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马特尔：以想象力为生

扬·马特尔：以想象力为生

摘要：李安的电影忠实改编了马特尔的原著。原本三部分的叙事结构和内容比例都保留下来了，改变的是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视角，追逐的主要问题却没有变：生活存在不同的诠释可能性，在绝对的真相不存在的情况下，你将如何选择？

马特尔形容自己“写文章从来没有行云流水过”，向来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甚至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前爬。他叙述的大多数故事都是线性发展的，即便是平行故事，也不过是两条平行线而已。角色和事件都以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向前推进，没有诡秘，语言明了简单。

27岁的他才走上写作道路。30岁时才发表第一部作品，销量不佳。因《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ofPi）一夜成名的时候，他39岁。那一年（2002年）的布克奖充满争议，圈内圈外争论着奖项是否改名为“曼布克奖”，是否应该将评奖范围扩大至美国作家，哪些类型的小说可以被提交评奖等等。马特尔的获奖令布克奖再添一匹“黑马”，小说由爱尔兰一家小出版社向评委会提交，不久还惹上了一笔“剽窃”争议。尽管事后流言平息，仍有批评家质疑马特尔的成功充满太多偶然，理由是除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之外，他再没有其他有分量的作品。

走红后，他隔了8年才发表了第二部小说《碧翠丝与维吉尔》（Beatriceand Virgil，另译名为《标本师的魔幻剧本》）。这本书因以文学化手法处理纳粹和大屠杀题材，书里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个前身疑似纳粹的动物标本制作师，另外两个主角来自这位标本师写的一个剧本，一只猴子和一头驴。马特尔以动物作为犹太民族机敏和固执两种特质的代表，叙述是寓言式的，充满了贝克特式的荒诞。马特尔本人非犹太人，他的家族和犹太民族没有任何关系，故事也不取材于任何一段真实历史，完全是虚构。这些都违反了西方关于如何看待和解释大屠杀的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招致了争议

“我写小说是因为我自己寻求对某种事物的理解的需要，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我想理解的是宗教信仰，在《碧翠丝和维吉尔》中，则是对大屠杀的诠释，尤其以艺术的方式。”马特尔在采访中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在西方，对待大屠杀没有别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典籍浩繁，但重复性极高，你不停地遇到同样的字眼，同样的人物，同样的叙事模式。这很像是走一条十分逼仄、没有尽头的长走廊，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下去，而且半路没有出口。”

童年时期，马特尔一家曾随任职外交官的父亲四处迁徙，先后辗转于哥斯达黎加、法国、墨西哥。成年定居加拿大后，他依旧四处旅游，去过伊朗、土耳其和印度。“我不是个旅行作家，但是异国经历确实开阔了我的眼界。世界就是一部小说，观看其各异的局部就如同对一本伟大小说的阅读。”马特尔说，“而历史就是幻象。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我的意思是，我们带着某种观点阅读历史，以此来确证另一些观点，认证某个民族神话。当然，历史学家试图矫正这些看法，努力追寻历史真相，但是，无论如何，历史已与想象混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对人们有用的东西，这种东西能够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以及他们将要到哪里去。”

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历史”一词被替换为“个人生活”，因此理所当然存在好几个故事版本。这本小说是在印度获得灵感来源的，之所以去印度，马特尔的理由相当实用：“这个地方充满活力、令人晕眩，而且生活成本并不昂贵。”他说，他还是个纯旅行的背包客时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因此，在他的小说卡壳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回到孟买，并离开闹市，去了内陆的山区。接下来的事情，马特尔在这本小说的再版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忆起一个将诺亚方舟的主题极度简约浓缩化（一艘船、一个人、一只动物）的故事设定，并决定要以此为据写一本“定义自己生命”的小说。

“最让我兴奋的是一个同时信仰好几种宗教的男孩和一只具有野性的动物的设定。”马特尔说，“这是对人类状况的完美隐喻。我们总是向往某种更高、更形而上的东西，比如宗教、正义、民主。与此同时，我们又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动物本能，无法摆脱。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艘不到10平方米的救生艇上。”

研究者指出，“他者”一直是马特尔的作品中一个突出的命题。马特尔形容自己的小说是“向外看而不是向里看的”。他说：“我对沉浸在自我的小世界没兴趣，我宁愿让一个普通人在我的笔下面对某种极端情况，而不是让一个极为特别的人面对普通情况。如果不写自我和他者的碰撞，那还写什么？无论这个他者是动物、宗教还是文化，我们都必须通过他者，才能理解自己。”也因此，马特尔并不同意有人认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一部寓言的看法：“里面的动物或许有寓意，但是它们也是真真切切与我们不一样的动物。”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促使你在27岁时走上了写作道路？

马特尔：我开始写作，是因为那是当时唯一能让我真正快乐的事情。我20多岁的时候，有好几年，不停地看各个大学的招生简章，搜寻他们的专业设置，从项目目录的第一页挨个看到最后一页，想象自己是一个建筑师（A开头，architect）、生物学家（B开头，biologist）、化学家（C开头，chemist）、牙医（D开头，dentist）、经济学家（E开头，economist），如此等等，一直到动物学家（Z开头，zoologist）。每种情况下我都说服自己会在这个职业上干得很开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学能够提供的职业选择，没有一个是我想干的。我只喜欢写一些傻不拉唧的短故事，做这种事能有什么前途？至少我看不到任何前景。但无论如何，我坚持下来了，慢慢地，我写得更好了。最终我令自己也很惊奇，我竟然成功地以自己的想象力为生。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如何决定将小说的标题定为“LifeofPi”（直译为“派的一生”）的？

马特尔：我记不起来了。我想这是在创作过程中草拟的标题，然后我喜欢上它，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我非常小心不要在这个短语前加上定冠词，变成“TheLifeofPi”，因为那样就会暗指某一种个别的生活。这本小说是泛指，讲的是在理解和诠释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中，我们所能做出的选择。我本来也可以用一个不定冠词，变成“ALifeofPi”，但是那样听起来有点滑稽。因此最终，我决定什么冠词也不用。

三联生活周刊：两个故事中，你选择相信哪一个？或者你选择各相信两个故事中的某些部分？

马特尔：我也不过是某一个普通读者，因此无需得到比某个普通读者的意见更多的关注。每个读者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个人而言，我更偏爱有动物的那个故事——“派”依旧受尽折磨，他依旧失去了全部家庭成员，但是因为那些动物，他的苦难被放置在一个更宏大、更神奇的语境中。这和信仰上帝是一回事：信仰并不会减轻痛苦，但能赋予痛苦一个更伟大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成长的宗教环境是什么样的？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马特尔：上世纪60年代早期，在我的故乡魁北克，我经历了后来被称作“平静革命”（QuietRevolution）的一段历史。在很短的时间内，曾经极度保守、极度宗教化的社会走向了完全的反面。魁北克发生了“大跃进”，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制社会，并且变得非常世俗化，几乎是反神职制，这种情况延续了下来。我的父母便是那场革命运动的信徒，从那时到现在，他们一直很世俗化，他们用艺术替代了上帝，通过艺术来探索、理解和礼赞生命。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向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画家、作家、作曲家学习，而非跟从上帝或者先知，因此我在成长过程中完全没有宗教信仰。我是通过写作“少年派”这本小说来接触宗教的，而且是宽泛意义上的宗教，不带任何宗派偏见。我对制度化宗教——教皇、阿訇等等体系——依旧没有什么耐性，但我现在认为，宗教是用来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存在等等问题最迷人、最完满的方式，它问出了人类所能问出的最深刻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开始，你一直采用动物作为小说的主角。你目前正在写的这本小说，据说里面讲到了三种不同的黑猩猩。你为什么对用动物写小说这么感兴趣？

马特尔：我发现动物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一种动物，尤其是一种野生动物，是一个极佳的隐喻。一只老虎，或者一只黑猩猩，既是它们自身，也是别的什么东西，例如一个象征。这种多功能性对一个作家来说非常实用。更进一步说，当下很少有小说家在他们的故事中使用动物做主角。我们已经将野生动物驱出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艺术。因此，我感到使用动物来创作小说这种手法的空间更宽敞。我喜欢。但是，我并不是为动物写作，恰恰相反，我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以谈论动物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能够介绍一下你即将出版的下一部小说吗？

马特尔：这本小说就是我当时在印度动笔、后来又中途抛弃的有关葡萄牙的小说。书名会定为《葡萄牙的高山》（TheHighMountainsofPortugal）。这本小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1904年，与一部非常早的雷诺汽车的公路旅行有关。第二部分发生在1938年，主角是一位每天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的病理学家，两个访客打断了他的工作。第三部分讲了一个最近退休的加拿大参议员的故事，他退休后来到了葡萄牙一处偏远山区。除了地点，还有某些其他的特定元素，将上述三个部分联结起来，比如动物，这本书中出现的是黑猩猩和犀牛。当然，在主题上，三个部分也是彼此联结的，听起来可能不合情理，不过在我脑中故事情节已经各就各位。

附：

●《光明大手印：参透生死》当当网专卖：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909708

●《光明大手印》系列丛书邮购地址：http://shop35991997.taobao.com/

联系人：王静  联系手机：138305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