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祭》评法几种

《大漠祭》评法几种

雷达（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赵学勇（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达：我理解，《大漠祭》的题旨主要是写生存。写大西北农村的当代生存这自有其广涵性，包含着物质的生存，精神的生存，自然的生存，文化的生存。所幸作者没有把题旨搞得过纯、过狭。它没有中心大事件，也没有揪人的悬念，却能像胶一样粘住读者，究竟为什么？表面看来，是它那逼真的、灵动的、奇异的生活化描写达到笔酣墨饱的境界，硬是靠人物和语言抓住了读者，但从深层次看，是它在原生态外貌下对于典型化的追求所致。换句话说，它得力于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发掘。

《大漠祭》承继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饱蕴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它不回避什么，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过重和大西北贫困的现状。它的审美根基是写出生存的真实，甚至严峻的真实，这样才能起到催人奋进的作用。

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我以为，经济的欠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欠发达，而文化的欠发达，又不必然地意味着艺术感觉的欠发达。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不管高科技发展到何等地步，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大漠祭》告诉我们，乡土文学不会完结，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如果说，过去的“农村题材”的提法有某种观念化、狭窄化倾向，把不少本真的、美的、善的和诗意的东西遮蔽了，那么，“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忆)，在乡土生活中寻觅精神的资源，甚至源头，已成为当代许多作家的共识。

●赵学勇：如果从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看，《大漠祭》既无堪称“典型”的人物，又无激动人心的曲折情节或尖锐复杂的人物纠葛、矛盾冲突，雪漠以他切身的经历和经验，叙述的是甘肃武威地区位于腾格里沙漠一个村子的农民一年四季最平常的生活，也是我们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许多事情，“平常”得几乎接近无事的故事，一些出于平凡的人和事的悲剧和喜剧。但“平常”并不等于平庸。如果我们拉远对象与背景的距离，来体察这部作品的象征性意味，就会发现在这幅空旷、沉寂、粗砺、单调的大漠乡场图画后面隐含着丰富、沉重的历史文化意蕴，它深深地触及到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的诸多困惑点，或者说紧紧连接着中国当代文化建构(物质的、精神的)多种复杂问题，成为这个已经或者正在被人们逐渐淡忘的古老大地上的一个世纪性的文化和历史投影。

因此，作为一部“乡土文学”作品，《大漠祭》实质上仍在进行着文化反思。而反思作为一种抽象的思维，它是人类所独具的自觉的意识活动，并跳出它原属的哲学范畴进入文学。它能使某一时代、时期的文学富有或偏重于理性而又沉醉于某种文化精神。作家对一个已经结束或正在行进的历史时代予以反省思考，觅寻孕育自己的精神文化之源，将观念、理念附丽于形象、自然、风俗、民情，不仅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作为作家审视自我、认识历史、透视人生的方式和手段，在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的同时，拓展了拥有自我的文学空间，以独特的“形象”感知，从包容历史、哲学的总体文化结构中走出，形成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文学观念，使文学的美借助“思考”与“反省”飞得更高，进而达到在生活的全息观照下，于平凡中见深邃，在对人的认识和透视下，展示人的生存(生命)意识的进程，张扬人性的力量，批判积弱的国民性。《大漠祭》思考和反省的对象是西北农民负载的难以承受的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贫困，作家为避免反思中空泛的理性倾向，尤其是“自我意识”的恶性膨胀和私语化叙事的苍白，极力追求生活本真于文本真实的再现，从而富有张力地揭示了民间苦难的根源与现实。

（刊于《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