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布拉姆斯：百岁的老派批评家

艾布拉姆斯：百岁的老派批评家

    今年，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将迎来他100岁的生日。我两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曾亲耳聆听过艾布拉姆斯的一次讲座，题目是“诗歌的第四维度”。艾布拉姆斯从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谈起，讨论了小说主人公亨伯特对12岁少女洛丽塔的畸恋，分析了其中的心理、道德因素，然后转向关于诗歌的第四维度。他说诗歌的第一维度是我们看见的词汇，第二维度是这些词汇代表的语音，第三维度是它们的词义，而第四维度是朗读一首诗歌时发出的声音所传递的乐感与信息。他认为一首诗的美感只有在朗读时才能被充分表现出来，而诗歌的这第四个维度往往被学界忽视了。

　　在讲座中，艾布拉姆斯分析了6首诗，然后朗读，分别是W·H·奥登的《在这座岛上》、狄金森的《一只鸟落到人行道上》、华兹华斯的《惊喜》、丁尼生的《血红花瓣沉睡了》、道森的《西娜拉》和阿蒙的《楼房》。他不愧是研究诗歌的大师，能够发现一般读者可能忽视的细节和隐秘。而他的朗读也抑扬顿挫，错落有致，浑厚悠扬，悦耳动听。

艾布拉姆斯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镜与灯》，他提出在浪漫主义出现之前，人们一直把文学理解为反映真实世界的一面镜子，而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派诗人来说，诗歌是照亮世界的一盏灯。艾布拉姆斯对文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文学的四个构成部分。他用图示来表示：

　　世界

　　文本

　　作者 读者

　　艾布拉姆斯把文学理论分成四大部分。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他称之为模仿的理论，也就是普遍认为的诗歌（文学艺术）模仿自然（客观世界）。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构成他所谓的实用理论，也就是诗歌的教化与愉悦功能。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构成表现理论，也就是诗歌表现诗人的理想信念和永恒的普世价值。而抛开文本与作者、与世界、与读者的关系，仅仅关注文本自身的构成以及各成分之间的内部关系，构成了客观理论。客观理论也是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以及此后的结构主义批评所倡导的理论。

　　艾布拉姆斯认为，人们在分析一首诗或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三个方面，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范畴和评判作品价值的标准，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意见、观点的分歧。而对于一首诗、一部文学作品的多元理解，不同观点、意见的兼容共存才是正确的途径。

　　艾布拉姆斯1912年7月23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一个犹太家庭。1930年他进入哈佛读本科，选择了英国文学，因为照他自己的话说，“反正毕业了也找不到工作，我宁愿选择饿肚子，也不愿意选择既饿肚子还要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在读本科时就写出一本书《论吸食鸦片产生的幻觉对德·昆西、克拉布、弗朗西斯·汤普森和柯勒律治创作的影响》，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批评才能。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他拿到英国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到那里学习一年，师从i.a。理查兹。他在《镜与灯》的序言里说：“本书的雏形是在剑桥大学i.a。理查兹的指导下研究约翰逊和柯勒律治时产生的。”

　　如果给艾布拉姆斯一个确切定位的话，那么他是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专家。然而我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发现，他的兴趣、他的知识不仅限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他与解构主义理论家展开了论辩，写了一系列的论文阐明自己“老派读者”的立场，这些论文收在《以文行事：批评理论文集》一书中。艾布拉姆斯与20世纪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新理论辩论，坚守古典文学审美标准和传统人文价值观。

　　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批评理论是新批评。该理论认为文学“以自身为目的”，具有内在的本质和独立性。新批评理论家认为，研究文学作品必须把作品视为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就其“逻辑结构”和“局部肌理”进行阐发和细读，寻找其多重“张力”之间的平衡或由反讽、复义、悖论与意象结构所组成的“有机整体”。韦勒克和沃伦提出对文学作品进行纯粹的“内部研究”，而把探究作品的起源、作者的创作心理、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作品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统统称之为“外部研究”，是批评误入歧途的表现。

　　艾布拉姆斯认为新批评是典型的客观说，这种观点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得到阐释，在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济慈身上得到体现，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艾布拉姆斯首先承认新批评人们从新的视角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野，开拓了新的领域。同时他指出新批评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割裂了文本与作者、读者和世界的联系，因此对作品这样的单一解释是片面的、不完备的。

　　艾布拉姆斯赞成布拉德利关于诗的本质的论述：“诗的本质既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也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复制，而是一个自身的世界，独立的、完整的、自治的；为了完全理解诗，你必须进入那个世界，遵循它的法则，忽视属于你所在的现实世界中的信仰、目标和特殊条件。诗和现实是平行发展、永不相遇的。它们是类似的，却又完全不同，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的存在。”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集中展示的，就是布拉德利的这一观点。

　　针对韦恩·布斯质疑他在《镜与灯》和《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中没有讨论文学批评的方法，艾布拉姆斯说自己是依靠直觉来构思、研究、规划、综合、分解、整合的。他借由感觉来判断对错是非、欠缺冗余、是否可信、是否得当，而他的直觉是建立在感受、阅读和思考的专业技能之上。布斯认为艾布拉姆斯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是“一本怪异的书”，强加给读者许多十分离奇、毫无根据的断言。艾布拉姆斯回答说，不存在一个名为“浪漫主义”的抽象实体，更无法给它的本质特征下定义，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关于浪漫主义的确切、正确、全面的解释，因为这个词最初只是文学史家们为寻求便利而使用的。

　　希利斯·米勒批评艾布拉姆斯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存在一个“标准谬误”，即文本“有一个单一、不含糊的意义”。米勒认为，同一个文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不存在一个真正正确的解释。米勒进而认为，我们在文本中找到的也只是我们自身强加于它的意义，因为“阅读……是将意义置入文本，文本自身没有任何含义”。艾布拉姆斯回应说，他认为所有复杂的文本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含混，有些时候甚至无法解释。但是作家书写的语句设计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核，尽管这些语句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阐释，而且根据不同读者的气质和阅读经验，它们可能会引发意义的摆动和偏移，但它们传达出来的中心内核通常能够被有能力的读者理解。从米勒的质疑和艾布拉姆斯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后结构主义和传统理论家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在文本中存在一个可以被多数读者达成共识的意义。艾布拉姆斯提倡批评的多元化，视角的多样化，认为多重视角的整合能够得到“深度视角”，有望接近人文真实的全部。

　　艾布拉姆斯在“《利西达斯》的五种类型”一文中，综述了关于弥尔顿的《利西达斯》的五类批评范式，提出了对该诗的第六类解释。第一类解释是把弥尔顿这首诗看成作者对朋友爱德华·金之死的一首挽歌。第二类解释是，该诗是关于弥尔顿自己的，爱德华·金只是诗歌里的借口而已。第三类解释是，这首诗不存在情感，诗人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段展现了某种戏剧性结构。第四类解释是，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其意象的演化与整合，使得每一行都具有丰富的完整性。第五种是原型批评，认为它是“死亡和复活意象紧密结合的混合体”。艾布拉姆斯认为这五种解释都有顾此失彼的缺陷，他提出最好的补救办法就是紧扣弥尔顿的文本来阅读，结论是：这首诗是一个乡村歌唱者怀念一个死去的、诗人兼牧师的牧羊人。

　　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米勒批评的答复。艾布拉姆斯自嘲地说，他本来是要将五种类型的批评融合为一种，结果反而又追加了第六种，而这就是所有批评家能够做到的。评论文章不是展现给读者一首诗，而是对于该诗的描述。艾布拉姆斯认为，对这首诗最切近的阅读是将它看做自身的对象，对它的最好阐释是能够考虑诗歌实际的顺序、强调和情感影响，适用于诗的所有部分，而且自身连贯一致，能够与弥尔顿文学思想和思维上的承继以及他鲜明的诗歌规程保持一致。这里艾布拉姆斯坚持了文学批评的多元性，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文学作品本身没有意义，可以任由批评家随意阐释的观念。

　　25年后，艾布拉姆斯对这篇文章又做了补充，提出诗歌的诠释涉及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过程：一是语言性阐释，试图通过英文句子所构建的事件顺序来阐释含义；二是批判性阐释，利用某一艺术性假设把握诗歌的整体结构，理解各个部分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语言性含义由读者的共同阅读实践建立起来，不会屈从于任意的歪曲。相反，它为批评家的相互讨论提供一个平台，对诗歌的批判性阐释加以甄别，判断它们是否因为过于勉强而无法立足，是否属于合格的阐释。

　　关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艾布拉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德里达的文本居所是一个回声荡漾的封闭房间，在这里，意义缩减为永不停歇的模仿性言语，符号也幽灵般地不在场，符号与符号之间上下左右荡漾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它们既非为人所欲，自身也无所指涉，只在虚无中喧嚣一片。”艾布拉姆斯认为，希利斯·米勒继承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把批评家分成“谨小慎微型”和“天马行空型”，前者指以艾布拉姆斯为代表的传统批评家，后者指德里达、米勒这类解构批评家。传统批评家认为，批评是一种理性的、或者说可以理性化的活动，具有普遍的操作原则、可以认定的事实和可以衡量的标准。而米勒则认为，“作为一种阐释模式，解构的工作方式是小心翼翼地进入各个文本迷宫……解构不是对文本结构的拆解，而是展示文本已然拆解了自身”。

作为一位“老派读者”，艾布拉姆斯争论的对象不仅仅是米勒、德里达，而且还包括斯坦利·费什、哈罗德·布鲁姆、韦恩·布斯、莫尔斯·佩克汉姆、诺斯罗普·弗莱、菲利普·惠尔莱特这些现当代著名批评家。他说德里达能够把任何文本都解构成无数不可确定的表意行为的悬置，费什能将文本预设成错误前提下创造性冒险的场合，布鲁姆能把文本读成对任何选定的先辈文本的野蛮扭曲。这些替代性策略实际上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保证发现新的意义。但是这些“新派读者”心知肚明，他们在玩一种双重游戏，读别人文本时引入他自己的阐释策略，想和自己的读者交流其阐释方法和结果时则默契地依仗既定的规范。

　　在新派读者们看来，艾布拉姆斯可能有些冥顽不化的味道，然而从常识、常理和常规的角度来判断，艾布拉姆斯坚持的正是数千年来西方的文化批评传统，这个批评传统在历史上曾经受到过挫折、批评、压制甚至否定，但是它在进程中吸收了不同理论流派的精华，丰富了自身。20世纪的新批评也好，解构主义也好，新历史主义也好，都曾经或者仍在喧嚣一时，但最终会归于沉寂，而受到数千年文化滋养的批评传统会不断丰富、发展，历久弥坚。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说，20世纪初的新批评统治了西方半个世纪，后来遇到了原型批评这个严肃的对手。解构主义仍然会强劲一个时期，然后走向衰落。它们会如黑格尔所说被“扬弃”，也就是中断，但会在另一个层面延续。这个更高层面就是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它在若干世纪中已经显示出延续性的价值。

艾布拉姆斯是一位豁达乐观的老人。对于20世纪这个所谓的“批评的世纪”，艾布拉姆斯有这样的评价：这个批评叙事的时代，依据人们观点的不同，可以被看成最好的时代，也可以被看成最坏的时代，但是无可否认，这是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时代。（高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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