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你所不知道的洋人、先生和评委

 

马悦然：你所不知道的洋人、先生和评委

 

10月下旬，诺贝尔委员会终身评委、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带着他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奖得主）作品，来上海和读者分享。虽然行程早就安排好了，但由于正当莫言获本年度诺奖的大热点，马悦然此行备受瞩目。他的一些言行，也被放大以至于扭曲。其间，生活周刊记者多次与他接触、交流，看到了“另一个”马悦然，一个被大众视野所忽视的马悦然。

 

马悦然，1924年出生，瑞典汉学家，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高本汉的学生。

 

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也译过沈从文、鲁迅，以及李锐的小说和北岛的诗。他对中国的情感难以言语，以至于他用中文写作了散文集《另一种乡愁》

 

他的上任和现任妻子都是中国人。

 

马大嘴：被忽略的和被放大的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马悦然向妻子摆摆手，示意她不必插嘴。在上海的几天里，马悦然接受采访、做讲座与读者交流，其间，这个手势重复了好几次。

 

因耳朵不灵便，面对抛来的各种问题，他偶尔会茫然无措，此时，他的第二任妻子陈文芬就充当起“二传手”，重新组织语言转告他。他呢，往往听了半截便温和但固执地打断，意思是自己能行，无需复述。听众随即发出善意的笑声，他们被马悦然孩童般的认真和倔强感染了。要知道，这个瑞典老头已88岁高龄。

 

如果你没有和马悦然近距离接触，而只是依据媒体、网络提供的信息，或许会拼凑出另一个大相径庭的形象。

 

从抵达上海的那刻起，马悦然的行踪和言论

 

就广泛流传，一举一动皆受瞩目。大众的热情当然不是缘于发现了他的魅力，而是“莫言获奖”的效应使然。身为唯一懂中文的诺奖评委，马悦然被视作莫言的幕后推手，他也不隐瞒自己对莫言的喜爱与推崇。于是乎，媒体见面会变成“莫言专场”，网络话题也围绕于此。其中最劲爆的，莫过于“山东某文化干部向诺奖评委行贿”，口水仗遂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寂寞了一辈子的马悦然就这样在88岁的年纪成为公众人物，并定格了所谓公众形象——趁首位中国籍作家获诺奖，来华捞利益，还不忘大嘴炮轰“丑恶现象”博名声。

 

其实马悦然的行程和演讲主题是早已敲定的，为“文景成立十年”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他尽量恪守本分，谈诗歌、谈小说、谈翻译，那亦是他最希望分享的。当沉浸于文学世界，马悦然才真正令人惊艳。

 

他讲述和老舍、沈从文等老一辈作家的交往，评点李锐、曹乃谦等当代作家，他还拈出了连文化记者都闻所未闻的“优秀诗人”杨吉甫、王老九……他的学问和见闻让人意识到，这个年轻时就来四川考察的瑞典人，见过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未曾见过的中国。

 

可惜，如此精彩的马悦然在公众视野中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诺奖评委、莫言推手、大嘴、既得利益者。记者目睹了他的一些段子被发酵、放大直至扭曲变形的过程，回头再打量，突然发觉，外界塑造的马悦然早已和“真身”脱钩。

 

马洋人：学习和见证

 

马悦然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48年，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年份。此前，他学了两年古汉语。

 

1944年，马悦然在乌普萨拉大学念拉丁文，偶然的，他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兴趣。他跑到图书馆借来英文版、法文版和德文版的道德经对照着读，结果差别甚大。这怎么回事？马悦然灵机一动，向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请教。“高本汉说只有一个译本还可以，就是我的！”读完高译道德经，马悦然决定从乌普萨拉“跳槽”到高本汉所在的斯德哥尔摩，拜师学艺。

 

入学前无住处，中央火车站大厅、广场和公园的长椅，甚至四路环行电车厢，都做过马悦然的“卧室”。“这些困难丝毫没降低我学习中文的兴趣。”

 

说来不可思议，给“菜鸟”上课，高本汉竟然从《左传》里选课文。但朗诵和阅读古文，激发了马悦然对中文的理解。“我发现中文是单音节的，可以用手指在桌子上敲出来，以便记住句子的长度。”热爱交响乐的他从中文里摸到了节奏和韵律，后来他把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翻成中文，更体认到“瑞典语的节奏和汉语相似，都是降调”。

 

24岁那年，马悦然穿越到现代中国，调查成都方言。彼时，他仅掌握了“哑巴古汉语”，话一句听不懂，更别提方言。马悦然是有语言天赋的，只用两个月，就粗通了西南官话，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查已不成问题。他入住峨眉山报国寺，开始搜集素材，并同寺里的小和尚混熟，被唤作“马洋人儿”。小和尚为“马洋人”挖来开满玫瑰的巨大灌木，捉来数百只萤火虫，一起放上漆黑的天空……

 

当年的场景依然感动着“马洋人”，他兴致勃勃地说了几句四川话。他尤其对江边的劳动号子印象深刻，那韵律太富有诗意了。

 

马洋人的工作并非平淡如水。1949年末，解放军尚未完全控制大西南。12月13日他写下日记：“今天早晨激烈的枪声把我吵醒了，穿上衣服之后，我到花园里去听跳弹飞来飞去。”此后作为亲历者或旁观者，马悦然见证了中国的沧海桑田。这是绝大多数人都无缘拥有的生涯。

 

马先生：学者和丈夫

 

1950年秋离开之际，马悦然已经把中国当作“第二祖国”，彻底迷上了中国文学。

 

“是什么如此吸引我呢？就说诗歌吧，从诗经到当代作品，中国诗歌有三千多年历史。八世纪，我的同胞还穿着熊皮在树林里过野蛮生活，唐朝诗人就在创作古诗、绝句和律诗。汉乐府、南北朝的山水诗、宋词、元曲也非常美。谁读过它们，谁就会爱上中国文学。”

 

马悦然还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成都学者陈可行的女儿陈宁祖。1950年7月，马悦然从广州拍了封电报回成都求婚，宁祖答应了，并由姐姐陪同赴广州。兴奋的马悦然每天早晨坐火车到罗湖桥，饿着肚子等未婚妻。十多天后，他们在香港举行了瑞典式婚礼。

 

回瑞典后，在方言资料的基础上，马悦然完成了硕士论文，不久获汉学博士学位。到1970年代，他已经是有国际性声誉的汉学家了。

 

马悦然努力向西方读者引介古汉语经典。1948年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又译介了《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先秦诸子，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这也加深了他的理解，他的观点是：“我没有翻译过的作品就不算读过。”

 

1956年至1958年，马悦然重返中国，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他经常和陈宁祖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拜访文化名人、出席文化活动。当时马悦然的邻居是老舍，两家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数十年后，老舍的幽默感还让他念念不忘。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了解，马悦然认识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陆续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从文自传》，及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人的诗歌。

 

马悦然的关注是持久的，由此亲见或旁观了中国的建设、进步与动荡。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文学”登场。他翻译了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他还特别喜爱北岛、顾城、杨炼等“朦胧诗人”。

 

“宁祖对我帮助很大。她热爱中国文学，读得比我快，也知道我欣赏哪一类作品。她常常告诉我：这本书非常好，你非看不可！”1996年11月陈宁祖患癌症去世，为了离妻子的墓近些，马悦然搬到了乡下。

 

马评委：发掘者和推动者

 

马悦然的勤奋是众所周知的。1997年，余华等中国作家到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图书馆观摩，工作人员特意摆出马悦然的专著和译作，堆满了一张大桌子，而且还不是全部！余华从此对这老头敬佩有加。

 

马悦然最大的贡献是发掘了好些被人遗忘的诗人、作家。1979年他回成都探亲，岳父的老朋友送了一本杨吉甫的诗集。“很短，但是太好了。”马悦然把它们译成瑞典文、英文。他认为杨吉甫的小诗纯净、天真，最重要的是，这位1962年逝世的诗人“一直说真话，从不说大话，也不会说假话”。马悦然说，这样的诗人在天堂里会有一块云专门给他坐。

 

1985年，马悦然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两年后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学术贡献是主因，另一个因素是，“诺奖评委里总要有懂中文的吧！”

 

由于这重身份，马悦然和中国的关系更趋紧密。他也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编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中国现代文学手册1900-1949》。他还大力引介李锐、北岛、余华、莫言、曹乃谦等当代作家，他们也因此获益，不少作品被译成了外文。马悦然曾为沈从文的逝世倍感遗憾，“他的名字连续五年都在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一年铁定是他。可惜啊！”好在莫言获了奖，马悦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推崇得到了权威肯定。

 

2005年，马悦然和台湾媒体人陈文芬结婚，两人相差43岁，结缘于布袋戏。2012年10月下旬，穿着白色唐装、牵着妻子的手，马悦然抵沪讲演、交流。这次，他带来了由他译成中文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巨大的谜语》和自传《记忆看见我》。特翁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过，马悦然被提问最多的还是2012年诺奖得主莫言。

 

传言、争论阴谋论一般在他四周缠绕、扩散。但人们似乎忘了马悦然对中国文学长达60年的关注和推介，也忘了在高福利的瑞典，人们看重的东西与我们迥然有别——先不说瑞典学院院士的待遇，马悦然曾因翻译曹乃谦作品获过奖，奖金即高达10万瑞典克朗，他根本不缺钱。

 

对话Dialogue

 

“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好作家”

 

生活周刊：莫言获奖引起了很大争论，比如认为莫言的作品立场中性，缺乏批判精神。

 

马悦然：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也读过很多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莫言。我对中国和欧洲的媒体有一些意见。瑞典学院一公布莫言得奖，很多媒体就说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官员，他怎么能得奖？批评莫言的媒体一本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不知道莫言作品的质量就胡乱“开枪”，这让我非常生气。第二，我认为莫言敢于批评社会不公，别的人不敢。有些跑到国外去非常爱讲话的人，轻易地批评他，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

 

（陈文芬补充：马悦然在瑞典批评了瑞典媒体，他说要是你们都不读书，就断定一个作者不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懒惰”。）

 

生活周刊：但人们会说，中国同样有很多优秀作家有资格获诺奖。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冠军的奖，它只是颁给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的好作家成千上万，但每年只能颁给一个，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他是一个好的作家。那好的标准是什么呢？文学完全是主观的，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们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所以颁给了他。

 

生活周刊：那您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说服其他评委的过程是不是很激烈？

 

马悦然：每年的讨论都很激烈（笑），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才进行最后的投票。但今年其实不太激烈，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

 

生活周刊：作家本人会对你们产生影响吗？您曾说很多中国作家联系您，希望得到您的推荐。

 

马悦然：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信和稿子，他们都给我寄来稿子，让我翻译成瑞典文，好让他们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有一个山东的文化干部，他半年之前不知道给我寄了多少信，送给我很多画、很多古书，我统统退回去了。他跟我说他钱是很够了，拿到诺奖后奖金留给我，名誉归他。但是，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作家给我写这样的信。

 

（陈文芬补充：马悦然的意思是，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干部作家”，和真正的作家不同。而那些真正的好作家，反而害怕跟马悦然见面。）

 

生活周刊：那您自己最喜欢莫言的哪些作品呢？

 

马悦然：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所写的最好的东西。《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是幽默感很强的，还有《会唱歌的墙》和《姑娘翱翔》。《小说九段》也非常棒，他让我想起沈从文的短篇。后来和妻子合作写了100篇微型小说，就是模仿的《小说九段》。

 

生活周刊：不过您觉得莫言的长篇小说太长了。

 

马悦然：是的，像《生死疲劳》，前面80%非常好，到末了就不太够味了。那本书缩短一些就更好了。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翻译家是“奴隶”

 

生活周刊：中国籍作家的获奖，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边缘化，走向了世界？

 

马悦然：中国文学早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达到世界级水平了。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了，在外国没有读者。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作者，所以莫言的著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学为世界所认识，是很有帮助的。瑞典学院的前任常务秘书说，世界文学就是翻译，他说得很对，没有翻译就只有法国文学、瑞典文学、西班牙文学、中国文学，没有世界文学。

 

生活周刊：提到翻译，众所周知您翻译了大量中国的古典作品和现当代作品，其数量超过大多数汉学家。您为什么热衷于翻译？

 

马悦然：读到我喜欢的中国文学著作，我就很想翻译成母语。我觉得我对我的同胞有责任，把我自己欣赏的书译成瑞典文，让他们也能享受我所享受的文学。这是应该的。当然我能力有限，不能够翻译所有喜欢的作品，我需要选择。我的标准是能代表作家最高水平的著作。我喜欢闻一多，就翻译他的《死水》跟《红烛》，喜欢沈从文，就翻译了他的《边城》《从文自传》。我也翻过曹乃谦、莫言、杨牧的作品，标准是一致的。

 

生活周刊：那您认为怎样才算一个好的翻译？

 

马悦然：如果说诗人是造物者，译者就应该是技术纯熟的工匠。依我看，译者应该听主人的话，像奴隶一样工作。我的意思是，译者要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和译文的读者负责任。所以，译者必须模仿原文作者，译作必须近似原文。译文有时候可能会显得优于原文，但译者绝不能试图超越原作者。

 

（陈文芬补充：“奴隶”只是个比喻，马悦然对翻译的正式表述都写进了《巨大的谜语》的译者序里，可参考。）

 

生活周刊：这次您“角色反串”，把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瑞典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不过由于他是诺奖得主，已经有不少人翻过了，你为什么要重来一遍？

 

马悦然：我提到过道德经有100种英译本、水浒传有4种英译本，红楼梦有五六种。每一个翻译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方式。据我说知，托马斯的中文译者主要有两位：李笠和董继平。比较他们的译文，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很多错误。所以，我需要自己译一个版本。这是我的责任。

 

生活周刊：您也很喜欢中国当代诗人，也翻译了很多作品，比如北岛这两年呼声就一直挺高。怎么这次不把诺奖颁给中国诗人？

 

马悦然：呃，也许明年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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