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与潜力———《甘肃小说选》序

 甘肃小说创作在全国产生影响，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王家达、邵振国、柏原、张驰、浩岭等作家以他们的创作形成一股合力，让新时期文坛瞩目于甘肃小说新鲜独特的风格气韵，并被一些评论家贴上西部文学的标签。短暂的繁荣之后是沉寂，期待中的甘肃小说界没有迎来更大的辉煌，直到世纪之交新一代小说家登上文坛，贡献出又一批新鲜独特的作品，再次引起文坛对甘肃小说的关注——其中一个表征就是“甘肃小说八骏”的集体亮相。

  这个集子所收作品体现了新世纪以来甘肃小说取得的丰硕成果，收在集子里的作家老中青俱全，但主力军是60后、70后，之前的老作家(柏原)和80后作家(何延华、赵剑云)很少，作家的整体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令人欣慰的，说明甘肃作家的代际接替发展是均衡的，没有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充满活力与潜力。

  这些作品题材相对集中，但又是丰富多彩的。显然，农村题材是一个集中点。集子所选的乡土小说中，柏原《圆大头》、柏夫《野台戏》、李学辉《故乡三题》、赵剑云《花衣裳》等回望历史，重新解读旧时代(新时期以前)风俗人情。北斗《骆马情仇》、武诚《槐树坝人物》、式路《蓝瓦》则继承国民性批判的传统，对乡村陋习和人性欠缺予以针砭。在现实题材的乡土小说中，陈天佑《年事》、东潮《中秋夜》、和军校《披着羊皮的人》、王新军《南街记事》、小米《好大一棵树》切入人物心灵，透视价值多元时代乡村生活变迁和精神面貌，对心底波澜的细腻描绘，对传统美德的褒扬是这些小说的共性。

  尽管乡土是一个大的题材聚焦点，但整体看甘肃小说还是多样化的、个性化的，在题材方面有一些新的开拓。马步升、苟天晓的新武侠小说通过武侠传达对人生、命运的哲理思考，写得波谲云诡，变幻莫测。向春、弋舟、赵淑敏的都市小说书写都市爱情传奇，以敏锐的心理透视表现城市男女脆弱驳杂的感情需要、爱情追求。何延华、敏奇才的小说可以纳入儿童小说的范畴，但尖锐地指向农村现实问题。刘虎、严英秀、阎强国关注底层生活。此外，铁翎的惊险谍战小说，唐达天的官场小说，薛林荣的新历史小说也都开拓了甘肃小说的题材领域。

  在主题指向上，这些作品向不同层面掘进，体现了作家对人生、世界、历史、文化的多向度思考。张存学、尔雅、弋舟、叶舟、何延华揭示无可施为之生存悲剧，表达对人生的孤独、荒谬、虚无、绝望、灾难等生存困境的思考，颇具存在主义意味。张存学《拿枪的桑林》充满绝望的力量，剥除中国传统家庭的理想色彩，以家人之间相互背叛、欺骗和伤害的人伦悲剧，重申“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叶舟和弋舟善于捕捉城市生活中不可捉摸的变数，在人与人偶然而又命定的相遇中展开不可预料的人生遭际、生存困厄，出人意料的情节，精致绵密的布局，洞察秋毫的描写，体现了作家把握都市人生、讲述都市传奇的功力。对生存悲剧的思考则深化了马步升、苟天晓的新武侠小说以及何延华的儿童小说，使原本清浅的小说样式变得意味深长。另一方面，柏原、柏夫、陈天佑、和军校、北斗、东潮、式路、李建学、李学辉、王新军、武成、小米、薛林荣、阎强国等人的小说或反思历史，或关注文化，或描写乡风民俗，或剖析人性人情，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多方面观照。

   在艺术手法上，这些小说体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以柏原为代表的老一辈小说家精益求精，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打磨到极致，其正面影响引导甘肃作家追随扎实严谨的现实主义。同时，在基本的现实主义规范中，作家多纳入自己的个性化追求，或强化象征性、暗示性、多义性，从而使小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比如：李学辉喜欢在非理性生存境遇中剖视人性的复杂纠结，展现乡村生活的灰色图景，勾勒沉默、孤僻、执拗的农民性格，聚焦压抑中的爆发时刻。他不追求密实的细节真实，倾向于简笔画式的写意表现，追求黑色幽默效果，形成冷峻、坚硬、蕴藉的风格。王新军则擅长挖掘农村静态生活中的田园诗意，更喜欢欣赏人性的自然美好。叙事舒卷自如，从容不迫，有一种温婉细腻的特殊韵味。向春、严英秀、赵淑敏等女作家关注女性情感，深入女性心灵隐痛，在心理剖析方面颇见功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叶舟、尔雅、薛林荣、雪漠等人在叙述方法上的探索。

  可以看出，在生活的常与变、静与动中，甘肃小说家更加注重前者。这使得他们的创作能够深入人的心灵世界，探索时代发展中人性与文化的缓慢变化。同时，对甘肃各地区地域文化的有意识呈现，已经成为一些作家的共识。柏原、马步升的陇东乡土，李学辉的武威巴子营村，向春、叶舟、弋舟笔下的兰州，都以地域文化的书写丰富其小说的色彩和意蕴。

  另一方面，选本也暴露出甘肃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甘肃作家缺乏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问题意识，也缺乏把握时代潮流的大局观、整体观，无法敏感地发现问题，汲取鲜活流动、变动不居的生活素材，从而一次又一次失去引领潮流的机会。在历史反思方面，甘肃小说缺乏诘问与批判的尖锐性，具有震撼力的深度反思之作凤毛麟角，基本阙如，这是令人遗憾的。另外，很多作家缺乏文体意识和探索精神，艺术手法和叙述风格单调，这是又一个问题。老一代作家风格已经形成，基本定型。新一代作家大多追随流行风尚，存在模仿写作的问题，表现出性质不同但同样严重的写作危机，即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欠缺，缺乏原创性。由于这些问题，甘肃小说始终没有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全面超越，既缺少引领潮流的作品，也缺乏高屋建瓴把握时代精神、穿透历史风云的经典之作——当然并非没有这样的作品，马步升新作《娘家三千里》就是一篇震撼人心的杰作，只不过需要时间的证明。

(本文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  http://news.163.com/10/0802/01/6D1V0I0000014A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