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的文化探源（二）

中西美学的文化探源（二）

提示：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都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因而它们有历史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应当突出强调的问题。

二、隐含天道与隐含人道

至上神在中国古代宗教中没有发展到超离并高悬于社会、自然之上的程度，主要在于祖先崇拜特有的向下作用的引力。但是，在说明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代宗教中特有作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另外一点，即千万不要忽视了自然崇拜和自然神。可惜的是，许多研究中国古代宗教的理论，常常强调了中国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的一面，而忽视了自然崇拜和自然神的一面。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将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美学的研究上造成极大的片面性。在文化上，这会抹煞中华民族精神中应具有的、实际上也是存在着的超越提升的品格；在美学研究上，这不仅会使道家美学处在无根的状态，而且也不能真正了解儒家美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蕴涵。

张光直指出：“在讲中国古代宗教时，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它是以祖先崇拜为主要特征的，甚至说就是祖先崇拜。这就把很复杂的中国古代宗教简单化了。其实在中国古代宗教里，祖先崇拜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所谓巫教。然而，许多人在研究中国古代宗教时，把巫教的分量看轻了，这是因为它的力量在后来较衰微了。用后世衰微的情况推证上古的宗教情况，就容易犯上述错误。”（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17页。 ）何星亮说：“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至上神‘上帝’和‘天’都不是‘来源于天的自然神，不是天神的升格，而是商周时期社会生活在宗教上的反映，是中国古代宗教多神崇拜向崇拜一神为主神的阶段过渡的产物’。因此，它‘不是自然神，而是人为地综合各种神灵的属性而创造出来的人格神’。这一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作为至上神的天或上帝，虽然社会属性较多，但它没有脱离‘天’这一客观的自然现象，它居住在天上，驾驭空中万物。没有客观的‘天’，就决不会产生至上神。至上神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体，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体。其次，不少民族语言中的‘天’，既用以称至上神，又用以称天空，如古代中国的‘天’这一词，既用来称物质的‘天’，又用来称精神上的‘天’……。这些都表明至上神与自然界的‘天’密不可分。第三，以是否人格化来判别是否属于自然神也是不科学的。在许多民族中，日、月、雷、雨、风、火等诸神都已人格化，难道便可以否认它们是自然神吗？人格化的自然神是在无人格的自然神的基础上产生的，可说是高级的自然神或社会化的自然神。”（注：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3页。何文所说“有人认为”，指朱天顺着《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3、7页上的观点。）他还指出：“自然信仰和自然崇拜与中国哲学的起源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哲学渊源于原始宗教信仰，……在各种原始信仰中，自然信仰与哲学观念的关系最为密切，许多哲学观念、意识都直接渊源于自然信仰。……唐君毅先生认为，‘孔子以前中国之精神意识为宗教性的，而孔子以后乃始为哲学的。’中国原始的自然信仰对中国哲学的形成影响很大。儒学及其他学派的哲学思想、理论、学说等有不少是由春秋以前的自然信仰演化而来的。……唐先生还指出，中国哲学的形成与西方和印度哲学不同，‘中国人之哲学智慧乃自然的转化原始天神之信仰而成为哲学上之观念。此意谓中国古代哲学中之儒家形而上学中，关于道体之观念，即原始天神信仰之直接的化身。唯以此哲学观念为宗教信仰之直接化身，故宗教信仰不须先被怀疑批判，再重新自觉的理性的加以建立，而只是使宗教信仰通过吾人之自觉的理性而淘汰其附加之物，且加以自觉的理性之印证，由此印证即使宗教信仰中之天神理性化，而成天道，自觉而内在之，……而宗教信仰直接化为哲学观念。’古代哲学中的其他思想、观念，如阴阳说、五行说、天人合一说、天命观等的形成，也与原始的自然信仰有密切的关系。”（注：同上，第440页。 唐君毅文引自《论中国原始宗教信仰与儒家天道观之关系兼释中国哲学之起源》，载《理想历史文化》1948年第1期。）

道家思想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关系密切，其天道观乃理性化的自然神。针对那种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代表或主流，而将道家思想作为补充和辅助的观点，赵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柢深沉的道家思想，对民族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要比儒家更为巨大。这是因为，从老子开始，中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而先秦诸子中儒家和其它各家，却没有建构起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从正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儒家，其理论便主要地发展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或称伦理型哲学。这种伦理学哲学，不关注宇宙的形成和演变，只将一套人伦规范作为认识的对象，把认识局限在人伦关系的范围，这就压低、囿限了人类的思维空间，影响了理论思维的发展，而理论思维又恰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儒家如果不吸收道家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成果，儒学就会泯灭不传。没有道家，甚至不可能形成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因为，只要我们对这种伦理型的文化稍作深入的探索就会发现，它的深层结构正是道家的那种极具民族特色、极有生命力的理论思维。”（注：赵明：《道家文化及其艺术精神》，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6页。）

另一方面，西方古代对宇宙自然方面的偏重，是与中国古代相对而言的，或者说，中国古代对社会人生的偏重，也是与西方古代相对而言的。如果说自然神或天道在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中是隐含的，那么，祖先神或人道在西方古代宗教哲学中也是隐含的。就像我们不能忽视自然神或天道对中国至上神或理性化的影响一样，我们也不能忽视祖先神或人道对西方至上神或理性化的作用。在美学上，中国古代因祖先崇拜的显露性而偏重美与善的结合，西方古代因自然崇拜的显露性，而偏重于美与真的结合；但是就中国古代隐含着自然崇拜，西方古代隐含着祖先崇拜而言，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对美善关系的偏重，离不开对真的追寻，而西方古代对美真关系的偏重，也离不开对善的依赖。总的来看，求善重于重真，这种情况无论对于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古代都是同样的。

（待续）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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