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富如何隐藏财产？

 

大陆新富如何隐藏财产？

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租税天堂是经常被谈论的话题。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垮台引发全球长达一个月的金融恐慌，而该公司的注册地美国特拉华州，从19世纪末期开始，就一直是美国境内的租税天堂。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紧接着爆发了马多夫欺诈案，一场由华尔街知名金融界人士伯纳德马多夫一手策划、金额高达500亿美元的旁氏骗局。很快，马多夫案与租税天堂之间的关联系也曝光了：200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刊出了大幅标题：马多夫聚光灯照向境外资金的角色。​ ​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一书，集结了三位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围绕“租税天堂”进行了详实论述。三位联合作者中，罗内·帕兰是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其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离岸经济活动对国家主权的影响；理查德·墨菲，英国租税研究公司CEO，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政治人物经常咨询的知名租税和会计顾问；克里斯蒂安·肖瓦尼奥则是法语月刊《经济选择》副总编、《政治经济》主编。​

　　租税天堂加速金融危机​

“在本书中，我们并未指称租税天堂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过我们确实认为，租税天堂是金融危机加速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也认为，监管租税天堂是未来任何一项稳定金融市场计划中的关键要务。”​

尽管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但在书中，针对租税天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离岸金融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影响，三位作者还是联手作出了规范的学术研究。在任何时候，他们都避免作出简单的结论。凭借此点，该书被认为有效区别于其主要竞争对手尼古拉斯·萨克斯森的《金银岛》—尽管《金银岛》受到的社会关注更为广泛。​

对离岸金融中心以及租税天堂问题的有效理解，一直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租税天堂对全球资本的影响很难给出量化统计结果，这必然导致该书给出的结果显得有些粗糙。但是，在其《租税天堂的动态统计资料》一章，一些有效的数字结论还是颇为吸引眼球。​

三位研究者援引国际货币基金在1994年发表的报告称，全球跨国融资金额中，有超过一半是通过境外国际货币地区进行的。而另一组惊人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的外人直接投资（或是近乎直接投资）总额中，有约30%系经由租税天堂投资。而根据中国商务部2007年发布的前五个月的资料显示，这段时期投资中国创新事业的所有资金中，86%来自于十个国家和地区，依序是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开曼群岛、萨摩亚、中国台湾和毛里求斯。此外，研究者还对“通过租税天堂逃避的税款有多少”作了曲线估计。针对富人，研究者还对他们个人寄放在境外地点的财富价值作了比较。​

另一大难题是：有关“租税天堂”的定义本身，长久模糊、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了统计结果。本书为“租税天堂”提出了三个非常简洁的定义要素：针对非居民的低税收或者无税收、有效的保密条文以及轻松灵活的公司注册制度。​

　　转移定价，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

针对发展中国家问题，三位研究者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个人和企业使用复杂高明的逃避赋税伎俩，而是资本外逃至发达国家”。他们援引国际资本外逃议题专家贝克雷蒙德的数据称，从发展中国家非法外逃的资本量非常可观。有关跨国非法资金流量的最新估计，是每年一万亿至一点六万亿美元，贝克认为，这些资金中有一半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流出，流入了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而经济学家卡尔·戴夫和迪芬·卡莱史密斯的研究数据则显示，2002年到2006年期间，从发展中国家非法外流的资金量平均每年增长18.8%。​

三位研究者称，跨国非法资金转移可分三种方式：使用欺骗的转移定价方法，毒品交易、诈骗勒索、走私等犯罪活动所得和恐怖分子资金转移，以及政府官员受贿和侵吞所得。不过他们同时指出，贪腐所得的非法移出往往最受媒体和公众注意，但实际这部分所占比例最小，而无论是避税还是资本外逃，占大部分的实际为“转移定价”。​

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转移定价”。某商品从甲国出口至租税天堂时，高价低报，再从租税天堂以全价转收他地，这中间赚得的差价便是从甲国外逃的资本；进口至甲国时，低价高报，多付的价格便是从甲国外逃的资本。通常情况下，上述两种方式都可以通过设立在租税天堂的子公司操作，并进入其境外银行账户。​

避税方面，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广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过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河北某公司和某国M集团（境外）于1990年末共同投资创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A公司，注册资本2.5亿元，投资总额3亿元，主要从事汽车及相关零配件的生产及销售。近年来，A公司的年报数据一直处于低盈利状态。河北国税局和石家庄国税局调查发现，A公司在从关联方（M集团）进口原材料和向关联方出口产品两方面，存在“转让定价”行为：通过高价从M集团进口原材料， 加工产品后，低价出口给M集团。“一高一低”，降低了A公司的利润，也使相应的税收减少了。通过高买低卖的方式，把利润做给离岸公司，把亏损留给国内公司，从而避免了国内的增值税等。2008年12月，A公司向税务机关补交应纳税额4375万元。​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一书中，还具体以中国为例，说明了何为“迂回投资”，即从发展中国家外逃的资本中，有一部分伪装成外资直接投资回流本国。研究者称，“以中国为例，外国投资者通常享有较低的税率，有利的土地使用券，便利的行政支持，甚至较好的金融服务，他们的财产权也享有更佳的保护。据信，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新公司中，中国市场占最多数，而中国香港和英属维京群岛是中国最大的外人投资来源地。”​

　　罗兰·帕兰：“租税天堂助长贪腐”​

罗兰·帕兰位列《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一书的第一作者，是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在有关国家、全球化以及国家战略等领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上著述颇丰，同时也是期刊《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的创始编辑之一。当然，罗兰·帕兰最核心的研究领域是“离岸金融”，曾著有《境外世界》等专著。其有关“离岸金融”最核心的观点则是：“离岸金融”不是民族国家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必定是促成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远在伦敦的罗兰·帕兰教授。​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称，世人对租税天堂的认知大多是不正确的。租税天堂在世界经济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罗兰·帕兰：简单地说，租税天堂就是富人和公司用来逃税和避税的工具，当然现在它的功能已经不单纯只有这些了。如今租税天堂的商业模式，有一部分是暗中破坏许多法规，是金融机构用来规避监管的有效手段；同时，租税天堂还可以洗钱、隐藏贪腐所得的“私房钱”或者隐瞒商业活动，不过低租税政策仍然是租税天堂的一项主要特色。​

时代周报：客观来讲，你怎么评价租税天堂？​

罗兰·帕兰：说真的，我完全看不到“租税天堂”存在的积极作用，我觉得它们本身并不带来任何价值。​

时代周报：惯常来说，哪些机构和个人是租税天堂的受惠者？​

罗兰·帕兰：因为“离岸”约定的成本，所以只有真正非常富有的人才能从中受益，比如百万甚至亿万富翁，这种越富有越能从中获利的规则同样也适用于公司，“租税天堂”真正能起到作用的是中等规模以及大规模的公司。​

时代周报： 《钱是如何被藏起来的》这本书英文版的书名实际上是“租税天堂：全球化究竟是如何运作的”（Tax havens: How Globalization Really Works）。全球化运作当中，租税天堂的存在实际上促进了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罗兰·帕兰：租税天堂和贫富差距扩大之间是非常直接的关系。经合组织国家（即OECD国家，是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1961年，目前成员国总数34个，总部设在巴黎）设计的税收制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扶持公共服务；二是对抗资本主义财富收入聚集的自然倾向。这一想法的基本点就是为了维护市场，因为越多的人拥有购买力，市场就越能够长期持续良性运作。​

但是因为“租税天堂”的存在，富人们反而能够逃避纳税，其结构就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实际的市场需求持续下降；在西方国家，这就导致了用债务补偿的方式来粉饰市场需求，而这也成了其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时代周报：你在“发展中的课题”中提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个人和企业使用复杂高明的逃避赋税伎俩，而是资本外逃至发达国家。通常情况下，非法资本外逃有哪些形式？​

罗兰·帕兰：像非洲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采掘工业是其一大问题，他们善于使用设在租税天堂的子公司，以确保在非洲的低运营成本。受其贿赂的官员们联合起来后，这些矿业公司往往可以有效地不支付任何矿区土地使用费。这也是为什么尽管非洲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大部分人都非常贫穷的原因。​

对中国，我觉得新财富阶层正在使用避税天堂的优势将其大量财富转移到国外，其结果就是中国工人们的工资普遍不高，至少没有达到他们原本应该有的数额；我知道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工作都非常辛苦、高强度，但工资普遍较低。​

时代周报：能否谈谈你所了解的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及其相关情况？​

罗兰·帕兰：我还没有对中国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澳门、香港和英属维京群岛是中国人最常用的避税路线。​

时代周报：中国人很关心官员的贪腐问题。贪腐与租税天堂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罗兰·帕兰：所有层级的政府都有因贪腐而资本外逃的例子，许多例子涉及中间人安排政府合约或授权以换取酬劳，这些贿赂款往往汇至海外银行户头。我们知道的是，全球财富中至少有16%源自资本外逃率甚高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另有22.5%来自资本外逃情形也很普遍的亚太地区。这些地区总计拥有超过38%的全球财富，这和这些国家相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不成正比。发达国家的银行存款中，来自这些源头的比例也很高。​

小规模的贪腐可能已经被用于日常开支，所以利用“租税天堂”的贪腐款项往往数额巨大。我觉得当前打击贪腐问题的行动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定义过于狭隘，往往忽略了租税天堂在助长资本外逃方面扮演的角色。保密和贪腐是共生关系；租税天堂长期提供保密、助长贪腐，因此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不能不讨论租税天堂的角色。​

时代周报：你对租税天堂整体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在中国，过去的十几年里，因为政策禁止外资进入到互联网、传媒等特定行业，许多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是通过VIE模式实现境外上市，获得创业初期资金的。可以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这些“租税天堂”。你怎么评价“租税天堂”的正面效果？​

罗兰·帕兰：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被称作迂回投资（round tripping）。但我觉得，因为政策原因而导致的中国企业不得不利用离岸公司这个问题，中国应该妥善解决，因为从长远的角度考量，利用离岸公司导致的负面代价一定超过其所带来的好处。（赵妍/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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