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师谈文艺 萨特谈加缪

 

听大师谈文艺 萨特谈加缪

也许，一位大师，是我们认识另一位大师的极好途径，更况且两者有超过十年的恩怨情仇。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萨特谈论加缪的文章，让我们匆匆地看见，两位大师灵魂对话。​ ​

萨特与加缪，堪称法国知识界的双子星座，两人同属于左翼的介入型公共知识分子，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加缪谦卑地接受了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说：“他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致力于探讨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 ​

加缪在答谢辞中说：我们这代人，“继承了一段腐败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祗和精疲力竭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恭屈节到为仇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

萨特骄傲地拒领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诺贝尔奖已经沦为冷战的工具。”他是迄今为止惟一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有评论说，加缪先于萨特获得诺奖，是萨特拒领的原因之一。​

让-保罗·萨特（法语：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思想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的巅峰作品。​

1964年，让-保罗·萨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主动回绝该奖项，成为第一位拒绝奖项的诺贝尔奖得主。他是19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伴侣，他们的哲学思想非常相近又各有千秋。​

 阿尔贝·加缪，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荒诞哲学”的代表。他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不幸遭遇车祸英年早逝，年仅47岁。加缪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被称为“年轻一代的良心”，如今，半个多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加缪著作及其思想的重要性，其成名作《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数突破千万册。加缪年少时是阿尔及利亚竞技大学队的门将，可惜18岁那年因为肺病终结了足球生涯。加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阿尔贝·加缪》​

六个月以前，乃至昨天，人们还在想：“他将要做什么呢？”他为一些必需尊重的矛盾所折磨，暂时选择了沉默。不过他是那样一种罕见的，人们可以放心等待的人，因为他们选择得很慢，而且忠于他们的选择。有一天，他会说话的，我们甚至不敢猜测他会说些什么。但是我们想他会和我们之中的每个人一样，与世界一起改变；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存在保育活力。​

我与他曾经失和：反目，即便双方永远不再见面，也算不了什么，这无非是另一种在属于我们的那个窄小的世界里一起生活的方式，并且谁都知道谁的近况。这不妨碍我想念他，感到他的目光停在他阅读的书页和报纸上，并且对我自己说：“他又会说些什么？此刻他会说些什么？”​

他保持沉默。根据不同的事件和我自己的情绪，我有时认为他的沉默出自过分的谨慎，有时认为他过于痛苦。但是这种沉默是每一天的品质，如同温暖和光明，不过是一种人性的品质。如同他的书——尤其是《堕落》，这部可能是他最美的，也是最不为人理解的作品——所披露的那样，人们活着不是与自己的思想一致，就是反抗自己的思想，但总是通过它而活着。这是我们的文比的特殊历险，是人们企图猜出其各个阶段和终点的一场运动。他在这个世纪里与历史对抗，代表着一个漫长的道德家谱系的当代继承人，而这个道德家谱系的作品可能是法国文学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以他那种固执的、既狭隘又纯洁的、既严峻又耽于肉欲的人道主义，他向这个时代种种巨大的、畸形的事件作意义含糊的战斗。不过，反过来，以他顽强的拒绝，他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

不妨说他曾是这个不可动摇的肯定。人们只要阅读或思考，就会撞上他攥紧拳头维护的人文价值：池对政治行为提出质问。必须绕过他或者与他斗：总而言之，他对赋予精神以生命的那种张力是不可缺少的。即便是他近几年的沉默也有某种正面意义：这个发现了荒谬的笛卡儿主义者拒绝离开道德的可靠场地，投入实践的不确实的道路。我们猜出他的心思，我们也猜出他秘而不宣的种种内心冲突：因为单独而言的道德同时要求反抗又谴责反抗。​

我们一直在期待，必须期待，必须知道：不管他后来会做什么决定或决定做什么，加缪永远是我们的文化场的主力之一，永远会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国和这个世纪的历史。然而我们可能本应该知道并且理解他的历程。他做了一切——一个完整的事业——而一切始终有待去做。他说过：“我的作品在我的前面。”现在结束了。的死亡特别不能令人接受之处．是人的秩序毁于非人的因素。​

人的秩序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它不公正、脆弱，在这个秩序里人们杀戮、饿死；不过至少它已为一些人所确立、维护和反对。加缪必须在这个秩序里生活。这个不断前进的人向我们提出质问，他本人就是一个寻找答案的问题。他活在一个漫长的生命的中心；对于我们，对于他，对于维持这个秩序的人和拒绝这个秩序的人，重要的是他走出沉默，是他作出决定，得出结论。另一些人活到很老才死去，另一些人的死亡总被延期，他们可以在任何一分钟死去，而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人生整体的意义却不会因此改变。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缺乏把握，迷失方向的人来说，必须让我们中最优秀的人走到隧道的尽头。全部作品的性质和历史​

瞬间的条件如此明确地要求一个作家活下去，这种情况不多见。​  ​

我称杀死加缪的事故为丑闻，是因为它在人的世界的中心显示了我们最深层的要求的荒谬性。加缪二十岁时突然患上打乱他生活的疾病，于是发现了荒谬——对人的愚蠢否定。他习惯了荒谬，他思考了自己不能忍受的状况，他解脱出来了。然而人们却认为惟有他的早期作品说出他一生的真理，既然这个治愈的病人被不可预见的、来自别处的死亡所击倒。荒谬便是这个不再有人向他提出，他也不再向任何人提出的问题，便是这个甚至不再是一种沉默，绝对不复是任何东西的沉默。​

我不这么认为。非人的因素一旦显示，便成为人性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被停止的生命——既便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的生命——都同时是一张被打碎的唱片和一个完整的生命。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亡里有一种无法忍受的荒谬性。可是应该学会把这个残损的作品看成一部整体著作。既然加缪的人道主义包含一种面向必将向他突然袭来的死亡的人性态度，既然他对于幸福的骄傲追求意味并且要求非人性的死之必然，在相应的程度上，我们要在这部著作中和与之不可分离的作者的一生中辨认出一个人为与自己未来的死亡抗争，从而赢得每一瞬间而作出的纯洁的、胜利的努力。​

原载于1950年1月7日《法兰西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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