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雪漠小说人生抗争的积极向度

论雪漠小说人生抗争的积极向度

哈建军 （兰州大学文学院、河西学院文学院）

《小说评论》2012年02期

雪漠以《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三个长篇，以“大漠三部曲”的形式，表现了西部人顽强地进行人生抗争的故事。雪漠对生活认真思考来自他亲历的生活体验，他的这几部小说关注的是普通人——或曰“底层”，或曰“大众”，或曰“弱势群体”，前景是西部农村，背景是正经历着天翻地覆变化的中国社会，线索是农民的苦难，以“死亡”和“苦难”为节点诠释了西部人对待人生、人性、情感和灵魂的态度，同时，作品也显现了农民身上“阳光”的一面。雪漠看到了农民的现状，也思考农民的未来，他并没和中国某些乡土作家那样，用锐利的目光剖开农民的灵魂，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冰冷的、带刺的语言解析农民的命运，而是用温情和关爱抚摸这些生活在底层、尽力地挣扎着的农民的灵魂。雪漠的作品融入了他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追问，他所表现的以凉州人民为中心的人生抗争方式正是现代人进行人生抗争的主要向度。

一、面对现实、正视苦难

小说中农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来自自然环境，如干旱、少雨、寒冷，植被少，风沙大，豺狼多，矿产资源匮乏，工厂企业稀少，比起城镇来，显得偏远、闭塞、贫穷、落后，有时也会显得凄清、寥落。二是来自社会环境，如人们的知识水平不高、思想认识保守、信息资讯闭塞、生活圈子狭小、观念习俗陈旧、迷信意识严重。但是雪漠并没有在小说中刻意用“苦情”来吸引读者，而是表现了农民面对现实、正视苦难的勇气，表现了农民突围关隘、走出苦难的努力。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被生活环境的恶劣和残酷所吓倒，并没有流于悲观，或是淹没于苦情中，而是镇定地去面对：生活中少不了要忍受饥饿、寒冷、窘迫、恐惧，少不了要忍受苦难——这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小说中的人物可以为了摆脱生活的窘迫而出走，但是他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顽强地前进着，在现实苦难面前，表现出了从容应对的冷静和镇定，流露出了一种坚韧的品格，用老顺的那句口头禅就是：“老天你能给，老子就能受”。

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上人们，对生活的苦难习以为常了，他们从思维意识中已经习惯了苦难的不期而遇，往往采取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接受心态，接受了要在苦难的生活环境安身立命的现实──苦难是生活赋予他们的一种本真状态。老百姓也明白，这些苦难不是谁的过失带来的，非人力所为，也是难以抗拒的，克服眼前的苦难去生活，这是他们的“命”。所以需要承受，只能去面对，从容地处理眼前的苦难。在《大漠祭》《白虎关》等小说中，孟八爷、老顺、月儿妈、兰兰、莹儿等人物的言谈举止最能体现这种心态：当你认清了，苦难也没啥，埋藏在心里或许会发酵成一种前进的动力。用作品中的一句话说：“许多时候，折磨你的，其实是你把持不住的心。”（《白虎关》460页）这种用心去接受生活现实、正视苦难的心态，并非麻木无知，也非懦弱或软弱，而是迎难而上的坦然。所以说，承受苦难，正视眼前的一切，这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生活的理念。雪漠赋予人物正视现实、正视苦难的质素，和臧克家诗中的“坚忍主义”颇为相似，能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引导力量。

二、不甘沉溺、思危自救

雪漠小说中的农民已习惯了生活中的苦难，但是他们不甘心苦难会这么持久地困扰自己，不甘心久困其中而陷入麻木，不甘心命运之神只眷顾他人，而是把生活的苦难问题归结为自身的认识论问题，认为有什么样的内心就会有什么样的“命”。

雪漠的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在思考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思考如何才能使生活变得更好一点，这在孟八爷、兰兰、莹儿、灵官、猛子等人物形象上体现得比较明显。猛子妈经常鞭策儿子的一句话是“大头烧山药”，老顺对儿子的鞭策之语是：“肩膀上扣的是谷糠盆子，没一点脑子。”（《白虎关》478页）这几句话看似揶揄，实为激励，说这些话不是要贬低儿子，而是提醒儿女们要学会思考生活。孟八爷是个典型的对生存环境考虑得比较“大度”的长者，他宽厚善良的秉性表现出了“保护大家就能保住自我”的心态，表现出了“留住青山就能留住生存之本”的生活体认，是个令人尊敬的、很大气的人物形象。

此外，卑微、老实、卖井水为生的豁子，工于心计而又善于被人差使的炭毛子，性情软弱的炒面拐杖、见钱眼开的毛旦，“调皮骡子”花球，粗豪、嗜酒的赵三，见书一脸茫然而又浑身机灵的白狗，无钱圆大学梦只好当盐工的宝子，死守荒漠牧羊为生的黄二等年轻一代的农民，比起老顺、徐麻子、齐神婆、黑皮子老道、猛子妈、月儿妈、王秃子这些古板一点的农民来，更是不甘于被既有的生活惯性吞没，而是多了几分居危思变、突围自救的豪气。是生活警醒了他们要去思考，不思考就会被身边和自己一样穷的人也看不起，而他们一思考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正处在生活的水深火热之中，每个人其实都不甘于现状。思危图变，不沉溺于对苦难的抱怨，不止步于承受苦难和忍受现有生活局面，而是寻求突破，是雪漠对生活于底层的民众的期待和寄托。这种突围现实的冲劲，与命运抗争的斗劲，是雪漠在这些贫困农民身上归结出来的一线亮点。

三、走出家门、谋求新生

人们生活得简陋贫寒不说，还要承受灵魂的焦虑、情感的折磨。桎梏于其中，生活就是一口枯井；人困在其中，就会感到生得沉重、活得窒息。赵园在论述农民的城市向往和离土倾向时说：“实际生活中，离土行为或者与农耕的发生同其古老的吧。土地的束缚必然同时推动挣脱与走出，桎梏势必强化背叛冲动。”①赵园还断言：“农民爱土地；但当土地不足以维系生存或限制了可能的发展时，他们选择中的气魄与勇毅，或许远远超出了知识者的想象。”②雪漠笔下的人物并没有被生活的残酷吓倒，虽活得悲苦，但是不颓废，不悲观厌世，而是人人思危。尽管他们的努力一时也还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面貌，但他们还是尽力在寻找可以改变现状的机会，以克服眼前的困顿局面。所以作品对人物又赋予了一种秉性，就是在忍受中谋求新生。可以看出，从《大漠祭》到《白虎关》，人物在苦极了、累极了时，会有一种相似的心态，会采取相似的行动，那就是：走出去，谋求新生。

在这几部小说中，有知识气息的灵官是一个走出家门，谋求新生的典型。他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事业和爱情都很遥远时，他毅然决然地走出家门，哪怕是丢下魂牵梦绕、苦苦守候他的莹儿，从眼前的这口“枯井”中“逃生”了。他或许是到了别的乡村去寻求“和谐”，或许是进了西部的城市谋求发展，也或许是去了中国的东部去领受现代文明的绚丽韵致，正如有评论者说：“沉默的西部是一个精神的召唤结构，它召唤精神游历者来西部‘寻梦’，在西部思考，在西部的多民族社会和大漠草原中发现无尽的精神蕴藏，又借此创造新思想。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东部中国仿佛丰腴的丽人，‘诱惑’西部的知识者‘东游’，借以领略现代文明的风韵。”③只是在《猎原》和《白虎关》中，作者再没细致描述灵官走出去之后的情形，读者也不知道出走之后的灵官在经济收入、婚姻、爱情等方面怎样，不知道后来的他会不会也像双福一样从创业中崛起，不知道知识还能不能改变命运，但是这种“未知”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能走出去，已经是对桎梏的一种摆脱，无论怎么说，灵官是一个从承受走向反抗，在不甘心中迈向新生的真实信号。

四、批判城市、见素抱朴

孙玉石先生在以郭沫若为例论述城市诗中的反城市意识时说过：“诅咒与批判城市的畸形发展造成的污秽、丑陋、罪恶以及由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产生的人的精神异化，始终是与城市诗产生相伴随的现象。”④其实，以批判的视角审视城市，“反抗与诅咒城市的罪恶”的思想，不仅仅是诗人有之，不仅仅是郭沫若、老舍、沈从文、钱钟书有之，也非仅仅是城里人有之，进城的农民和那些被“城市文明”罩以“失衡感”的人都有之。

城市的确给了农民许多向往，但城市不是农民想象中的天堂。一是因为在城市里，竞争就是一种排挤，比在农村更直接、更激烈，农民很难在城市里扎下“根”。二是农民不能从容地选择自己想要的，无法清晰地分辨城市的病态行为，也就无法熟练地抵御城里的各种诱惑，他们欠缺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会感到局促和紧张。三是虽然农村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而且进程很快，但是农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丧失一些东西，比如坦然的节奏、淳朴的民风、节俭的习惯等。农村中有朴素的宗教，甚至一些带有迷信意味的民间信仰，这都是农民们自觉维护的公信力，但是到了城市，价值观被重置，公信力被打破，农民成了被动的跟随者，会感到更无助、更无奈。四是城市里，人的“异化”比农村更为严重，且往往是人被“异化”而不觉。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必将面对两重依赖，一是人对人的依赖，二是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解放就是解决人对人和物的依赖。当人还不能摆脱这两重依赖时，或者说人的这两重依赖被加强时，人就面临了“双重的异化”，人就会更加不自由。城市中，无论是人的生存还是发展，都对人和物的依赖性更大了，人被异化得更厉害了，这种异化会给农民带来心灵的不适，带来更大的压力，加剧了农民心中的不平衡感、不满足感。

所以，当那些进城者被城市洗涮一番之后，对城市的热情和信心就缩水了，他们会发现城市对他们其实非常冷漠，还会把城市文明病传染到乡村角落，悄悄地污染他们原本单纯的心灵，消耗他们的青春，甚至夺走他们的生命，给他们再次带来苦痛和灾难。当城市渐渐地把欲望之手伸到了农村大地时，他们对城市就会由羡慕变成批判，反抗城市对农村的“吞噬”，反抗城里人对农村的歧视和挤兑，申讨城市文化对进城者的无情异化”。这在月儿、双福等这些进城者的眼里看得最为真切，也正是在他们的心态变化中，反映了批判城市、见素抱朴的意向。

雪漠对乡村的温和、平静、真诚、善良充满了怀恋，对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和漠视却充满了愤慨。譬如作者在描写兰兰、莹儿、月儿这些农村女性时，总是带着温情和关爱；描写孟八爷、老顺、灵官、猛子、白狗和北柱等农村的“爷们”，从心底是同情他们的，尽力写出了这些农民客观的无奈。然而写到城市时，总是带有谐谑的口气，语词甚至有些尖刻，在不露声色的讽刺中表现了作者的批判态度。

在雪漠用浓情的笔墨写月儿的遭遇时，我们仿佛听到了他申斥城市文明病、反抗城市欺凌农村的铿锵之声：城市把贪婪之手伸向那些原本天真可爱的少女，击碎了她们的青春梦想，同时把贪婪之手伸向沙娃们的腰包，掏去他们的忠厚和本分。雪漠让读者看到：农民进了城是无根的浮萍，城市的节奏与规则很快会把无根的人变成残花败柳，成为多余人；城市里时兴的，未必都是好的，有的东西并不值得农民们去羡慕和模仿；城市的海市蜃楼对他们是假象，有时会动荡他们的家庭，动摇他们生活基础。在《白虎关》《猎原》和《大漠祭》中，多处细节描写抒发了批判城市、反抗虚伪、反对倚强凌弱的情怀，对于见素抱朴的生活倒是给予了很大的认同和关怀。

毋庸置疑，一个作家写小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外乎是“人”、“情”、“事”、“理”，而“人”是最重要的。作品真正能感染人、震撼人的，不是那些琐碎的事件，而是人物留下的整体印象，以及对读者心灵的指引；小说若是从人的生存出发，落脚于人的发展，定会激起读者对未来的畅想。雪漠并没有像“启蒙主义作家”那样，着力去刻画农民精神上的麻木与迟钝、性格上的自私与怯懦、心灵上的迂腐与灰暗，从而表现作家的“哀其不幸”的无奈。雪漠通过对西部农民人生抗争的挖掘，希望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能唱响一种可贵品质和积极向上的力量。所以他将西部农民视为有情有义、爱面子、注重尊严的“人”来写，他看到了农民的真情与热忱，也写出了农民的可亲与可爱，表现了农民改变命运的努力，凸显了农民身上可贵的求生姿态。当雪漠将一代农民的精神世界糅合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时，当他把自己积极入世的信念和对人性复归的愿望与农民灵魂深处的那种抗争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时，也就给读者带来了“一抹阳光”，使读者能借鉴普通人积极拼搏的一面。所以，我们读《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这样的作品时是感动。雪漠讲述了朴素的人生故事，穿插着宗教对人的来世的指引，对当代人的集体人格进行了正面的审思，所体现的人生抗争直指当代人的核心价值理念，不仅给当下的农民送去了鼓舞，也使城市的市民读者受到了启发。

本文为2011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河西当代文学研究”（编号：1109-10）的成果之一；兰州大学201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成果，编号：11LZUJBWZY081。

注释：

①②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75、76页。

③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112页。

④孙玉石：《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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