的那套公寓顶里面的一间，位于玛德莱娜附近的马勒塞尔伯大街上。在《盖尔芒特家那边》一书中，他也提到这第二层楼上的布局，位于一个挺大的内院里端，大部分窗户都朝着另一条街（绪雷斯纳街）。他和父母的关系十分融洽，一直到他们去世都和他们住在一起。​​

他退出了社交生活，再加上他喜欢在夜间开动脑筋，他还认为哮喘病在夜间发作的次数会少一些，因此，他把白天的一部分时间用来睡觉。萧伯纳说，生命属于早起的人。然而普鲁斯特却与这个论断相反。他起床很迟，总是独自吃早饭，因为家里人早已吃过了。他的母亲总是坐在他身边，慈爱地望着他吃饭。普鲁斯特太太是个温和的女人，长着乌黑的头发，两只大大的黄眼睛，和善、明亮、亲切。这一双令人赞叹的眼睛完全关注在儿子身上。她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对他的任性和懒散的习惯毫不介意。吃完早饭，喝咖啡的时候，他往往还没穿好衣服。他要花很长时间系鞋扣，临到开门出去时才能全部扣好。在这中间，他会写上几封信，又跑去找被忘掉的袖口上或者衬衣硬胸上的纽扣。他父亲出门很早，难得见到儿子。到了早上佣人们上街采买的时候，马塞尔仍然高卧未起，谁也不会进屋去催他起床。母亲是保护儿子的。就这样，他使外部世界和社会都服从于自己的习惯。但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他别无所求，只是在最大的范围内寻求自己的乐趣。这种无拘无束的放纵掩盖了初露端倪的自我约束。​

1903年父亲去世之后，普鲁斯特继承了财产，经济来源有了保障，他便考虑以全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也放弃了酷爱的长途旅行。他过去对此真是梦寐以求呵!这是他牺牲的又一项“对于生活的义务”。除了在日内瓦和比利时待过几天外，他唯一的一次去国外旅行就是同他母亲和雷纳尔多·阿恩一块在威尼斯的短暂逗留。在他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热切的希望，激动的情绪，多次准备动身而又未能成行，一阵兴高采烈，接踵而来的则是这座令许许多多的作家热爱和痛苦的城市在他心里引起的习惯性失望。1900年以后，除了去特鲁维尔或加镇度夏之外，他不再离开巴黎了。几年中他偶尔还去看看大教堂和喜爱的古建筑。友人们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他拉到桑利或亚眠去游玩。这种旅行可不简单：由于担心一大早来不及准备，他夜里只好不睡觉。为了防止哮喘病发作，他在出门前还要做烟熏疗法。然而他却能胜任骤然而不太长久的剧烈运动，这表明他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一次到库西城堡游玩，他不顾疲劳，在好友贝特朗·德·费内隆的搀扶下，一直登上了大塔楼的平台顶，朋友“为了鼓励他，低声唱着《耶稣受难日的奇迹》。这天真的是耶稣受难日，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开满了鲜花的果树”乔治·德·洛里：《斯旺之前的几个年头》，《新法兰西杂志》1923年1月1日。──原注。​

这是普鲁斯特的最后几次出门旅行，但他的旅行与其说是为了消遣，还不如说是为了研究。哪怕是小小的一次出门，也会给他带来痛苦，但他却甘愿忍受，为的就是进一步了解他打算描写的教堂。他当时决定翻译和注释罗斯金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和社会学家，《芝麻与百合》（1865）和《亚眠的圣经》（1880—1885）都是他的作品。普鲁斯特曾译过他的几本美学著作。的作品，这个“强有力的大脑”使他着迷。他为找到这样一个工作而十分得意，这个工作给他带来他所希望的约束，而又不像自己创作那样需要花费全部身心的巨大努力。1900年，他在《法兰西水星》杂志上发表了《罗斯金在亚眠圣母院》。他翻译的《亚眠的圣经》到1904年才出版，而《芝麻与百合》则在1906年出版，这两本书都有一篇可以独立成章的序言。他对英文并不精通，翻译时离不开词典。整整6年的时间，他都在埋头钻研罗斯金。这项浩繁的任务治好了他的懒惰。他对一位友人承认道：“罗斯金有点让我中毒了，还有考古学。”​

最后，他还需要作出一个牺牲：放弃社交生活，这却是他深深眷念着的。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完全隐居到奥斯曼林荫大道他那间有名的软木房间里。难以忍受的隔绝。“我不能孤零零地生活。”在《欢乐与时日》中多米尼克这样呼喊。一个陌生人回答他说：“你很快就会杀死我，然而这却应当归功于我……我是你的灵魂，我就是你自己。”普鲁斯特还可以再加上一句：“我是你心里的作品。”归根到底，最后是作品战胜了。通过他一向渴慕的欢乐，在他憎恶的痛苦──但这却是通向最大快乐的唯一途径──中，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为了弄懂这个至高无上的牺牲的意义，我们下面将看一看普鲁斯特同他无限痛苦地离开的社交界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

选自：《普鲁斯特传》［法］莱昂·皮埃尔－甘 著  蒋一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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