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充满悖论的一生

卢梭：充满悖论的一生

1762年6月9日，卢梭乘马车逃离巴黎，他因为出版《爱弥尔》一书而面临着逮捕。卢梭逃到了日内瓦，希望自己会受到欢迎，他1712年6月28日出生在那里。但日内瓦也对他发出了逮捕令。而今年，日内瓦正在大张旗鼓地纪念卢梭诞辰300周年，几乎天天都举行纪念活动，纪念他的口号是“人人可享的卢梭”。瑞士历史学家丹尼尔•法尔科说：“有什么能证明这位300岁的思想家的现代性呢？可以说他是生态学的创始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先驱和徒步旅行的鼻祖。”

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格雷姆•杰拉德说：“在19世纪末，尼采说卢梭是一只毒蜘蛛，用他的道德理论毒害了康德。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认为卢梭是一个拥护极权的人。但在今年6月28日卢梭诞辰300周年之前的40年间，卢梭的名声又恢复了。”

1742年，卢梭抵达巴黎时，还是一个身无分文、不为人知、没出过书、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无业日内瓦公民，他没接受过正式教育（虽然博览群书），母亲生下他不久便去世了，父亲是一个钟表匠，在他10岁时遗弃了他。到1778年卢梭去世时，他已经是欧洲最著名的人之一，是一位畅销书作家，成功的作曲家，写过多部专著和教育学、伦理学、音乐、宗教、语言、政治哲学、植物学方面的论著。卢梭被葬在巴黎的先贤祠，他的墓碑正对着先于他一个月去世的伏尔泰的墓碑。直到20世纪，卢梭被指责影响了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他仍是思想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

卢梭曾经说，他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人，此言不虚，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矛盾的话：“有时需要强迫人去自由。”他年轻时就写过一部很有影响的教育论著，却把自己的5个孩子都送进了育婴堂。他声称自己特别讨厌革命，但又启发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被罗伯斯庇尔等人奉为偶像。他通常被归为领导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但他在书中曾经称赞无知，说艺术和科学会败坏人的品德。他倡导民主，但又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当时的欧洲唯一能够实现民主的地方是偏僻的科西嘉岛。他在世时，他的许多崇拜者是妇女和贵族，但他憎恶女性，且不喜欢、不赞成有钱人（“讨厌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冷酷、他们的偏见、他们的小气和他们的罪恶”）。他是他那个年代最令人敬佩、最有文采的作家之一，他却没受过正规教育，娶了一个不识字的缝衣工为妻。他是畅销书作者和作曲家，却认为书籍和音乐毫无用处，崇拜古代容忍不了书籍和音乐的斯巴达人。

卢梭的歌剧作品《乡村占卜师》在1752年首演时曾风行一时，但现在几乎已经不再上演。他说《爱弥尔》是他“最好也是最重要的著作”，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书中引发争议的预设和指导方针都已经被其他教育理论取代了。但卢梭的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哲学至今仍然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

比如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虽然写出时没有获得第戎学院的奖项，但出版后引发轰动，对自然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持久的影响。书的开头叙述了人类最初所处的自然状态。这一叙述是猜测、假设性质的，但对关于人性和社会与政治生活起源的论辩产生了巨大影响。按照他田园诗般的描绘，最初人类天真、纯朴、幸福、和平，导致伏尔泰讽刺说感谢卢梭反人类的新书。书的第二部分勾勒了社会的到来，以及随之出现的具有侵略性的、自私的人，以及人与人开战、不平等、不公正和剥削肆虐的状态。

社会契约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版于250年前的1762年，提出了《论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出的困境的解决方案。这本书立刻受到了法国国会的谴责，跟伏尔泰、休谟、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一起被梵蒂冈列为禁书。对此卢梭并不感到意外，但令卢梭感到震惊和沮丧的是，这本书在他的家乡日内瓦也被禁了。当局命令烧毁该书，如果卢梭敢于再次踏足日内瓦就逮捕他。这深深伤害了卢梭，因为他一直为自己是日内瓦人而感到自豪，他的书都署名“日内瓦公民”，并把日内瓦的宪法视为模范。

当时，连相对自由、宽容的阿姆斯特丹也宣布禁止《社会契约论》，好像整个欧洲联合起来反对卢梭，他被迫逃走。卢梭绝望地逃往了英格兰，一个他鄙视的国家，他在《忏悔录》中说：“我从来没喜欢过英格兰。”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说，英格兰虽然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那绝对是错的，它只有在议员选举期间是自由的。一旦他们当选，就变成了奴隶制”。即使如此，英国给了卢梭其他国家不愿意给予的庇护。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西方政治哲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它独特地融合了古代和现代因素。卢梭在书中说，法国旧制度的君主专制和伏尔泰等哲学家偏爱的开明专制都不符合他在书中阐述的“政治权利的原理”（该书的副标题）。卢梭的出发点是当时许多政治思想家如洛克和霍布斯提出的假说：政治生活是非自然的，因此必须建立在同意和人类的创制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完全是现代的。但他提出的同意的模型是古代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形式的，他认为斯巴达人和罗马人最清楚如何激发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对形成共同意志来说是必需的。因此他是一个有着古人灵魂的现代人，用他独特的现代性形式反对自由主义。

18世纪，法国乔弗朗夫人的文艺沙龙情景。在场的人中有哲学家卢梭、阿朗贝尔、朱利叶•德•莱斯皮纳斯等

该书开头就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跟包括伏尔泰在内的许多人不同的是，卢梭并不想打破政治生活的纽带，回到前政治时期田园诗般的自然状态，相反，他指出政治纽带可以变得合法化——统治和被统治者不再不和。这种不和是极权统治的特征，权力是强加到人民头上的。卢梭把那些帮助立法并接受法律约束的人称为公民，公民一起制定自己的法律，他们服从的不是某个人而是自己，被统治之后他们仍跟之前一样自由。卢梭认为这是唯一合法的政治形式。

在卢梭看来，统治权应该以公意的形式掌握在人民手中，公意应该是法律合法性的来源。公意不只是每个自私的个体的意志的相加，当公民问什么是共同的利益，而不是问什么对自己有好处时才会形成公意。但卢梭认为，这种公共精神不是自然生成的，因为我们天生都是自私的，因此必须人为地培养这种精神，采用一系列促进人际感情的建制和做法。这些建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所谓市民宗教，让个人更喜爱他对共同体的责任而不是更爱自己。卢梭认为，基督教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因为它只要求奴役和服从。他说：“再也没有比基督教更违背社会精神、更偏爱专制的了。”所以《社会契约论》一书被新教的日内瓦和天主教的巴黎禁止。卢梭提出的另一种使自私的个人考虑公益的手段是立法者，这样的人能够借助神来说服人们使自己的特殊利益从属于公益，这是公意的统治的前提。

卢梭认为，最能体现自然状态人的独立性的是孤独者，而非公民。卢梭所说的孤独者不同于哲学家，孤独者撤出社会不是为了去思考，而是为了去感受。文明人回到原始状态的方式是经由情感而非沉思。卢梭所说的孤独者不是苏格拉底那样的人，每天在市场上讨论美德，更像梭罗和托尔斯泰式的人物，退到边缘，把自己看做社会的良心。他像一位艺术家或波希米亚派，其特征不是爱好哲学或智慧，而是审美能力更强。在卢梭看来，这种个人主义是罕见的、珍贵的人类成就，而不是民主社会普通人的特征。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中赞同卢梭的这一观点，说民主社会教育人们相互协作，却忽视了人们孤独时成熟起来的美德。

卢梭体验到的文明的异化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变得很彻底，他开始寻求躲避人的陪伴，以便在一个彻底堕落的年代独善其身。他最后的结论是没有疗救的希望，“祖国”和“公民”这类字眼应该从现代语言中抹掉。去世前他断了一切念想，他最后的著作是未完成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认为逃离文明、躲到偏僻的乡下是君子唯一的选择。他认为自己跟苏格拉底一样，是一个活在邪恶年代的好人，当代人被他们的罪恶蒙蔽，看不到他的善良，因此攻击他、诽谤他。

附：

●雪漠作品专卖：http://shop35991997.taobao.com/

●雪漠墨宝义卖：http://www.xuemo.cn/list.asp?id=89

●《无死的金刚心》卓越网专卖：http://www.amazon.cn/%E6%97%A0%E6%AD%BB%E7%9A%84%E9%87%91%E5%88%9A%E5%BF%83-%E9%9B%AA%E6%BC%A0/dp/B007VX0VSU/ref=sr_1_1?ie=UTF8&qid=1335400266&sr=8-1

●《无死的金刚心》当当网专卖：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726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