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巴金的家

重访巴金的家

   上海武康路早年叫福开森路，只有一公里长，也不宽，但是非常雅致，有好些欧陆风情的老建筑。庭院深深的别墅围墙后面，那些并不显得陈旧的古典式花园洋房，每一栋里都隐藏着一个昔日的故事。这里原是法租界，路旁栽着法国梧桐，人行道上铺着红白相间的砖，走在路上会感到一种从容的气氛。时间在这里似乎也走得比较迟缓。

　　巴金的家就在武康路上，113号，建于1923年，据说原是“俄侨通商事务所”。一栋式样简单的三层楼小洋房，后面也有个大院子。

　　1979年10月和1981年1月，我曾两度去巴金的家拜访他。2012年春天再去，三十多年过去了，巴金的家已成了巴金故居纪念馆。已经是4月底了，那天上海却意外地冷下来，还刮着风，倒有几分像第一次来时秋天的况味。

　　巴金1955年搬入这栋屋子，直到1999年进了医院再没回家。将近半个世纪里，这就是他的家，他在这里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包括丧偶之痛。

　　进了大门，我开始搜寻记忆——

　　三十三年前的秋天，那时对上海的老建筑还没有发生兴趣，要见巴金并且进行访问不免有些紧张，因此对武康路和那栋房子外观的记忆其实很模糊。只记得是栋三层楼的洋房，不要说在当时的上海，就算现在也不是一般百姓住得进的。会见我的地方应该是一楼的客厅，在一个浅浅的立柜前的沙发上，我们谈话并合影。还记得的一处地方就是那个宽敞的后院，因为也跟他在那里合影过。

　　一进门的门厅现在变成接待室，当年的第一印象现已不复记忆。正对面两间房，右边那间是会客室，他两次都是在那里见我的。我们坐在花色淡雅的沙发椅里，现在的沙发形状还是一样，不过换成了颜色鲜明的橙色椅套。那时我与他成直角坐着，我带了录音机，他竟然很随和地让我全程录音。他的四川口音不大好懂，不时需要女儿李小林“翻译”。

　　他直率的说话我照实录下写出，后来在香港《八方》杂志刊登时据说引起一些争议，因为谈到他的老友曹禺，他说曹禺后来写的剧本不如以前，尤其是新作《王昭君》太“三突出”了（注：“三突出”是“文革”期间的文艺指导理论，是“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接着他还主动提到郭沫若写的《蔡文姬》剧本，批评那是“大汉族主义”。这些话引起曹、郭的家人不满，后来我将访谈录收进文集里时删掉了那些部分，因为当时巴金先生还在世，我不想造成他的困扰。

　　一上二楼，过道靠墙一面就已全是书架，摆满各国各种语文的书——巴金英、俄、法、意文都通的，早年翻译这几种外文的书有近三十本之多。他那辈的作家学者们，有很多在年轻时就已经打好了外文基础，涉猎了古、今、中、外的知识；即使是小说创作，也有深厚的学问底藴。茅盾就说过：“知识是底，小说是面上的事。”有底还并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何况若是连“底”都没有的“面”呢。

　　通往三楼的楼梯拦着，三楼不对外开放，据说全是藏书。这栋楼房的屋顶是斜披下来的等边三角形，三楼应当是有点像阁楼那样，天花板也是斜披下来的，到了房间的边上就变得很低了，住人不是很舒适，藏书倒是最适合。

　　二楼的右边房是书房，我发现他用的打字机是老牌的Remington，现在真是古董了。旁边那间原是夫人萧珊的书房，依然保留原貌——萧珊早在1972年就病逝了，那时巴金还在“五七干校”接受批斗改造，萧珊也随之吃了很多苦，包括挨打；病发时连医治都无门，最后总算进了医院却已无法治愈了。这些都是巴金在《怀念萧珊》那篇文章里，用沉痛但平静的语气叙述的。

　　再往里就是卧室，床头柜上有一张放大的萧珊的照片。记得我第一次见巴金时他就告诉过我：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家里伴着他。

　　既是西式洋房，主卧房当然有附设的浴室。连浴室里也有书架，上面也摆了许多书——其实浴室的水蒸气对书本并不好。衣架上还挂着一件男式睡袍，好像男主人还住在这里的样子。

　　馆方人员强调一切都照原摆设，尽量用原件而不用复制品，只除了一架钢琴——原件是萧珊用自己的钱买给女儿的，小林实在舍不得把它留在这里，搬出时带走了。

　　屋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展示品”是一口老式的箱子，一件有着“文革”烙印的遗物。那是一口陈旧的铜锁木箱，上面贴的封条还保留着，隐隐可见“三结合……封”的字样，原来是抄家时放没收物品的。想象当年来抄家的那些对“知识”和“西方”充满盲目仇恨的年轻人，来到这栋洋房，从里到外都不是他们日常见得到的精致物事和书香气息，怎能不格外寻衅？

　　出了屋子来到后院，比记忆中的院子整齐美丽得多，想必是后来那些年又整修美化了的。院子里有樱花树和枫树各一株，据说上个月还开满了樱花。我两次来是秋和冬，难怪对这些树没有任何印象。侧院有一栋独立的两层小楼，从前是藏书屋，现在楼下作为纪念品销售部，我买了两本设计精致的小笔记簿，和一个印了纪念馆图像的书袋。同行的朋友起哄，说楼上可以开一间咖啡沙龙，供文人雅士聚会……

　　我却在想：对于来纪念馆参观的年轻人、学生们，“巴金”这两个字，除了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名字，以及是前两年的电视剧《家》的原著作者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吗？

　　回想三十多年前的见面交谈，那时浩劫刚过，敢说真话的人绝无仅有。我问得直率，先生也答得直率，以致如前文所说，他在访问中的直言，在香港发表后传回内地得罪了一些人。他强调作家要有勇气和责任心，应该被尊重但也该专心写作，不要紧跟、不要歌功颂德；知识分子要有气节、不怕说真话；民主不是恩赐的，是要争取来的；中国不讲法治就无法现代化……

　　我故意问他1949年后作品锐减的事，他说：我们这辈老作家，从茅盾起，后来都没有写作品！这样的坦然直白令我心为之一震。说这样的话所需要的勇气可想而知，不仅要面对当时的政治禁忌，也是一个作者能否真正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他一语道破了他这辈作家1949年后创作窒息的事实。如今那些指导理论、条条框框、禁忌桎梏固然是没有了，但他所期许的作家要有勇气和责任心，知识分子要有气节、不怕说真话，民主要去争取，等等，还是非常遥远——有的似乎更遥远了。

　　那年他七十五岁，对我说要继续写五年直到八十岁，计划再写五本《随想录》、一本回忆录、两本小说，还有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往事与沉思》……他的口吻自信而自然，好像成竹在胸；然而年龄与健康状况延搁了他的计划，《随想录》虽然陆续在写，但回忆录和小说始终未写成，赫尔岑的书也只翻出第一册。

　　巴金晚年一直呼吁“说真话”，然而对有的事还是缄口未言，令许多人失望了。他在医院里躺了六年，备受煎熬，要求解脱却不得。那些年我去上海时，好友都劝我不要去探望，因为会不忍见他如此受苦……

　　而今这一切都成过往，在这栋优雅安适的纪念馆里，我想到的却是这些并不优雅安适的记忆，而为之深深慨叹。人的生命有限，故居可以整饬修缮，没有生命的木石都比人存在得长久。对抗遗忘，要在短促的生命结束前，留下一些能比较长久存在的记忆和遗泽，当是古今无数壮志难酬、抱憾而逝的仁人志士的愿望吧。而其中几人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纪念馆？巴金若是有知，他会希望在这座纪念馆里，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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