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创作始末

2014-06-22 09:21 来源：www.xuemo.cn 作者：丁继松浏览：54893511次

内容提要：“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罗国士对过去的事，对《红灯记》受到的推崇显得很淡定。

《红灯记》创作始末

文\丁继松

《红灯记》的前身是电影《自有后来人》，它的上映和演出至今已五十年了。半个世纪以来，《红灯记》的故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但随之而来的也出现了一些误传与牵强附会的“考证”。本文根据作者之一的罗国士的叙述，将《自有后来人》创作缘起及过程详述于后。

“文革”期间《红灯记》尽管被江青等人窃取篡改，但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仍不失占有重要地位。

《红灯记》缘起与创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是黑龙江垦区军旅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从部队刚转业来北大荒的少尉军官罗国士初到荒原。尝到了冰封大地风雪严寒的滋味。他没有被严酷的自然条件征服，而是对这片荒原的土地有了新的认识。他决心贴近这片土地，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罗国士被安排在当时铁道兵农垦局八五0农场。这个农场是铁道兵转业官兵所建，职工大都是铁道兵的老兵。地点在兴凯湖边的密山。

罗国士先在连队当了一阵子“农工”后来调到场部宣传科搞新闻报道。这期间他酝酿着写一部小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又名《吾土吾民》。这是一篇气势恢宏的大中篇，它包涵了19世纪帝俄对黑龙江侵占，割占江东六十四屯和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世纪对东北的侵略以及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的史实。

1961年罗国士调到八五农场子弟校宝东中学任教。宝东中学原是虎林县一所中学，以后划归了农场。早在罗国士去前这所中学已经安排两名从北京下放来的教授和著名的电影剧作家电影《渡江侦察记》、《海魂》的作者沈默君。沈默君原是解放军总政创作室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北大荒。

罗国士在宝东中学很快就结识了沈默君，两人都是搞文学的。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俩很快形成一个共识，将罗国士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改编成电影剧本。罗国士在教学之余收集到当地群众流传日寇占领期间铁路工人对敌斗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对抗日夫妻被日寇抓去后，其儿子在乡亲关怀下逐渐成长为坚强的抗日战士。这个事迹经过罗国士筛选、加工、结构成一门三代非亲非故无血缘关系在抗日的主题下与日寇进行斗争，形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此间，沈默君被调往长春电影制片厂抓编剧去了。沈到“长影”不久，就想到了罗国士手里的小说。他对罗国士说：“可以拿来试试拍电影”。

这是喜讯，罗国士立即请假来到“长影”住进招待所。

“长影”经过研究决定让著名导演苏里负责他们的电影脚本写作。

罗国士与沈默君昼夜兼行地将电影脚本的初稿写出来了。

苏里认真地看了看他们写出的初稿后说：“这怎么能拍电影呢？乱糟糟的。要变成能拍电影的本子。要改！”

罗国士、沈默君按照苏里的思路苦苦思索……

在加工修改的过程中，他俩感到人物、故事都有了但人和事“没有捏到一起”。松散、缺乏贯穿全剧的主线。

修改出现了“卡壳”。

罗国士有清晨散步的习惯。一天，清晨曙色微明，罗国士穿好衣服便到火车站附近散步。走到铁道道轨旁时，只见远处迷蒙的烟雾中铁道上空的信号灯闪着红光。这盏红灯立即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何不用红灯作为一条主线将人物穿起来，既有铁路的职业特点又有红色的革命内涵。他想到这里转身回到住所，将正在睡梦中的沈默君唤醒，讲述了自己的创作设想，沈默君连声叫好。

初稿完成后苏里说：“再提炼一遍吧。”

沈默君善于编故事，熟悉“戏路子”。罗国士的初稿出来后他便在稿纸的边上注上该用的电影“蒙太奇”，写得很具体、详细，使整个本子处于完整状态。

经过苏里的终审终于通过。剧名最初叫《三代人》。原来“长影”定的是苏里执导，后来苏里有了新任务，便由于彦夫担任导演。

“长影”那时有一个剧团，首先试验性地排演了此剧。

1962年《电影文学》第九期刊登了这个剧的电影文学剧本，剧名改为《自有后来人》署名为“沈默君、罗静”。罗静是罗国士自己拟的笔名。

不久，哈尔滨市京剧院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成京剧，由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演铁梅。当时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的领导都观看了演出并提出了意见。省委书记欧阳钦建议在“自有后来人”剧名前面加“革命”二字。后来京剧就定名为《革命自有后来人》。

1963年由“长影”摄制的电影《自有后来人》完成上映。作者署名为“迟雨、罗静”。“迟雨”是沈默君的笔名。

1965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刊登了翁偶虹、阿甲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自有后来人》的剧本变成了《红灯记》。

再后来“文革”开始，《红灯记》烙上“江氏”印记，大红大紫一番，但作者的名字却不见了，代之的是“集体创作”。如今40岁以下的人大都不知道《红灯记》脱胎于《自有后来人》，更不知作者姓甚名谁。

剧作者罗国士、沈默君

这里，再回顾一下罗国士、沈默君两位作者的情况及某些恩恩怨怨。

沈默君前面已经提到他是电影《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者。是安徽寿县人，1944年就参加了新四军，一直在“三野”从事文艺工作。曾经当过团文工队队长、师宣传队队长等职。全国解放后调总政文化部创作组任创作员。沈默君的电影代表作《渡江侦察记》获1952年全国优秀电影一等奖。1957年在“反右”的风暴中不幸打成“右派”，成为“军旅文化流人”，发配至八五0农场，在虎林县宝东中学教语文。

罗国士我很熟悉，我们都是1958年从军队转业的“十万分之一”。他原是在朝鲜志愿军美军战俘营当英语翻译，湖南人，出生于教授之家。朝鲜停战后被安排在64军军械预备学校。后来这所学校改成了速成中学驻在佳木斯市。1958年春这个速成中学师生全部转业北大荒八五0农场。罗国士具有文学天赋，到农场后被安排在场部宣传科，不久就当了当时《农垦报》驻场记者。期间他写了大量的有关农垦战线大跃进的新闻报道。1961年，八五0农场接收了原虎林县宝东中学，成为农场子弟学校，要充实师资力量，将罗国士调至该中学任教。

此后，他与沈默君共同创作了《自有后来人》。

“文革”开始后，在混乱的状态中，他先被批斗，后被关进虎林县监狱。“四人帮”垮台后他被平反出狱，安排在黑龙江东部桦南县林业局纸浆厂。在那里他没有具体工作，只是挂个名领工资，这就为他创造了创作条件。1978年他与《鹤岗日报》编辑刘迪华合作写出了历史长篇小说《黑水魂》，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的素材仍然取之于《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罗国士从逆境中迎来了文艺的春天。

沈默君平反后未回原单位总政创作室，被安排至安徽合肥市省群众艺术馆，仍然从事创作。

改革开放以来，罗国士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不长时间他通过当时安徽省委副书记顾卓新又调至安徽省作家协会。

《红灯记》的两名作者从北大荒走出来，殊途同归，竟然走进了同一个城市。

然而，罗国士与沈默君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但彼此之间从未来往，连电话也未打过。罗国士对我说：“有一次在市场上我看到了沈默君，但擦肩而过都未打招呼。”

这已经使人隐隐地感到他俩在患难中筑起的友谊之墙已经出现了裂痕。出现裂痕的主要原因大致上可以这么说，在《红灯记》的创作中谁主谁次，谁轻谁重？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说了创作的全过程。两人共同创作应该说两人都呕心沥血，都投入了角色，不应纠缠在主次、轻重这些事上。

然而后来这两位原作者一直没有交往，直至沈默君谢世。

2012年秋，我去安徽合肥，特地到安徽省作协寻访罗国士。原作协秘书长温跃渊介绍了罗国士近年来的情况，原来他早已离开合肥去了广东，具体什么地方他说不清楚。

直到2013年10月我从一个朋友处才知道罗国士是从合肥调到广州一个区的文化局搞创作。退休后在深圳他女儿处安度晚年。

我和罗国士通了电话，他还是一口带着湖南味的普通话，他说：“我还在写，还在接受访问……”

他说去年黑龙江农垦八五0农场武装部一位姓齐的同志还来找过他，了解《红灯记》创作情况。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罗国士对过去的事，对《红灯记》受到的推崇显得很淡定。

罗国士在电话里深情地说：“我没有忘记北大荒这块土地，《红灯记》是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

他说，明年（2014年）他要回八五0农场，看看黑龙江农垦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

走出“考证”、“推理”的误区

《红灯记》在全国大红大紫时，好评如潮。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推理、考证式的传闻，而且越传越离奇。

首先，在《红灯记》故事发生地。罗国士多次指出：“故事就是发生在东北某地的铁路上”。“某地”就是某地。然而有些人非要考证出一个具体地点，那就是黑龙江西部的北安、龙镇、黑河一带。根据是《自有后来人》电影文学剧本“第三景”中有这样一句话：“灯光下的龙潭车站，到站的列车把旅客撒满了站台”。在京剧《红灯记》中也有这样两句唱词：“手提红灯四下看，北满派人到龙潭”。于是有人想寻找这个“龙潭”车站。然而在黑龙江全省的铁路分布图上找不到“龙潭”这个车站。考证者们忽然想到北安到黑河的铁路线上有个龙镇车站，便认定“龙镇”就是“龙潭”的原型。如此判断《红灯记》的故事就发生在北安与黑河一带。

这一“判断”使五大连池市的龙镇小镇一带的旅游业大为兴旺，因为在龙镇站上挂出了醒目的标牌：“《红灯记》故事发生地”。于是每到夏日旅客纷至，财源滚滚。

密山市也不甘落后，标榜出他们那里才是《红灯记》故事发生地。根据是《红灯记》中有一“跳车人”这“跳车人”经查证是当时中共北满省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交通员。此人有名有姓且生活在密山。而且密山又是交通线上的一个联络站。

听说还有的地方为了开发旅游资源，也在尽量将《红灯记》的故事拉过去，以便打造名牌。

我曾亲自询问罗国士，这龙潭车站到底是怎么来的？他肯定地说：“我是随便想的。有句成语‘虎穴龙潭’。北安我都没去过。”

关于“跳车人”罗国士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满洲省委和共产国际，也不知道有交通员的事，有的人想象太丰富了。”

又有人考证出来：既然认定《红灯记》故事发生在北安一带，伪满时北安的监狱是当时最大的监狱，说李奶奶与李玉和就牺牲在这座监狱里。

就此事我也问了罗国士，罗说：“我不知道日伪时期北安有这样的监狱，当然我也就不能想到这一点判断是后人加的，与作者无关。

《自有后来人》电影上映后，罗国士与沈默君已没有联系了。罗国士说：“我们仍然是朋友”。

2010年10月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红灯记产生在北大荒》的文章。密山市一位搞史料的同志见报后来电话，给我提供一个令我吃惊的资料：沈默君与罗国士为著作权问题曾在密山法院打过官司，对簿公堂。还请了当时农垦局局长王景坤前来作证。

在吃惊之余我沉思这绝不可能。但当时我还未与罗国士联系上，无法求证。2013年我与罗国士有了接触后我问及此事，罗哭笑不得，慨叹不止：“哪有这事啊，荒唐！”

以上说的这一系列的推理、猜测、考证、牵强附会以及“对号入座”式的人物追索等等，弄得《红灯记》扑朔迷离，云遮雾罩。

《红灯记》诞生已半个世纪，两位作者沈默君已辞世多年，罗国士也至耄耋之年，疾病缠身，如果再不将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予以澄清，将遗憾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